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寿春三叛 三世纪 三〇年代(二三〇—二三九年)

东汉王朝政府在身经百战的宰相曹操强大的支持下,终于稳定。可是,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篡夺了政权,在中原建立曹魏帝国;东汉皇族苗裔刘备,在四川省建立蜀汉帝国;另一军阀孙权,在长江以南,建立东吴帝国。多彩多姿的“三国时代”,在本世纪出现。

然而“三国时代”仅维持六十一年,八〇年代后,晋王朝统一中国,而就在本世纪九〇年代,发生“八王之乱”,皇族骨肉相残;中国人再度陷于痛苦——而且比过去更要痛苦。

三国时代
  • 东吴派军深入东方大海寻求夷洲亶洲。
  • 诸葛亮二出祁山·病逝五丈原。
  • 辽东郡郡长公孙渊叛变被杀。
  • 东吴斩酷吏吕壹。

    东西方世界
    • 蓬提安当罗马主教。
    • 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击败波斯,不久被刺身死(二三五年)。马克西米努斯继位皇帝,暴虐凶残。
    • 罗马非洲总督戈尔狄安父子同时称帝,被刺身死。罗马人又拥立戈尔狄安三世。叛军斩杀马克西米努斯父子。

    二三六年(丙辰)

    曹魏·青龙四年  蜀汉·建兴十四年  东吴·嘉禾五年

    1、春季,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铸大钱,一钱当五百钱(上铸“大泉五百”,重十二铢)。

    2、三月,东吴帝国辅吴将军、娄侯张昭逝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严肃,举止庄重。自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五岁)以下,对他都敬畏有加。

    3、夏季,四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皇帝(二任)刘禅(本年三十岁),前往湔县(四川省松潘县。湔,音jiān〔坚〕),登上观阪(四川省都江堰市),察看汶水(岷江)源头,十余日而返。(胡三省原注:诸葛亮死后,刘禅到处游逛,无人可以阻止。)

    4、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武都郡(甘肃省成县)氐民族部落酋长苻健,要求归降蜀汉帝国;老弟(苻双)不同意,率四百户人家投奔曹魏帝国。

    5、五月十三日,曹魏帝国宰相(司徒)、乐平侯(定侯)董昭逝世(年八十一岁)。

    6、冬季,十月十日,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三十三岁)返洛阳宫。

    7、十月十五日,大辰星旁出现孛星;东方天际也出现孛星。

    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高堂隆上书说:“帝王无论迁移国都,或兴筑城池,都要恭恭敬敬,先选定祭祀天神地神,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而兴建宫殿时,也都要先兴建皇家祭庙,其次再兴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住宅。而今,圜丘(首都南郊圆形祭天神坛)、方泽(首都北郊方形祭地神坛)以及皇家大会堂(明堂)、社稷(“社”是土神,“稷”是农神),各种神位还没有安置。皇家祭庙也没有依照传统礼教,完善规划。而陛下却大肆兴筑宫殿,使人民不能从事他们正常生产(农夫一旦被征集为无价劳工,便无人耕田)。外边的人认为:‘皇宫美女们的费用,跟全国总预算几乎相等。’人民已无力负担,充满怨恨愤怒。《书经》说:‘上天聪明,事实上是人民聪明;上天威严,事实上是人民威严。’(《书经·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指出上天的赏罚,完全根据人民的心意,也就是顺应民心。用砍下来从不曾削刨过的原木做梁做椽,故意使宫殿简陋,正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姒文命(大禹)所建立永垂千秋的美好风范。用美玉兴筑高台和装饰房舍,正是姒履癸(夏癸)、子受辛(商辛)所做出的冒犯皇天的恶行。而今,宫殿的过分兴建,使彗星明显地在天空照耀,这是仁慈的天父恳切的训诫,陛下当竭尽孝子恭谨接受的本分,不应该忽视它,刺激上天更增愤怒。”

    高堂隆多次向皇帝直言劝谏,曹叡大不高兴。高级咨询官(侍中)卢毓进言说:“我曾经听说:领袖圣明,则干部正直。古代圣明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不如高堂隆的地方。”曹叡怒意才算化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卢植,参考一六八年六月)。

    8、十二月二十四日,曹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颍阴侯(靖侯)陈群逝世。陈群前后很多次上书,对时政得失提出建议。每次都用“亲启密奏”(封事),而把原稿毁掉。当时的人,甚至他的子弟,都不知道。舆论遂认为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三世纪四〇年代时,皇帝(三任帝曹芳)下令收集官员们所呈递的奏章,编辑成册,称《名臣奏议》,大家才发现陈群所提的建议,都叹息敬佩。

    袁宏曰:

    有人说:“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杨阜,岂不是真正忠臣?看到君王做错事,立刻就作强烈的批评。跟别人谈话时,也毫不隐瞒他所作的批评。”可是我却认为:“有仁心的人爱人,爱的人如果是君王,就叫做‘忠’,爱的人如果是父母,就叫做‘孝’。而今,当人的臣属,看到领袖有过失,就全力批评他的过失,而且传播他的过失。这种人,可以说是‘直臣’,却不能说是‘忠臣’。已亡故的最高监察长陈群却不如此,从早谈论到晚,没有一句话谈到领袖的错误,规劝的建议提出数十次,而外面的人却不知道,正人君子们一致肯定:陈群才是长者。”

    柏杨曰:

    袁宏的著作有《后汉记》《三国名臣颂》,是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看了他对杨阜和陈群的评价,那种凝望人主颜色的马屁精嘴脸,从纸上跳跃欲出。以杨阜的贡献,他用血肉和眼泪,光复国家的失土(参考二一三年八月),而竟然被指控不是忠臣,只因为他向别人透露他曾经指摘领袖的过失。摇尾系统的“忠”,在传统文化中,遂另有特别定义,那就是:一个部属必须包庇领袖的错误,只因领袖神圣得像他娘的屁股,绝不可摸;即令摸了,也绝不可说。忠是一种高尚道德,但在我国历朝历代,却必须如此这般用藏污纳垢的手段维护,必须以有实权的领袖的面子作为标准,这种高尚的道德,便完全变了质和走了样,堕落成官场的升官术、固官术或明哲保身哲学。袁宏之对杨阜贬斥,对陈群尊崇,根据的就是这项官场运转法则。

    梁启超说过:“自己被奴性所束缚,而又打算煽动后人的奴性。”袁宏就是活生生的这种动物,使我们警惕。

    9、十二月二十六日,曹魏帝曹叡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

    10、曹魏帝曹叡下诏,命三公及部长级高级官员,每人推荐“才德兼备”的人才一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懿推荐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昶(音chǎng〔厂〕)。

