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1908年11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宫中突然派出一大队的太监来到醇亲王府,在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一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在父亲及乳母的陪同下被抱进了皇宫。他,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当年他还不到三岁。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离世,皇帝的大位便落在了这个小baby的身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真皇帝。不久,古城西安突然传起了这样一首童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年幼的溥仪懵懂无知,他不晓得这是在举行皇帝,也就是自己的下岗仪式。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个人在紫禁城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2月22日,他的监护人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宫里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七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颇令人感伤。

从名义上来说,溥仪是入嗣同治皇帝但同时又兼祧光绪皇帝的,因而在隆裕太后死后,溥仪又多了四位母后,那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敬懿太妃)、珣妃(庄和太妃)、瑨妃(荣惠太妃)和光绪皇帝的瑾妃(端康太妃,即珍妃的姐姐)。由于同治的几位妃子当时年事已高,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的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

端康太妃被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继承了前面这二位的专擅作风。在溥仪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几个太监为了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看见后大为震怒,她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在这件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了之后,心里也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帝、后”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

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在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的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地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溥仪的回忆,直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溥仪的祖母当年是反对溥仪入宫的,老太太在得知慈禧太后命载沣将溥仪送进皇宫继承大统时,一下子给气得昏厥了过去。醒后,老太太大骂:“害了人家的儿子(光绪)还不够,还要害人家的孙子!”溥仪的生母倒是很高兴的,她和低贱出生的祖母不一样,对权势这种东西看得更重。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颗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太监们要遭殃;他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一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后,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旧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果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了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的时候,京城曾流传过这样一则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的那年,溥仪十三岁,其实他是没有主动参与复辟的,因为他当时还太小,只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段祺瑞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八十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的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中国军队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地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的时候,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人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紫禁城的黄昏》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道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二十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在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乎,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可惜,那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