宋朝有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抢儿子是真，用狸猫换太子却是子虚乌有。有了儿子，对刘后意义非凡，可以说，她用这个儿子换来了皇后的位子，继而换来了大宋的天下。

刘娥精明过人，自然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她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视赵祯如己出，精心抚育，母子感情十分融洽。刘娥因为年纪已大，怕精力不济，又笼络了比她年轻得多的杨淑妃一起来照顾赵祯。杨淑妃善良宽厚，对赵祯十分细心。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从小就叫刘娥为“大娘娘”，叫养母杨淑妃为“小娘娘”。宋宫中称母后为娘娘，称皇后为圣人。

宋真宗非常疼爱赵祯，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正式下诏册立八岁的赵祯为皇太子。

而真正的母亲李氏在整件事中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表示赞赏之意。但宋真宗对李氏颇感愧疚，于是经常召幸李氏，李氏又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女儿。李氏因此晋封为才人，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分。不幸的是，李氏所生的小公主不久后早夭，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毁灭。很难想象李氏沉静的表面下怀着怎样的痛苦，她生下儿子不能抚养，更不能相认，这种巨大的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然而，李氏一直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

而刘娥却因为李氏的儿子当上了皇后，继而权势熏天。刘娥因为没有什么亲戚，便让前夫龚美留在身边效力。龚美改名刘美，与刘娥以兄妹相称，自此青云直上。在刘娥的支持下，刘美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谁又能想到，当年的银匠竟然靠着前妻发了家。

刘娥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丁谓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巡视。大礼结束后，宋真宗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宋真宗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宋真宗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宋真宗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宋真宗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宋真宗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宋真宗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宋真宗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显然，这是在为宋真宗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宋真宗畏惧刘娥的事实。刘娥前来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只能说没有说过这话。实际上，到了宋真宗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退一步说，即便寇准此举成功，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娥身为太子之母，依然能够干政。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刘娥一定要抢夺李氏之子的原因。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宋真宗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宋真宗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宋真宗不满刘后擅权，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宋真宗和皇后刘娥。宋真宗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宋真宗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宋真宗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他还感到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群臣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却不敢告知宋真宗实情。宋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娘家势力单薄，总让刘后感到不快。有好事者揣测刘后心思，将内情传出，结果一时之间有成千上万个姓刘的人来自认是刘后本家。刘后大喜，来者不拒，全部给予厚赏。京师中姓刘的人家竟然都成了富家大户。

那位先是丈夫后是兄长的刘美荣华富贵，自不必说，凡是与刘美沾亲带故的人无不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刘美女婿马季良是茶商出身，不学无术，完全是靠岳父的荫庇才入仕为官。不仅如此，刘娥偏要马季良担任史官。史官需要考试，刘娥知道马季良的斤两，便指派主考官晏殊等人当场替马季良答卷。这就是考官代笔学生答卷的旷古奇闻。后来马季良不但进了史馆，还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

注：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七岁应神童试，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同试廷中，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赐同进士出身。晏殊在当时地位很高，是著名的婉约派词人，《宋史》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擅长词令（长短句），尤擅小令，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名作《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十分脍炙人口。历有“此宗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的评价。晏殊礼贤下士，经常提携后进，范仲淹、韩琦、孔道辅、富弼（晏殊女婿）等后来名重一时的重臣都是他提拔推荐。

当时，太子赵祯非刘后亲生的事实广为人知，虽然太子本人还不知道，但想以此来离间刘娥和太子关系的人大有人在。古往今来，为皇权杀亲子的亲生父母不绝于史，何况刘娥始终只是个养母。朝臣们很是为太子的处境担忧。副宰相王曾便通过刘娥姻亲钱惟演进言说：“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不定，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深以为然。再说，她抚育太子多年，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早就有了一份深厚的母子之情。如此，才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机可乘。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几日后，死于大内延庆殿，时年五十五岁。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

当时一直有种传闻，说宋真宗担心太子年幼，打算将太子托付给八弟泾王赵元俨（即戏曲中八贤王的原型）。据说宋真宗临死前，曾经向病榻前的众大臣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当时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宋真宗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的八弟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赵祯。刘娥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对群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泾王赵元俨听说此事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

这种传闻应当是朝野上下对刘娥干政不满的表现，但却不是事实。宋真宗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宋真宗这才稍稍安心。到了宋真宗晚年，刘娥权势极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宋真宗应该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留下遗诏，尊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由刘娥全权处分。实际上，这是将太子赵祯托付给刘后，让刘娥掌握了宋朝的最高权力，也是保全太子赵祯的唯一方法。宋真宗为了太子顺利即位，用心可谓良苦。从此，宋朝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史称“章献垂帘”。

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势上到底怎么安排？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预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自然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未经刘后首肯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正巧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此事被王曾揭发出来。王曾一石二鸟，还捎带上了丁谓，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二人“包藏祸心，欲置皇堂于绝地”。丁谓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刘娥垂帘听政的地方为自己辩护。正当他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说：“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显然，不论丁谓有错没错，刘娥已经决定趁这个机会铲除掉丁谓一伙人，所以，连辩护都懒得听了。不久，雷允恭被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今海南），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前面讲过刘娥对自己家的亲属大力提拔，但她却严防朝臣结党营私，为此，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对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刘娥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大臣任人唯亲，形成强大的个人势力。

难得的是，刘娥将喧嚣一时的“天书”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宋真宗的永定陵（今河南浚县西南），总算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停止了宋真宗晚年推崇道教的宗教活动。刘后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再讲宋仁宗生母李氏的结局。宋真宗死后，刘娥封李氏为顺容，从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这样，李氏就被彻底地赶出了京城，再也无缘与亲生儿子见面。