    王昶为人谨慎忠厚,给侄儿取名王默、王沈,给儿子取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所以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就是要你们顾名思义,不要违犯。一件事物,如果成长得特别快,灭亡一定也很迅速;凡是日积月累而后方有成就的,才会有美好的结果。早晨开出美丽花朵的小草,晚上就都凋落。茂盛的松树柏树,虽到严冬,也不衰败,所以君子对于‘阙党小子’急吼吼往上爬的形象,引为鉴戒。(阙党,也名阙里,孔丘居住的地方。《论语·宪问》:阙党有个年轻人,将被任命当官。有人问孔丘:“他是不是很求上进?”孔丘说:“我见过他的工作态度,也见过他跟前辈交往的态度。他不是求上进的人,而是求速成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够把委屈当做扬眉吐气,把辞让当做收获,把自己的柔弱当做刚强,他所要求的事,便很少不能达到目的。毁谤和赞美,是喜爱和憎恶的泉源,以及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丘说:‘我对别人,从不毁谤,不赞美!’(《论语》孔丘语)以圣人的崇高品德,还这样慎重,何况庸碌之辈,怎么可以轻率的对人毁谤或赞美?如果有人攻击自己,就应该退一步检讨自己。如果自己有应受攻击的行为,别人的攻击,就是正当;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别人的攻击,就是虚妄。他攻击如果正当,不应该怨他;他攻击如果虚妄,对自己没有伤害,又何必报复?谚语说:‘防止寒冷,最好的方法是穿上皮裘;防止毁谤,最好的方法是反省自修。’这句话可以相信。”(胡三省原注:王昶勉励他的儿子侄儿如此。可是四任帝曹髦被杀,王沈成为叛徒〔参考二六〇年五月〕;消灭东吴帝国时,王浑跟王濬争功〔参考二八〇年五月〕。马援万里之外,写信告诫他的侄儿〔参考四九年三月〕,对他的侄儿又有什么裨益?)

    二三七年(丁巳)

    曹魏·青龙  五年  景初元年  蜀汉·建兴十五年  东吴·嘉禾六年  (燕王公孙渊绍汉元年)

    1、春季,正月壬辰日(正月己亥朔,没有壬辰),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山茌(山东省长清县东南)县政府奏报说:“看见黄龙。”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高堂隆认为:“曹魏帝国是‘土’的命运,所以黄色瑞龙出现(土是黄色),应改变元旦的位置(正朔),改变衣服的颜色。上报神明,下使万民耳目一新。”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三十四岁)同意。

    三月,曹叡下诏改年号(之前是青龙五年,之后是景初元年),把三月改成夏季四月(元旦遂放在十二月一日),把官服改成黄色,献祭时的牲畜,全用白色,一切遵照商王朝历法(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二日,曹魏帝曹叡返回首都洛阳。

    3、五月二十二日,曹魏帝国大赦。

    4、六月三日,曹魏帝国擢升政务署长(尚书令)陈矫当宰相(司徒),左执行长(左仆射)卫臻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5、六月十二日,曹魏帝国京师(首都洛阳)地震。

    6、曹魏帝国主管单位奏报:尊称曹操(武皇帝)庙号太祖,曹丕(文皇帝)庙号高祖,现任皇帝曹叡庙号烈祖。这三位“祖”的祭庙,万年万世,都不拆毁。

    孙盛曰:

    谥法反映行为,祭庙保持生前容颜。从没有一个君王当权的时候,违反祖宗的制度;还没有死,就预先自己使自己尊贵荣耀。曹魏帝国主管官员,在这件事上失去正常。

    柏杨曰:

    儒家学派在封建政治中一项最煞有介事的文字游戏,就是“谥法”。大人物——不论他是帝王、贵族、大臣,逝世之后,依据他生前的功业事迹,给他一个恰当的谥号,用以表示不同凡品,小民没有资格享受谥法的荣誉,有些知识分子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也给他所尊敬的人一个谥号,但只能称为“私谥”。

    谥号不见得全是美称,也有些是恶称。希望当权派畏惧身死之后的恶称,而不敢有恶行。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死者即令坏蛋加三级,儿子登基后,谁敢提出恶称?刘彻便是一个例证,夏侯胜只作温和的反对,便被逮捕下狱(参考前七二年五月)。所以,只有名不副实的美谥,而没有名实相副的恶谥——当然也有,那些亡国之君,只好由战胜者和革命成功的人摆布。

    曹叡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不仅畏惧恶谥,还畏惧他的祭庙因为“亲尽”之故,而被后世撤除,于是索性在生前安排妥当,亲自拟定妙不可言的谥号,并确定万世不迁,可谓创举,使谥法原始意义更彻底丧失,成了纯粹无聊的自娱,猴急之情,掩饰不住。孙盛责备说:“主管官员在这件事上失去正常!”这岂跟主管官员有关?如果不是曹叡亲自下手,主管官员便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提出。

    7、秋季,七月二日,曹魏帝国宰相东乡公(贞公)陈矫逝世。

    8、雄居辽东(辽宁省)被曹魏帝国封为乐浪公的公孙渊,在他的宾客们面前,不断攻击曹魏帝曹叡,措辞狂妄。曹叡打算出兵讨伐,遂征调荆州(州政府设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州长(刺史)毌丘俭(毌丘,复姓),当幽州(州政府设蓟县〔北京市〕)州长。毌丘俭上书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有丰功伟业值得史书记载,吴国(东吴帝国)、蜀国(蜀汉帝国),凭仗地理的险要形势,不可能马上削平,不妨运用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现在还没有战斗任务的军队,平定辽东。”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卫臻反对,说:“毌丘俭所作的建议,都是战国时代的枝节小事,不是帝王大业。吴国连年向我们攻击,扰乱边境,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休养将士,没有出动大军讨伐,因为民穷财尽,再无力负荷。公孙渊生在海边,已传位三世(一世公孙度、二世公孙康、公孙恭、三世公孙渊),外面安抚蛮夷,内部充实战备。而毌丘俭竟打算用一支孤军,长驱直入,早上到达,晚上席卷一空。如此轻率的就下结论,可看出他不过在说大话。”曹叡不理。命毌丘俭率各军以及鲜卑部落(内蒙古东部中部及以北地区)、乌桓部落(河北省北部),进驻辽东南界。

    然后,曹叡下诏征召公孙渊前往京师,公孙渊立即叛变,派军迎击毌丘俭,在辽隧(辽宁省海城市西北)接触。正好大雨连绵,十余天不停,辽河大涨,毌丘俭的攻击受到挫折,只好撤回右北平郡(河北省丰润县)。

    公孙渊遂宣布独立,自称燕王,改年号绍汉,设立文武百官,派使节送给鲜卑部落酋长“单于”印信,对沿边英雄豪杰,或任官、或封爵,结合鲜卑部落,侵略骚扰曹魏帝国北方。

    9、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皇后张女士(张飞的女儿)逝世。

    10、九月,曹魏帝国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徐州(江苏省北部)、豫州(河南省)大水成灾。

