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凤凰厅所属的沅州,数十年来学风不振,在乡试或者会试中一直是榜上无名,乡人为之蒙羞。好在后来沅州太守朱其懿极重视教育,创办了沅水校经堂并亲自指导,熊希龄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经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科考,经史、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等等,应有尽有。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并在二十一岁那年的乡试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仅弱冠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次年,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并顺利通过,但正当他期盼着在殿试中一举登科时,却因书法不合殿试要求而被打发回去练笔(一说是熊希龄自觉自己的书法不合殿试的馆阁体,一说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迹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卷土重来,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次真的是湘西飞出了个“熊凤凰”,人如其名,名满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双,纷至沓来。金榜题名后的熊希龄,随后回乡娶亲,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别误会,这并不是一桩包办婚姻,要说起熊希龄和朱其慧的相识,还挺有才子佳人的韵味。据说,朱其懿曾有意让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书院中挑选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来了个比文招亲,她写了个“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联贴在院中,让诸生答对。最后,熊希龄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最得朱其慧的心意,两人一见如故,由此结缘。成婚后,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贤惠,对熊希龄一生的事业颇多裨益。

在个人的科举功名上,熊希龄固然春风得意,而且注定要有个好的前程,但他中进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之时。一向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洋小日本居然一举打败了泱泱中华老帝国,这无疑是在熊希龄这些读书人中间丢下了一颗原子弹,让他们既感到极度的震惊,又迸发出无比的激愤。在得知清廷即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熊希龄尽管是人微言轻的新进官员,但他仍多次上书反对和约,在朝廷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熊希龄愤而请辞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仅是熊希龄一个人陷入了迷惘与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为,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都在高声疾呼变法自强,而当时的湖南,也有这么一批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895年,名孚一时的清流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曾在同文馆学习外事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曾任驻外使馆做过参赞的黄遵宪出任湖南按察使,在这些新派官员的引领下,湖南的风气为之一新。

离京后的熊希龄,最初被张之洞延揽进入两湖营务处,在湖南新政开始后,熊希龄为报效家乡,又辞去营务处总办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中去。当时的长沙,已经聚集了一批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为的名弟子、当时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加入了当地创办的时务学堂,而时务学堂的总理,正是熊希龄。

在这段时间,熊希龄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他除了要打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之外,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湘报》上。《湘报》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在熊希龄的眼中,这就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为此,熊希龄上下奔走,百般筹划,从订购机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无一不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的印刷机器终于被运回了长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经初步选定:唐才常任主笔,李维格为西文翻译,梁启超、谭嗣同、何来保、戴德诚、樊锥等人也都答应为《湘报》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绅名流如陈宝箴、黄遵宪、皮锡瑞等人乃至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也都在《湘报》上刊登文章,足见熊希龄的不懈努力和号召力。

作为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最终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由此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在发刊伊始,《湘报》便先后发表了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毫无疑问,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先声。

《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高官显要,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救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一个月后,“戊戌政变”突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喋血街头。作为湖南新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难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这段时间里因饮食不慎而突发痢疾,正好回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不然的话,以他的个性,弄不好就撞在枪口上。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御史黄桂均随即以“康梁党徒”的罪名参了他一本,熊希龄最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对此结果,熊希龄尚感庆幸,正如他后来对人说的,“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遇此挫折后,熊希龄便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夹起尾巴来做人。数年后,那些顽固守旧派因在庚子年闯下大祸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过了维新派的旗帜推行新政,熊希龄也在无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年,师长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随后他便请熊希龄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并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令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于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出两个人来,最后因考察宪政兹事体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在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后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助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并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其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安家在上海,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江苏巡抚陈启泰(同为湖南老乡)、两江总督端方、度支部尚书载泽(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纷纷延请熊希龄,这在当时晚清的官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能够得到诸多大员的青睐,熊希龄的才干还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希龄先后担任了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职,由于业绩出众,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可惜的是,正当熊希龄要大展宏图之时,清朝却已经覆亡了。

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充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熊希龄也认为这是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袁世凯用他来组阁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党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民党(此系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组建的国民党,并非孙中山于1920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仍旧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让袁世凯十分头疼。好在熊希龄也与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织了一个进步党,勉强可以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袁世凯决定让熊希龄出面,设法将国民党搞下去。

