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家的遗产:汉承秦制下的隐患与危机 汉朝的危机

新生的汉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外有匈奴在北面虎视眈眈,国家内部则承继着秦朝疲敝的政局。约法三章只是一个幌子,汉承秦制才是现实。战乱让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导致汉朝向匈奴低头。所有阻碍社会秩序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来自于刘邦的短见。

比起王国问题之类的隐患,匈奴的威胁这种急需处理的危机更让刘恒感到头疼。代国本来就靠近汉匈边境,匈奴人常常出没于临近代郡的雁门郡。在代国的日子里,他常常听人说起匈奴骑兵是如何在边境上耀武扬威,汉朝军士倒在血泊中的尸身是如何的恐怖。

而王国问题相较于此则缓和许多。列侯和诸侯王们要么是和刘邦同甘共苦过的功臣宿将,要么就是老刘家的亲戚,那都是有感情的,平常小打小闹,但总不至于相互抓破脸皮。

回首刘邦和惠吕时期的汉匈关系史,汉帝国在匈奴骑兵面前几乎已经毫无尊严,更没有全面反攻的实力,这不得不让新皇帝刘恒隐隐地感到担忧。汉帝国之所以还没有遍地燃起烽烟,全赖于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毕竟匈奴人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汉帝国早已经变成匈奴单于心中可以随意蹂躏的对象,这一点,毫无疑问。

惶恐与畏惧一同涌上刘恒的脑海,二十多年来,汉匈征伐的画卷如在眼前。

刘邦建立汉朝后,封在平楚战争中立下功劳的韩国贵族韩信为韩王,让他固守旧地,定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后来韩王信自己要求将都城北迁,最终定都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此举摆明了是想向刘邦表忠心,表明自己希望代天子戍边的想法,然而这家伙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高估了刘邦对他的信任。

此时的匈奴正处于国力的上升期,实力强盛,他们一看新生汉帝国刚刚建立,想到过去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的秦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便发兵来打探汉军的虚实,匈奴大军直接兵围马邑,韩王信坚守城中。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邦却屡屡派遣使者来监管韩王信。刘邦生性多疑,又缺乏足够的自信,因而特别担心韩王信投降匈奴,逼得韩王信惶恐不安。刘邦的做法适得其反,精神崩溃的韩王信最终投降匈奴。看着韩王信的背影,不知道刘邦最终有没有流下悔恨的泪水。

此后匈奴大军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长驱直入,翻越句注山(今雁门山),一直打到了太原郡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将晋阳包围了起来。

刘邦为了缓解危机,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出征,却在路上遭遇暴风雪,不少士兵在冰天雪地中冻断手指,导致士气低迷,又被冒顿单于以老弱士兵引诱。刘邦由于没能听从手下大臣娄敬的劝谏,过分轻敌,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包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身处险境、被困七天的刘邦最终听从护军中尉陈平的建议,通过单于的阏氏向冒顿单于游说,由此脱困。

陈平到底向刘邦提出了什么建议,倒是成了千古之谜。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刘邦用重金贿赂阏氏,搭建了和冒顿单于沟通的桥梁,并在谈判中以允诺一系列弱势政策的方式换取了匈奴方面的妥协。具体的政策都有哪些,却不为人知。但从日后刘邦和惠吕时期维持汉匈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手段来看,和约里肯定包括三点:

第一,汉朝要将公主嫁给单于为妻;

第二,汉朝每年要按时向匈奴进贡絮、缯、酒、米;

第三,汉朝皇帝和匈奴单于盟为昆弟。

其实,刘邦的脱困完全是侥幸:一方面是因为单于的阏氏给冒顿吹了枕边风;另一方面则是冒顿联系的韩王信的援军没有及时赶来。倒不是冒顿自己兵力不够,而是害怕刘邦和韩王信另有阴谋,所以最终才极不情愿地撤军。

新生的汉帝国经此一役,开始了它在匈奴强大势力下夹着尾巴低头过日子的时期。白登之围确立了西汉初年汉匈关系以匈奴强势为主的局面,汉朝这边只要谈及对匈奴的战略调控总是畏首畏尾,朝廷上下人人谈匈奴即色变。

刘邦仓皇逃回长安之后,让力主和亲的娄敬出使匈奴并携汉朝公主和亲。按照娄敬的构想,希望能够让和亲的汉家公主所生的儿子来继承单于之位。他对刘邦说:“陛下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再多给匈奴人一些财物,他们一看您这么大方,又嫁女儿又送嫁妆的,肯定就把公主立成阏氏了,那到时候公主跟单于生的儿子,一定会是新的单于啦。为什么呢?因为匈奴人贪图汉朝的钱财。

“到时候您先顺着他们的意思给他们一些咱们用不了、他们却喜欢的东西,先哄着他们,让他们拾咱们的破烂,然后您再派说客跟他们讲讲道理。冒顿活着的时候您是单于的老丈人,公主跟单于生的儿子即位后您就是单于的外祖父,这个世界上哪有小外孙跟外祖父叫板的道理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滴血不见地让匈奴人乖乖臣服于我大汉!