    11、曹魏帝曹叡,宠爱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人郭夫人,对皇后毛女士的爱情,逐渐消失。曹叡游逛后花园,听曲唱歌,尽兴狂欢,郭夫人要求邀请毛皇后参与,曹叡拒绝,并下令左右,不准让毛皇后知道;但仍有小报告悄悄传到毛皇后耳朵。第二天,毛皇后看到曹叡,说:“昨天北园(宫廷后花园在洛阳城北)的宴会,快乐不快乐?”曹叡反应激烈,认为左右竟敢不遵守他的禁令,逮捕十余人,全部诛杀,而且忽然间火上加油,怒不可遏。

    九月十六日,下令毛皇后自杀。然而,仍赠给毛皇后谥号,称悼皇后。

    冬季,十月十九日(原文“癸丑”,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改),把毛皇后埋葬愍陵。擢升毛皇后的老弟毛曾,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

    柏杨曰:

    毛皇后是一位工人的女儿,老爹毛嘉,既不识字,又没有背景,不知道一个什么机缘,女儿被选进当时还是平原王的曹叡的王府当婢女。她的美丽和聪明,使她击败出身高贵的王妃虞女士,身登皇后宝座(参考二二七年十二月)。

    曹叡爱她爱得入迷,这由他对待她家属的态度可以看出。老爹毛嘉从一个伐木工人,平地一声雷,晋封博平乡侯,担任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老弟毛曾也当御马总监(驸马都尉)。大家当然瞧不起这位暴贵的岳父,夏侯玄甚至拒绝跟毛嘉同坐,于是曹叡特别下令文武百官,都到毛家拜会欢宴,更擢升毛嘉为“特进”(朝会时位置仅在三公之下);并追封毛皇后的亡母夏女士当野王君(男性封侯,女性封君)。

    然而,“色衰爱弛”,靠貌美如花吃饭的女人,最后结局,必然如此。当然也另有一种可能,美女容貌如旧,而男人开始厌倦。不管是什么情况,当毛皇后自以为天下已定之时,劲敌郭夫人却在枕畔崛起,郭夫人比她更年轻、更貌美,而且更新鲜。

    但是,曹叡之突然兴起杀机,仍令人吃惊。如果追责“泄密”,毛皇后本人并没有泄密;如果指控施行巫蛊,毛皇后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指控;为什么会如此无情屠杀?回忆起来,曹叡不忍射死小鹿,是何等的仁慈(参考二二六年正月),为什么今天却露出狰狞面目?人性变数太大,权势和金钱使这个变数更成为几何级数扩张,可悲。

    12、十月,曹魏帝曹叡采纳高堂隆的建议,在首都洛阳城南委粟山(洛阳城南三千米)兴筑圆形土丘。为了解释这项行动,曹叡下诏说:“从前,西汉王朝初年,正当秦王朝焚书坑儒浩劫之后,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然而,四百年来,‘禘礼’(祭祀天地祖先仪式)荒废不传。我们曹姓皇家,是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虞舜帝)的后裔。现在,在圆形土丘上祭祀‘皇皇帝天’,请始祖姚重华配享;在方形土丘上祭祀‘皇皇后地’,请始祖姚重华的正妻伊祁女士(伊祁放勋的女儿)配享。在首都洛阳南郊祭祀‘皇天之神’,请武帝(曹操)配享,在首都洛阳北郊祭祀‘皇地之神’,请武宣皇后(曹操正妻卞女士)配享。”

    13、曹魏帝国所属庐江郡(安徽省寿县西南)郡政府主任秘书吕习,秘密勾结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出兵,准备打开城门,里应外合。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六岁)派卫将军全琮、统前将军朱桓等进军。然而,当大军抵达城下时,事情泄露,东吴军只好撤退。

    14、东吴帝国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诸葛恪,抵达郡政府接事,用正式公文通知相邻的四个郡(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庐江郡〔安徽省潜山县〕、鄱阳郡〔江西省波阳县〕、新都郡〔浙江省淳安县〕)郡长,请他们封锁边界,严密戒备,凡是已经归化的山越(居住山区的江南土著),一律集中居住。然后,分别命各将领,率军把守险要地区,只修筑防御工事,不准跟山越作战。等到稻米成熟时,诸葛恪下令所有战士,出动收割,不留一根禾苗。山越存粮食尽后,新粮又没有收获,而平地农民群居在有武装保护的城寨之中,劫掠不到一点东西。于是,在大饥馑的压力下,山越只好逃出山谷,向政府投降。诸葛恪再下令:“山民(山越)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安抚慰勉,迁往外县,不可以认为他们是罪犯,随便逮捕。”臼阳(今地不详)县长胡伉,发现降民中有周遗这个人,原是一个恶霸,被饥馑困顿,暂时出降。胡伉把周遗捆绑起来,送给郡政府法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斩胡伉。

    山越听到胡伉因为随便逮捕而被诛杀,才知道政府的目的只不过赶他们离开山区,并不是要屠杀他们,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过后,统计人数,跟诸葛恪当年所预期的一样(参考二三四年八月)。诸葛恪征集丁壮,自己统御一万人,其余的分别交给其他将领。

    东吴帝孙权嘉勉诸葛恪的功劳,擢升他当威北将军,封都乡侯,移驻庐江郡皖口(安徽省安庆市)。

    15、本年,曹魏帝国把原来设置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巨钟和悬钟巨架(钟簴)、铜骆驼(铜驼)、铜人、承露盘(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在柏梁台用铜铸“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铸神仙手掌,参考前一一五年春季。法术师誓言,用神仙手掌上的露水,搅拌美玉粉末,喝下去可以不死),全都运到洛阳。承露盘拦腰折断,响声传到几十里之外(势将造成伤亡)。而铜人太重,勉强运到霸城(陕西省西安市东北),无法再运,只好留在那里。

    曹叡下令搜括天下铜器铜矿,另行熔铸两个铜人,命名“翁仲”,分别安置在首都洛阳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一条,凤凰一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余,放在皇宫内殿之前。又在景阳山芳林园(三任帝曹芳登基后改名华林园)西北角,堆积土山,下令全体高级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并在上面种植松树、竹子、杂木跟美丽的花草;捕捉山中飞禽和奇异野兽,送到丛林豢养。

    宰相府军事秘书(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阻说:

    “我听说过,古代正直官员,把应说的话,全部奏报君王,不恐惧君王的诛杀。所以,周昌把刘邦比作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刘辅把赵飞燕比作婢女。(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时,周昌进宫有所报告,刘邦正抱着戚懿。周昌急行退出,刘邦追出来拉住,骑到周昌脖子上,问说:“我是个什么样的君王?”周昌仰起头说:“你是个姒履癸、子受辛之类君王。”刘邦大笑。十二任帝刘骜时,想擢升赵飞燕当皇后,刘辅上书说:“腐烂了的木头不可以当梁柱,卑贱的婢女不可以当女主人。”参考前一六年四月)他们天性忠直,虽面前放着利刀白刃和滚水沸腾的巨锅,都不畏惧,只不过是为当时的君王,珍惜他的政权。