刘娥还派人寻访到李氏失散多年的弟弟李用和，在朝中当了个小官，既有笼络李氏之意，又可以将李用和作为人质。

宋仁宗即位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李氏一死，刘娥总算去了一块心病。她不想声张，打算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宰相吕夷简听说后，当着刘娥和宋仁宗的面入奏说：“臣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勃然变色，立即将宋仁宗拉进后宫，然后才单独召见吕夷简，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宫女病死，当宰相的有过问的必要吗？”吕夷简说：“我身为宰相，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大怒：“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聪明异常，立即领悟这话中的深意，于是下旨厚葬李氏。

注：吕夷简，字坦夫。先祖莱州人，其祖父吕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进士及第，开始了官宦生涯。后来还考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的选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为殊荣。吕夷简的同族父辈吕蒙正，是历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宰相的名臣，他对侄子吕夷简相当赏识。当时吕夷简还是个官职不高的小官，吕蒙正却“以宰相期之”，认为侄子将来定然能成大器，非当上宰相不可。

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还用皇后服盛殓李氏。李氏的父母也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由于事情监护周密，宋仁宗对此毫不知情，刘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娥对权力越来越热衷。宋仁宗已经二十岁出头，刘娥仍然不肯还政。大臣们看到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请求太后归政。刘娥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将上书者贬斥出朝。

不仅如此，刘娥还想效法当年的武则天，当当女皇帝的瘾。有一天，她突然向参知政事（副宰相）鲁宗道发问：“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鲁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贵戚用事者都很害怕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鲁字是个鱼头）。鲁宗道听了刘娥的话，立即领悟出话外之音，斩钉截铁地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她几乎危害了大唐的社稷！”话一开场就不投机，刘娥也试探不下去了。

有个善于趋奉的小官方仲弓奏请刘娥仿照武则天宗庙的方法，也给刘氏建立七座宗庙。鲁宗道提醒说：“若立刘氏庙，将来的皇帝如何处置？”刘娥反复考虑，最终还是觉得武则天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于是放弃了称帝王的想法。三司使程琳想拍马屁，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讨好刘娥。刘娥断然将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但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朝廷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想穿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群臣纷纷劝阻，副宰相薛奎甚至说出了十分难听的话：“太后若穿皇帝的衣服，有何面目进太庙见祖宗？”但刘娥不听，这也许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天不假年，想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

祭祀仪式后不久，刘娥忽染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以致卧床不起。宋仁宗遍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娥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六十四岁。这个几乎步武则天后尘、离女皇帝宝座只差一步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离奇而又传奇的一生。

刘娥临死之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却还用手牵扯她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宋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却不明原因。参政薛奎说：“太后想必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宋仁宗恍然大悟，于是给刘娥换上皇后的服装殓葬。

赵祯，这个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虽然即位已经有十二年，却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成为真正的皇帝。此时的宋仁宗，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刘后抚育他长大，一向对他亲厚有加；另一方面，他长期在刘后的压制下，没有自主的权力，根本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令他在感激刘后之余更多的是敬畏。

直到此时，宋仁宗还是不知道刘娥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刘娥生前，旁人都畏惧刘后，没人敢说。刘娥死了，谁又敢轻易去捅开这桩惊天大案？

这时候，一个被刘后压制多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赵元俨。关于赵元俨，应该说刘后忌讳他的传闻肯定不假，反过来，他也一定嫉恨刘娥专权。刘娥活着的时候，他无力与其争锋，但刘后一死，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宋仁宗其生母真相。

当时，刘娥留有遗命，要求宋仁宗善待杨太妃（杨淑妃），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意思就是让杨太妃继续垂帘听政。刘娥留下这样的遗诏，完全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确实与杨太妃姐妹情深。

还在刘娥垂帘听政时，上书要求将朝政还给宋仁宗的大臣就大有人在，甚至许多大臣都因此而遭贬，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刘娥人死了不说，竟然还指定了垂帘听政的继承人，这无疑遭到了大臣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御史中丞蔡齐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女后继续掌权呢？”蔡齐的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殿中侍御史庞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关上大门，放一把火将刘娥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

宋仁宗当然想独立主政，于是就坡下驴，只准备加封杨太妃为杨太后，不再提垂帘听政一事。刚好八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赵元俨这时候到了京师，当众反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难道还要立杨太后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当然，对待亲生母亲外家的李氏家族，宋仁宗更加厚遇，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又将最宠爱的长女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李玮相貌平平，又没有什么才华，福康公主很不满意。福康公主喜欢都监梁怀，两人关系颇为暧昧。有一次，福康公主和都监梁怀在房里说话，李玮母亲在窗外偷听，结果被福康公主发现。福康公主大怒，竟然命令侍女殴打婆婆。李玮一向老实，但对母亲被妻子打也不能容忍，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福康公主一怒下半夜叩皇城回宫，向宋仁宗哭诉，结果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谏官王陶认为宫门夜开，犯了大忌，应该将当夜守卫宫门的护卫治罪。御史也弹劾公主府第内臣不谨，其实就是暗指都监梁怀与福康公主有暧昧之事。闹了一通后，宋仁宗将都监梁怀一等人治罪了事。福康公主从此一直留在宫中，再也没有回去。李玮也无缘再与妻子见面，却又不敢另娶，心中郁闷可想而知。福康公主于熙宁三年（1070年）病死，年仅三十三岁，显然是忧郁成疾。当时已经宋神宗当政，迁怒于李玮，认为是李玮“奉主无状”，将其贬陈州。对李玮而言，娶了福康公主为妻，可谓十分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