熊希龄不知就里,还以为袁世凯要重用自己,随后便乐滋滋地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其中由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其阁员均为各界名流,阵容豪华,因而熊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但是,袁世凯并不是放手熊希龄去干大事的,他手里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给熊希龄去办,那就是以“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为借口,让熊希龄总理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签字盖章。

熊希龄在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国民党和进步党是竞争对手不假,但双方毕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党之争、文明之争,今天国民党被解散了,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

熊希龄不肯就范,袁世凯自有办法。原来,在熊希龄辞去上届财政总长之时,袁世凯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笼络。热河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熊希龄上任后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了。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又偷偷地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以联络彼此感情。不料姜桂题这个粗人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竟然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心中疑惑,随后便派人前去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熊希龄由此便在袁世凯的黑账上记了一笔。

袁世凯并没有公然胁迫熊希龄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纸上放出风声,先给熊希龄一点压力,让他识相点。数日后,袁世凯将熊希龄召到总统府议事,并让手下有意无意地将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卷宗给熊希龄看到。熊希龄见后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国会议员不能达到法定出席人数。既然国会开不成,那国家岂能白养活剩下的议员,得,连国会也一并解散了。熊希龄和进步党人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后悔莫及,但他们在袁世凯的权谋下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熊希龄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提出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熊希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竟然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自己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重挫后,熊希龄也就此告别政坛,再也不蹚这趟浑水了。

尽管熊希龄已经绝意仕途,但传统士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未顿减。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滔滔,淹灭村庄,吞噬田野,灾民高达600多万人。在目睹了灾民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熊希龄于心不忍,他随后便奔赴北京为民请命,要求对灾民给予妥善安置。谁知北京政府的阁员们一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亲自出面主持赈灾,安置灾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国运多难,民生尤艰,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龄本已经立志不再从政,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只能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担。

在接受“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任命后,熊希龄一面派人调查灾情,一面设法从各地办粮,并请求政府尽快发放赈灾款项。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没有钱,他们拨给的赈灾款还不到十分之一的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熊希龄这下犯难了。

好在熊希龄当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联合了地方的士绅和民间的慈善团体,共同成立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为灾民们举行大型的赈灾义助。为了发动更多的人为灾民出一份力,熊希龄不仅带头捐款,还与夫人亲自将自己家中的旧衣缝改成100套棉衣捐给灾民。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这次赈灾活动取得空前的成功。据当时报上的记载,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共募集到棉衣裤近15万件,被单、夹衣裤超过8万件,捐款达2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开滦与井陉煤矿赈煤3400吨,使灾民们免于受冻。后来,熊希龄又采取了“以工代赈”、保护春耕等办法,最终让500多万灾民得以渡过难关。

灾情过去后,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又创办香山慈幼院,以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晚年的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在1931年,其原配夫人朱其慧因病去世后,熊希龄为纪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产(折合大洋近28万元,另有白银6万余两)献给了社会的慈善事业。这一壮举,无疑是熊希龄人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数年后,熊希龄再度成为哄传一时的新闻人物,这次却是因为一场新的婚姻。原来,熊希龄在夫人朱其慧病逝后,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持一手杖,以示独身不娶。因为偶然的机缘,某热心人将民国的知名女性毛彦文(大才子吴宓的苦恋对象)介绍给熊希龄相识,结果两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良缘。

在毛女士的要求下,熊希龄剃须弃杖,重做新郎。由于双方的年龄差距近一倍,舆论界一时引为笑谈,很是炒作了一番。在熊希龄洞房花烛之夜,前来祝贺的名士甚多,还留下了不少致贺之诗联,如沈尹默贺联云:“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也做打油诗一首道贺:“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最逗的是某友人,平日称毛彦文为姐,称熊希龄为伯,而今熊、毛结为夫妻,于是巧贺一联:“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某报纸更是直接拿两人的年龄开玩笑:“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大喜之余,熊希龄也自撰了一曲《贺新郎》: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在路过香港时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仪式。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内创办“香山慈幼院”时,也在旁边松坞云庄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私人别墅,取名曰“双清别墅”。在解放前夕,毛泽东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平时,曾下榻在这里。对于熊希龄的一生,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熊希龄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