    “自从二世纪九〇年代到现在(已四十年),战争不断,人民或全家死亡,或一门尽灭,即令有活着的,也不过只剩下老弱孤寡。陛下如果因为宫殿狭小,必须扩建,也应该利用不妨碍农耕的适当时机,何况比扩建宫殿更没有必要的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都是圣明君王所不愿兴建的东西,它们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三倍于兴建宫殿。陛下既然尊重你的部属,让他头戴官帽、身穿绣服,走路都坐车轿,跟对待一些平民完全不同。可是,却忽然间教他们挖掘泥土,再把泥土背上假山,风吹日晒,面目又黑又脏,官帽华衣,破破烂烂,丢尽国家的颜面,为的只不过装饰那个对国家毫无裨益的林园,实在不可。

    “孔丘说:‘君王对臣属应尽礼,臣属对君王应尽忠。’君王对臣属不尽礼,臣属对君王不忠心,国家如何存在?我知道我一旦说出这话,一定会死。然而,我不过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而已,生对国家无益,死对国家无损。提笔流泪,此心已先与世长辞。我有八个儿子,我被诛杀之后,连累陛下抚养。”

    奏章呈递前夕,董寻作全身沐浴,等待皇帝反应。曹叡果然说:“董寻真不怕死?”主管官员听到这句话,立刻提出弹劾,要求逮捕董寻;曹叡批示:“不必。”

    高堂隆上书说:“现代一些肤浅的小人物,总是夸张秦王朝和两汉王朝的那种奢侈淫靡生活,迷惑陛下的圣心,去寻求搬运那些足使人丧志亡国的东西(指巨钟、铜驼、铜人、承露盘),人民劳苦,金钱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仪、制作圣乐,使国家祥和、神明保佑的美好方法。”

    曹叡不理。高堂隆再上奏说:

    “从前,洪水暴发,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姒鲧治水九年,姒文命治水十三年),君王伊祁放勋(尧)和臣属姚重华(舜),仍面朝南方,安然上坐,并没有到工地亲自操作。而今,情况并没有当时那么紧急,却教三公、部长、国务官等高级官员跟工匠奴仆混杂在一起,去挑土堆山,这件事如果传播到四方蛮夷,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历史上,也不是美好的赞誉。吴(东吴帝国)、蜀(蜀汉帝国)两个盗匪集团,还没有消灭,他们不是北方沙漠地带那些最多不过占据村落、劫掠城池的小贼,而是僭越的自称皇帝,打算跟中国(曹魏)争霸的强大势力。

    “如果有人向陛下报告:‘孙权、刘禅都在改革内政,减轻赋税,一举一动,听取年纪大的或贤能人才的意见,事事遵守国家法令制度。’陛下听到后,岂不是十分震惊,而厌恶他们如此?认为更难马上把他们消灭,深为国家忧虑。相反的,如果有人向陛下报告:‘两个匪酋,都不走正路,横行霸道,奢侈淫乐,丝毫不能节制;辖区内的赋税沉重,人民不能忍受,怨恨的声音日益高涨。’陛下听到后,岂不高兴他们筋疲力尽,认为消灭他们十分容易?假定是如此的话,请陛下换一换位置去想,是非善恶,便十分明显。

    “每一个亡国的君王,都坚信不会亡国,而最后竟然亡国。每一个圣明的君王,都兢兢业业,认为随时都会亡国,而最后却没有亡国。今天,全国一片萧条,家家户户,没有一石(音dàn〔但〕)以上的存粮,国库之内,也没有维持一年以上的积蓄。外有强大的敌人,使大军暴露在贫苦蛮荒之地,不能休息;内部又大兴土木,各州各郡全陷骚动。万一遇到敌人突击,边疆告警,我恐怕投身大兴土木的壮士,不能分身战场。同时,官员将士们的俸禄薪资,逐渐减少,比起从前,不过五分之一;对退休的官员,也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从前完全免除赋税的,而今也要缴纳一半。政府收入,比从前超过两倍;国家军政正式开支,比从前减少三分之一,国库应有丰富的盈余才对。

    “可是,国库不但没有盈余,反而年年不够,甚至连牛肉都要抽税。那么,政府所有收入,既不在国库,一定在其他地方(指用来大兴土木、搬运巨钟等)。官员们的薪俸、谷米、布匹,都是君王们因他们辛劳而发给的报酬,官员赖以为生,一旦废除,是断绝他们的生路,他们应该得到的,却被无情的剥夺掉,怨恨自然兴起。”

    曹叡看到后,对立法署长(中书令)、总立法长(中书监)说:“看到高堂隆的奏章,使我恐惧!”

    柏杨曰:

    高堂隆一再沉痛呼吁,唯一的效果是曹叡一拍大腿,然而这已经足够显示领袖人物纳谏的风范。

    不过,高堂隆担心的,减少或废除官员的薪俸,会断绝他们的生路。关于此点,尽可大大放心,官员们的生路不但不会断绝,反而会越过越好。中国历史上,只有饿死的民,没有饿死的官。因为既不能取自政府,一定取自小民。低薪俸政策必然产生贪污——这是铁律,而贪污就是挖掘政府、国家命根的怪手。

    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卫觊上书说:

    “发表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一些陛下耳朵听起来十分舒服的话。谈到政治,一口咬定陛下是伊祁放勋、姚重华;谈到战争,一口咬定孙权、刘禅不过是两只老鼠。我却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裂为三个国家,英雄豪杰,各人贡献各人的智力,各人效忠各人的君王,跟当初六国分治的情势(战国时代,七国并存,不知六国指哪六国)没有两样。现在,千里荒凉,没有人烟;残存下来的人民,贫苦穷困。陛下如果再不留心照顾,国家将更凋零,永不能复兴。武皇帝(曹操)时,皇宫每餐不过一盘肉而已,衣服不穿锦绣,坐垫边缘不加任何修饰,所用器具,不用朱砂油漆。因为如此节俭刻苦,才终于平定天下,把福分留给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看到。

    “当前的重要工作,应请陛下跟臣僚,上下同心,检查国库,控制预算,不作额外开支。量入为出,还怕不够;工程不断,奢侈一天比一天升高,国家财政,终会枯竭。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相信神仙,认为必须用云端的露水,调和玉石粉末,喝下才可长生,所以铸成神仙手掌,伸到半空,承受高处云露。陛下通达聪明,对刘彻的行为,每每嗤笑。刘彻希望得到露水,人们还对他抨击;陛下并不希望得到露水,却去把承露盘运来,摆在那里,毫无用处,却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这些,陛下都应该深思,自我克制。”

    这时,曹叡下诏,调查天下美女,已经结婚而丈夫不过是普通平民或低级官吏的,一律改嫁给出征战士。但夫家如果缴纳相当数目的牛马牲口,也可以把妻子赎回。而就在这批美女中,挑选最漂亮的,送入皇宫,供皇帝娱乐。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沛国(江苏省沛县)人张茂,上书规劝说:

    “陛下,是上天之子;平民、战士,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平民的妻子,给予战士,无异于夺取嫂嫂,给予弟弟,对一个当父母的而言,爱心就有偏私。而且,诏书上说:准予用年龄、毛色,跟妻子的年龄、容貌相当的牛马牲畜代替。于是富有的人倾家荡产,贫穷的人典当借债,用高价购买牛马,去赎回妻子。陛下用许配出征战士的美名,拆散民间夫妇,实际上不过征集到皇宫内院,而把宫中原有色衰的宫女,放出来嫁给战士。得到妻子的战士,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平民,一定悲哀。或穷困(赎得妻子,债台高筑)、或愁苦(失去妻子,家破人亡),大家都心怀怨恨。一个拥有天下的君王,得不到人民的欢心,很少不陷于危险。

    “而且,大军驻屯原野,有数十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少于千斤黄金。把全国所有田赋捐税的收入,都当做军费,还不够用,何况皇宫内院那么多编制外的美女?再加上皇后妃妾跟皇太后的娘家,随便赏赐,内外浪费,开支超过军费的一半。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挖掘土地,凿成湖泊(太液池),堆积泥土,建成假山(瀛洲、渐台等。参考前一〇四年)。庆幸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对手跟他对抗。自从天下大乱(黄巾民变之后),四五十年以来,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强大的敌人,在边疆虎视眈眈,企图消灭曹姓皇族。陛下不战战兢兢、刻苦节约,却用全副精力,追求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宫廷御库房(中尚方)制造游戏玩物,后花园竖立承露盘,这固然可使耳目舒服愉快,但也正足以鼓励敌人大举侵犯的野心。舍弃伊祁放勋、姚重华的节俭美德,去追刘彻毫无节制的恶行,我暗中为陛下惋惜。”曹叡不理。

    高堂隆病重,口述最后建议,呈递皇帝,说:“曾参有言:‘人快要死的时候,言谈充满宽厚。’(《论语·泰伯》)我的病有增无减,常恐怕突然去世,忠心无法表达,一片赤诚,请陛下稍稍察看。我曾经观察,三代(夏、商、周)政权建立后,英明的君王,上下相传,长达数百年,每一尺每一寸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人民,都是他的臣僚。然而,他们的后裔姒履癸、子受辛两个恶徒,随心所欲,终于皇天震怒,君王宝座,被摧毁成为废墟。姒履癸被放逐到鸣条(河南省封丘县东。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在鸣条击败姒履癸,把姒履癸放逐到南巢〔安徽省桐城县〕。放逐到鸣条,误记)。子受辛的人头悬挂在白旗之上(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陷朝歌〔河南省淇县〕,向子受辛的尸体,发射三箭,然后下车,先用轻佩剑击刺,再用铜斧砍下子受辛人头,悬挂大白旗上。又向摇尾分子恶来的嘴巴发箭解恨,再向子受辛的两位宠姬〔其中之一可能是苏妲己〕的尸体,也发三箭,用轻佩剑击刺,用铁斧砍下三人人头,悬挂小白旗上),他们所坐的天子尊位,被子天乙(汤)、姬发(武)夺取,难道姒履癸、子受辛跟普通人不同?他们固也是圣明君王的后裔!三世纪二〇年代时(曹魏帝国建立之初),上天曾发出警告,燕子巢中发现一只怪鸟,嘴部、脚爪、胸前全是赤红颜色,这是帝国最大的奇事(《晋书·五行志》:二二〇年,未央宫有燕生鹰,口爪俱赤)。应该严防猛鹰飞扬的将领在萧墙(自己院墙)之内发难。我建议:最好命所有亲王,在他的采邑封国之内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重镇,维护首都所在的京畿,保卫皇家。上天不特别亲爱某一个人,而只看谁有德行。人民歌颂德政,政府寿命自然延长;人民怨恨,上天自然收回对旧王朝的宠爱,鼓励新王朝兴起。由这个观点可知:天下,是全国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曹叡亲手书写诏书,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逝世。

    陈寿曰:

    高堂隆学识渊博,头脑清楚,一心一意,帮助君王。利用天变灾异,提出劝诫警告,发于至诚,是一位忠臣。只是主张修改元旦位置(正朔),使曹姓皇族追认姚重华(虞)是他们的始祖,岂不是对他不太了解的事物,坚持过甚!

    16、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刘卲遂制定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上书说:“《周官》上的考绩办法,十分详尽。然而,自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以下,逐渐废弃,这说明考绩办法,全看是不是有人执行和如何执行。两汉王朝后来衰微,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考绩制度不够周密?而今,我们的武装部队,十分杂乱,增多减少,没有一定常规,无法使用同一标准。而且,好像渔网,当它不能张开时,拉它的主绳就行;好像皮衣卷毛,只要拿起领子一抖便可。皋陶(古代传说中最公正的法官)在姚重华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参考一四三年)。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猜忌。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司马光曰: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做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贫贱,虽然有很高才能,照样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对国家建有功勋,也不录用。询问别人,或征求别人的意见,称赞他的和诋毁他的,各占一半,因而犹豫不能决定。考察他外在的行为,文件俱在,但没有实质,无法清楚。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君王治理的范围,大者是天下,小者是一国。文武官员成千上万,一一考察,或擢升,或免职,怎么能够不交给有关单位去办而自己动手?我的回答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在上位,不仅仅指君王,郡长主持一郡,州长主持一州,九位部长(九卿)主持他们的一部,三公统筹全国,都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君王也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三公、部长、州长、郡长,怎么会把事情堆到一个人身上,独任烦劳?

    有人说:公务人员考绩办法,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制定,京房、刘卲不过稍加增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止?我的回答是: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的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久,受到上级的信任也很坚定,而且制定的法律也很宽大,完成工作的限期也定得很远。所以,姒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完成,然后才处罚他的罪行;姒文命(禹)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所主张的那样,一粒盐、一粒米的斤斤计较,早上交付任务,晚上就要求成果。有些事情,名称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所以,并不是说对公务人员的考绩可以在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实行,却不可以在两汉王朝及曹魏帝国实行;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何在,只知道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胡三省曰:

    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柏杨曰:

    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借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这就跟京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为暴君和贪官污吏提出施暴的理论根据。而胡三省却认为它竟是万世名言,似乎又显示了一种现象:儒家知识分子,永远以当权者自居,所以只要对当权派有利的建议,都如醉如痴的赞成,永远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被统治的小民,应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人格尊严。

    ——当然有很多对君王严厉指责的奏章,也有很多为小民呼吁的奏章,但他们的目的仍是保护君王的利益,警告他如果再继续暴虐,可能丧失政权,而不是警告他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