“但是陛下,我可提醒您,您可不要耍小聪明找个宗室的女儿装成公主糊弄单于。咱这是第一次跟人家和亲,人家那边肯定都作了调查。如果单于知道公主是假的,因此发兵打咱们,那咱可就亏大了。”

刘邦最终只是部分地听从了娄敬的意见,刘邦虽愿意与匈奴和亲,但因为吕后的阻挠,他最后并没有派出鲁元公主,而是另选他人代之。

仔细想来,娄敬这招很缺德,不仅拿一个女人的生育功能做政治赌注,而且还撺掇刘邦把汉朝人不用的废品扔给匈奴人。娄敬的方案刚提出来,就有人明确反对。大臣叔孙生认为匈奴方面不会轻易让汉朝这边占便宜。你当匈奴人傻啊,弄不好反倒会让人家以已经结亲为借口来要汉朝的土地。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所谓让汉家子嗣继承单于之位的想法不过是娄敬个人的一厢情愿。所以尽管施行了娄敬的和亲政策,还辅以徙民实边的策略,但是西汉的弱势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从来都是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人家说和亲就和亲,人家要打仗汉朝这边就慌忙应战。

陈豨和燕王卢绾的先后反叛,曾一度导致汉匈关系紧张。虽然刘邦派樊哙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但汉军始终没敢越境追击。为啥,还不是因为汉朝在匈奴面前从来就没什么底气么?

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冒顿单于还曾经写信骚扰吕后,用词轻佻,这引起了汉朝众大臣的不满,舞阳侯樊哙甚至扬言要领兵十万踏平匈奴。

然而樊哙的大话却被季布驳斥,理由有二。

一是白登山之围的血泪教训。刘邦跟匈奴打仗带了三十二万人都差点被人家拿下了,樊哙一个屠夫出身,打仗不过是凭借着匹夫之勇,更何况匈奴冒顿单于也是一代人杰,想要靠十万军士扫荡匈奴,这在当时对汉朝军队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二是秦朝由于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顿边塞安宁,忽略内地的治理,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国家覆亡。汉初的人特别喜欢拿秦朝的事情举例子,凡是秦朝做坏了的事汉朝人是坚决不肯做的,此所谓前车之鉴是也。

吕后最终忍气吞声,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婉拒了冒顿单于的邀请,还送了冒顿单于两辆豪车和八匹骏马,并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次与匈奴和亲。从此之后,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封狼居胥之前,汉帝国一直没有在匈奴面前抬起过头。

匈奴是汉帝国卧榻之侧从未酣睡过的敌人。

事实上,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外部,内政的疲敝如同一颗巨大的肿瘤,时刻有可能要了帝国的命。

刘恒面色沉重地看着远处集市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整个浮华的汉初社会下隐藏着社会经济的萧条,体制内的种种弊端……帝国似乎积重难返,犯下的失误覆水难收。二十三岁的他在这么大的负担面前显得太过脆弱,他感到无能为力,改变汉朝衰颓的状况实在太过艰难。

《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汉朝初年一直都继承着秦朝凋敝的政局,这主要反映在国家经济萧条和制度建设不完善两个方面。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统一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同时通过聚拢、搜刮六国宫廷的财富,整个中央政府的财富迅速增长,民间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项羽称霸之后,大量财富在征战和政权更替中被白白消耗,民间生产被迫中止,米价飞涨,楚汉在荥阳对峙的时候,因为老百姓无法耕种,一石米要万钱。

汉帝国建立之初,国家财资匮乏。天子座驾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宰相坐牛车出行。百姓一无所有,日日与饥荒作斗争。“关中大饥,斛米万钱。”(《史记·货殖列传》)一些商贩趁机囤积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一匹马要一百金,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但如果统治者对于危机的处理不能够得当,危机或许就将遏制帝国长久的发展。

刘邦出身草根,大老粗哪里懂经济学,他用收拾军人和政客的办法收拾商人,高压、暴力,全是专制统治者最常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刘邦不准商人穿丝质衣服,不让他们做官,还规定了极高的赋税,这一切举措都激化了汉初社会的经济矛盾,老百姓生活愈发贫困、生产压力巨大。

帝国政局的疲敝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也有所体现。

刘邦当年起兵时打的是“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然而他终归要承继秦朝的天命。刘邦执政时期,整个国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混乱程度远超秦朝初年,因而“汉承秦制”在一开始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从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约法三章”开始,汉初继承秦朝制度基本已成定局。

“约法三章”的内容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这条命令听起来的确是摒弃了秦朝的苛法,但事实上各种犯罪行为十分复杂,这三条粗略的法令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杀了人的就被判死刑,那要是人家只是防卫过当呢?这样“一刀切”免不了会惹出些是是非非。

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民心、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其实是默许关中继续实行秦朝的法令。因为政府终究需要法令来评判案件,既然没有新法令,那就只能还按照秦朝那套办,总不能不审理案件了吧。

但是,高压政策和严峻的法令不仅不能让老百姓顺服,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汉初社会上是目无法纪者多、遵纪守法者少,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刘邦不仅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同时还搞专制集权,想着法子压榨老百姓,增大了民间老百姓的负担,也使得政府自身对利益的需求变大,这种“汉承秦制”的局面极大地加剧了老百姓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中央集权带动了专制主义的加强。

刘邦执政下的帝国乱象丛生,汉王朝危机四伏。事实证明,上残下暴注定会造成一个时代的悲哀。汉高祖长叹一声,在公元前195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伴随着肉体因战伤而带来的痛苦,在长安长乐宫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

不久前,刘邦在领兵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沛县,高唱了一曲《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代帝王胸中的豪情壮志都在他死后化作烟尘,刘邦去世二十二天后被葬于长陵地宫,他如同汉初政权平定天下的锐气一般,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