    17、最初,曹魏帝国政务署右执行长(右仆射)卫臻,主持全国官员的考试和任用,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擢升逃犯当上将(指韩信),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延聘渔夫当太师(指姜子牙),平民甚至奴仆,都封王爵公爵,为什么坚持非经过文字考试不可?”卫臻说:“不然。你如果把牧野(河南省卫辉市)大战时代(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在牧野摧毁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最后抵抗)当做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姬钊(周王朝三任王)承平时代,把刘邦斩蛇起兵时代当做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刘启(西汉王朝六任帝)承平时代,喜爱出乎常规的举动,鼓励奇特的才能,天下恐怕就要大乱。”

    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谈论选拔官员的原则,认为必须先考虑品德,再考虑才干。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李丰,曾经询问卢毓,卢毓说:“才干必须用到善行上,所以大才干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成就小的善行。如果仅有才干而不能成就善行,他的才干,就不适合做官。”李丰佩服。

    二三八年(戊午)

    曹魏·景初二年  蜀汉·延熙元年  东吴·嘉禾七年  赤乌元年  (燕王公孙渊绍汉二年)

    1、春季,正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三十五岁),把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召回首都洛阳,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在辽东(辽宁省)宣布独立、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参与决策的官员中,有人认为四万人太多,军费难以筹措。曹叡说:“四千里远征(首都洛阳跟襄平〔公孙渊总部·辽宁省辽阳市〕,航空距离一千一百千米),虽然要靠出奇制胜,但也要依靠实力,不应该计较费用。”曹叡问司马懿说:“公孙渊会有什么反应?”司马懿回答说:“公孙渊放弃根据地襄平,先行逃走,是上等策略。在辽东边界抵抗大军,是次等策略。坐在那里坚守襄平,我们会把他捕获到案。”曹叡说:“那么,公孙渊会怎么样?”司马懿回答说:“只有聪明智慧的人,知己知彼,才能够舍得放弃某些东西,公孙渊的聪明智慧都不到这种层面。”又说:“现在,他判断我们孤军远征,不可能持久;所以一定先在辽河阻击,然后退守襄平。”曹叡说:“往返需要多少天?”司马懿说:“前进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程一百天,途中休息六十天。加在一起计算,不会超过一年。”

    公孙渊得到消息,再一次派使节前往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向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七岁)称“臣”,请求救援。东吴政府打算诛杀派来的使节(报杀张弥、许晏之仇。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羊衜说:“不可以。这正是为发泄一个市井小民的怒气,而糟蹋了图霸的良机。不如乘这个机会,对使节特别厚待,然后派出特遣部队,对公孙渊施加压力,要他归附。如果魏国(曹魏帝国)不能取胜,而我们遥远的前往赴援,足使远方蛮夷对我们感恩。我们这种救难扶危的义行,将传播万里之外。如果他们兵连祸结,胜负不能立见分晓,公孙渊的主力被吸引在心脏地区,我们就在他边陲郡县,抢劫他们的财物,掳掠他们的人民,满载而归,也足够代上天执行惩罚,雪昔日之耻!”孙权说:“好极!”下令动员,命武装部队集结待发,教公孙渊的使节先行返回,说:“请你们大王固守待援,我会照着你们的盼望出兵,一定跟老弟(公孙渊)有福同享(称“弟”,表示亲热),有祸同当。”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忧虑。”

    曹魏帝国皇帝曹叡问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蒋济说:“孙权会不会救援公孙渊?”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已有万全准备,不可能从中得到利益。如果派军深入,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如果仅抵达边疆,势必徒劳无功。纵然是兄弟子侄陷于危境,孙权都不会有任何反应,何况公孙渊跟他漠不相关,而从前又受过公孙渊的戏弄羞辱(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现在所以盛传将出动大军,只不过是欺骗公孙渊的使臣,使我们产生疑惧,一旦我们不能攻克,好使公孙渊向他臣服。然而,沓渚(辽宁省大连市西旅顺)距襄平相当遥远(两地航空距离三百二十千米),如果我们远征军前进缓慢,不能速战速决,则孙权可能对我们作骚扰性的攻击,甚至派轻装部队,发动突袭,也不一定。”

    2、曹叡问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谁可以担任宰相(司徒)?”卢毓推荐隐士管宁,曹叡不接受,再问还有没有别人?卢毓回答说:“敦厚诚实的有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韩暨,节操清高的有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耿直忠贞的有祭祀部长(太常)常林。”

    二月十一日,曹叡任命韩暨当宰相。

    3、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皇帝(二任)刘禅(本年三十二岁),立张女士当皇后,是前任张皇后的妹妹(张飞的另一个女儿)。封王贵人的儿子刘璿当皇太子,刘瑶当安定王。

    农林部长(大司农)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人孟光,向皇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郤正(郤,姓)查问皇太子刘璿读书情形跟性格爱好倾向,郤正说:“皇太子侍奉双亲,恭敬孝顺;读书从早到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国君合法继承人)的风范。接待臣僚部属,用心宽厚。”孟光说:“像你所形容的,民间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如此。我所关心的是皇太子的权术智谋如何?”郤正说:“教导太子的正道,是使他如何孝顺父母,不可以胆大妄为。权术到紧急时才会产生,智略又深藏在胸怀之内,到底有与没有,怎么可以预知?”孟光知道郤正谨慎,不敢畅所欲言,只说:“我口无遮拦,不知道忌讳,现在天下还没有定于一统,智谋自然占第一位;但智谋是先天秉性,后天是教不出来的。皇太子读书,怎么能跟我们一样,博闻强记,等待高位的人询问?好像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博士),要对皇帝所提的问题,写出答案,以谋求一官半职?你应该在最重要的关键上用工夫!”郤正认为孟光的论点正确。郤正是郤俭的孙子(郤俭担任益州州长,被变民所杀。参考一八八年六月)。

    4、东吴帝国铸一枚当一千枚的大钱(重十六铢)。

    5、夏季,四月九日,曹魏帝国宰相、南乡侯(恭侯)韩暨逝世。

    6、四月十九日,曹魏帝国大赦。

    7、六月,曹魏帝国远征军抵达辽东。燕王公孙渊命最高统帅卑衍(卑,姓)、杨祚,率步骑兵数万人,在辽隧(辽宁省海城市西北)阻截,构筑围墙及壕沟二十余里。曹魏远征军各将领打算攻击,司马懿说:“敌人所以坚壁清野,就是想把我们拖死,现在攻击,正跳进他们圈套。而且,敌人主力在此,他们根据地(襄平)必然空虚,我们直接攻击襄平,一定可以击破。”遂制作大量旗帜,表示要向南方迂回。卑衍等率所有的精锐,南下阻截,司马懿暗中渡过辽河,向北挺进,直扑襄平。卑衍等大为恐慌,乘夜撤退。曹魏远征军进抵首山(襄平西南),公孙渊再命卑衍等迎战。司马懿迎头痛击,大破卑衍兵团,遂进军包围襄平。

    秋季,七月,大雨不停,辽河水位突然增高,运输粮秣船队,从辽口(辽宁省营口市·辽河注入渤海处)一直抵达襄平城下。可是,大雨降了一个多月,平地水深数尺,曹魏远征军恐惧,很多将领都准备把营垒撤退到较高地方,司马懿下令:“再有人谈论迁移,斩!”司令部参谋官(都督令史)张静违犯此项军令,立即诛杀,军心才告安定。襄平虽被曹魏远征军包围,但受到水势保护,人民照样出城砍柴、牧羊牧牛。曹魏远征军将领打算俘虏这些樵夫牧童,司马懿不准。军政官(司马)陈珪说:“从前,进攻上庸(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时,八道同时进发,日夜不息,十五天就把坚城攻陷,砍下孟达人头(参考二二八年正月)。这一次我们跋涉的路程更远,却这么安闲,我实在想不通。”司马懿说:“孟达守城的部队少,可是粮食却足支持一年,我们军队人数比他多四倍,粮食不能支持一个月,用一月攻击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我们用四个人攻击一个人,即令大军死亡一半,只要能够攻克,都要去做,所以不顾死伤,是跟粮食竞争。现在,情形恰恰相反,敌人军队多,我们军队少;敌人粮少,我们粮多。何况大水泛滥,限制我们行动,即令想攻城,又如何攻法?自京师出发,不担心敌人攻击,只担心敌人逃走。现在,敌人粮食快要吃完,可是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完成,如果掠夺他们的牛马,阻止他们砍柴放牧,势将逼他们逃走。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必须随机应变。敌人仗恃庞大的军力,又仗恃大雨不止,所以虽然饥困,不肯认输,我们当显示我们束手无策,使他们安心固守。贪图一点小利,使他们受到惊吓,弃城逃走,不是好的计谋。”这时,中央政府得到远征军被大雨困住的消息,一致主张撤退,皇帝曹叡说:“司马懿有能力控制危局,捉住公孙渊,指日可待。”

    大雨终于停止,司马懿的包围圈完成,开始作灭国性攻击,高堆土山,挖掘地道,使用楼车监视城中动静,冲车撞击城墙。士卒用盾牌遮住头部,手执钩链,冒死攀登,日夜不停地猛烈攻击,射箭和投掷石头,密集如雨。公孙渊窘困紧急,而城中粮食已经吃光,人民互相格杀,煮食对方尸体(人间惨事),大量死亡,将领杨祚等出城投降。

    八月,燕王公孙渊派相国王建、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柳甫,出城晋见司马懿,请求远征军暂时解围,稍向后退,公孙渊君臣当自己捆绑,出来投降。司马懿下令斩王建、柳甫,用公文通知公孙渊,说:“楚国和郑国,地位相等,郑国国君还要脱下上衣,光着脊背,手牵羊只,出城迎降(《左传》〈前五九七年〉:楚王〔六任庄王〕芈侣攻击郑国,郑国国君〔十三任襄公〕姬坚,肉袒牵羊迎降)。而我,是天子(曹叡)的上公(司马懿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三公之一),而王建等却打算教我解围后退,这是什么态度?对这两个传话错误的老糊涂,已经诛杀。你如果还有别的话要说,可派头脑清楚、年轻一点的来。”公孙渊再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卫演晋见,请求指定一个日期,愿送出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对决,大致上有五种结局: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守,不能守就逃;其他两条路是:投降或死亡!公孙渊不肯自己捆绑投降,当然是决心死亡,不必送什么人质。”

    八月二十三日,襄平陷落,公孙渊跟他的儿子公孙脩,在数百骑兵保护下,突围向东南逃走,曹魏远征军急行追击,在梁水(太子河,辽河支流)河边追及,斩公孙渊父子。

    司马懿进入襄平,诛杀燕王国三公、部长级以下官员,以及士兵、小民等七千余人,筑成“京观”(把尸首累积在一起,再用土累积在群尸之上,堆成高丘,称“京观”)。辽东郡、带方郡(朝鲜沙里院城)、乐浪郡(朝鲜平壤市)、玄菟郡(辽宁省沈阳市),四个郡全部收复。

    公孙渊将宣布独立时,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苦劝阻,公孙渊把他们诛杀。司马懿特地加高(封)纶直等的坟墓,任命他们的子孙当官,释放被公孙渊囚禁的叔父公孙恭(公孙渊夺取政权时,《资治通鉴》并没有载明囚禁叔父公孙恭;参考二二八年十二月。或是遗漏,或是以后才囚禁;如是当年囚禁,公孙恭在狱已整十年)。汉人希望返回故乡的,随意返回,遂班师。

    最初,公孙渊的老哥公孙晃,于公孙恭在位时,被派到京师充当人质。公孙渊没有宣布独立之前,公孙晃不断指出公孙渊可能发生变化,请曹魏政府出军讨伐。等到公孙渊正式表明态度,人质应受制裁,曹魏帝曹叡不忍心把公孙晃绑赴街市斩首,打算改在监狱中处决。

    司法部长(廷尉)高柔上书说:“我曾经听说,公孙晃有数次之多,向国家贡献忠心,检举公孙渊将行闯出大祸。虽然他是叛乱犯的家属,可是他的情形,实在应该宽恕。孔丘曾安慰桓牛,要桓牛不要忧惧(桓牛〔司马牛〕的老哥桓魋〔音tuí·颓〕,将要掀起一场变乱,桓牛忧惧交集,孔丘勉励他:“只要问心无愧,便无忧无惧。”参考《论语·颜渊》)。祁奚也指出羊舌肸(音xī〔希〕)没有过失(春秋时代晋国驱逐栾盈,杀栾盈同党羊舌虎,逮捕羊舌虎的老哥羊舌肸囚禁。元老祁奚向当权的范士匄说:“姬鲜〔管国国君〕、姬度〔蔡国国君〕因叛变受到诛杀处分,可是姬旦〔周公〕却拥护姬发〔周一任王〕。为什么为了羊舌虎,而舍弃国家栋梁羊舌肸?”范士匄把这话告诉其他高官,遂赦免羊舌肸。参考《左传》〈前五五二年〉),这都是古时候美好的义行。我认为:公孙晃如果确实有过检举,应饶他一死;如果他并没有,应在街市之上斩首。而今,既不赦他的命,又不公开他的罪状,只紧闭囚门,迫使他自杀。四方将对我们批评,认为我们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曹叡不接受,竟派人带着搀着金屑的毒酒,强迫公孙晃跟他的妻子喝下。然后赏赐棺木寿衣,埋葬在公孙晃住宅。

    8、九月,东吴帝国改年号赤乌(因红色羽毛的乌鸦,飞集于金銮宝殿之前,改年号纪念这次祥瑞。之前是嘉禾七年,之后是赤乌元年)。

    9、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正妻步夫人逝世。

    当初,孙权当讨虏将军时,驻守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参考二〇〇年十月),娶吴郡人徐女士。皇太子孙登的娘亲,出身贫贱,孙权把孙登交给徐女士抚养(徐女士最初嫁给同郡人陆尚,陆尚早死,孙权聘为妻子)。徐女士十分嫉妒,所以不受宠爱。孙权把首府迁到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时(参考二二一年四月),就不让徐女士同行。而临淮郡(江苏省泗洪县南)人步夫人,所受的宠爱,超过皇宫所有美女。孙权当皇帝后,想封步夫人当皇后,可是文武官员都认为皇后应属于徐女士。(孙权封儿子孙登当太子时,孙登对老爹说:“要封太子,应该先封皇后才对!”孙权问:“你娘在哪里?”孙登说:“在吴郡。”孙权不说话。)孙权不能下定决心,犹豫拖延了十余年,而步夫人于本年逝世;官员奏请追称步夫人“皇后”,致赠皇后印信(只有放在棺木中埋葬)。而徐女士竟当不上皇后,在吴郡逝世。

    10、东吴帝孙权任命立法官(中书郎)吕壹当总特务官,负责保卫国家及调查全国官员的忠贞(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一开始时,吕壹还十分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就作威作福,一点细微的小事,都会用法律条文把人套牢,构成罪状;于是,排除及陷害善良无罪的人,诋毁政府重要官员,连鸡毛蒜皮的小动作,都报告孙权。皇太子孙登屡次向老爹直言规劝,孙权都不接受,文武百官对吕壹深怀恐惧,没有人敢再表示意见。

    吕壹指控前江夏郡(武昌·湖北省鄂州市)郡长刁嘉批评政府,孙权怒火上冲,下令逮捕刁嘉,交付审判。传讯聚会时同座的人作证,那些人畏惧吕壹报复,都承认确实听到刁嘉说过那种话。只有高级咨询官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是仪(是,姓),说他没有听到;于是立刻闯下大祸,目标转向是仪,对他严厉盘问(这句话没有主词,不知是谁主持这项审讯和谁对是仪严厉盘问),一连几天,孙权不断下诏,一次比一次显露杀机,恐怖气氛下,大小官员不敢开口,甚至不敢呼吸,都在等待即将来临的灾难。是仪向孙权报告说:“现在,利刀铁锯,已架在我的脖子之上,我怎么敢替刁嘉隐瞒?自找灭门之祸,成为不忠之鬼?而只是把我所知道的,原原本本,据实回答。”坚持不改最初口供。孙权遂不再追究,刁嘉也因之得免一死。

    上大将军陆逊、祭祀部长(太常)潘濬,担心吕壹会把国家导入混乱,每次谈到这个问题,都忍不住痛哭流泪。吕壹曾向孙权秘密检举丞相顾雍的过失,孙权大为震怒(一定是足以使孙权震怒的过失,史书不应不加记载),严厉质问顾雍。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谢宏,在闲谈中询问吕壹:“顾雍事情如何?”吕壹说:“不太乐观。”谢宏又问:“如果顾雍被赶走,谁可能接任丞相?”吕壹还没有回答,谢宏说:“莫非是潘濬?”吕壹说:“你的推测很接近事实。”谢宏说:“潘濬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只是弹劾大臣,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今天当丞相,明天便会打击你。”吕壹大为惶恐,遂把顾雍的事化解。

    潘濬请求入朝(潘濬跟陆逊,都留在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前往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打算详细揭发吕壹的罪行,竭力谏争,可是抵达建业后,听说皇太子孙登已经几次进言而没有效果,潘濬遂大肆宴请文武百官,准备在宴会上,亲手刺杀吕壹,再以死抵罪,只求为国除去一害。吕壹得到密报,声称有病,不能赴宴。

    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卫司令(西陵督)步骘上书说:“顾雍、陆逊、潘濬,竭尽忠心,无论进食就寝,都不安宁,只想到如何安国利民,达到长远目标,可说是国家的心腹和政府的肢体,应该对他们十分信任,不让其他官员再去监视他们的行动、督促他们的工作。这三位大臣,考虑不周密时候会有的,但岂能欺骗辜负君王!”

    左将军朱据的部属,应领取三万串钱,工匠王遂施展手段,把三万串冒领。吕壹疑心钱到朱据之手,逮捕主管官员,逼取口供,主管官员遂死在乱棍之下。朱据哀怜该官员无辜冤死,买一个木板较厚的棺材把他埋葬。吕壹认为这就是朱据贪污的证据——该官员为朱据隐瞒,朱据用厚葬他作为回报。孙权几次质问朱据,朱据无法使孙权相信自己的清白,只好搬出家门,睡在草堆上(囚犯待遇),等候定罪。几天之后,中央禁军助理官(典军吏)刘助,发掘出真相,向孙权报告王遂的罪行。孙权突然惊醒,说:“连朱据都受到陷害,何况其他官民?”(朱据娶孙权最宠爱的女儿孙小虎)遂逮捕吕壹,严厉追究罪行,赏赐刘助钱一百万。

    丞相顾雍前往司法部(廷尉)主持审判,吕壹这时已成阶下之囚。顾雍和颜悦色,心平气和的询问口供,临走时,又对吕壹说:“你是不是还有申诉?”吕壹一味叩头,无话可说。政务署助理(尚书郎)怀叙(怀,姓),当面诟骂羞辱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国家有正常法律,怎么能够这样?”有关单位奏请处吕壹死刑,有人主张应用“焚如”“车裂”(焚如酷刑,新王朝一任帝王莽所创,曾用来烧死叛将陈良,参考一四年。车裂酷刑是古代传统刑法,《左传》〈前六九四年〉:“〔车裂〕高渠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车裂酷刑的记载),用以表示对大奸大恶的痛恨。孙权询问立法署长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阚泽,阚泽说:“严肃开明的正常社会,不应使用这种酷刑。”孙权同意。

    吕壹处死之后,孙权派立法官袁礼,向各高级将领道歉,并征求对当时局势应兴应革的意见。袁礼回来后,孙权下诏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袁礼返京,告诉我跟子瑜(诸葛瑾别名)、子山(步骘别名)、义封(朱然别名)、定公(吕岱别名)见面,并请教对时局和政治的意见,你们都说只知道军旅,不知道政治,不肯提出建议,全都推到伯言(陆逊别名)、承明(潘濬别名)身上。可是,伯言、承明看到袁礼,泣涕不止,声泪俱下,十分悲苦,甚至充满恐惧,有一种不安全的神情。听到之后,内心怅惘,深感困惑。为什么?天下只有圣人,才能不犯错误;只有聪明绝顶的人,才能看清自己。普通人一举一动,怎么能都正确?我曾经伤害过各位,拒绝过各位的好意,不过一时疏忽,自己当时却不知道,所以使各位避嫌畏难,不敢开口!不然的话,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跟各位共事,从小时候直到现在,头发已白了一半,总以为表里一致,推诚相见;于公于私,都可互保。大义上我们是君臣,私情上我们如同亲生骨肉,荣耀福分,欢乐忧虑,同受同享。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隐瞒计略。不管事情是对是错,各位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坐在一条船上渡河,我不跟各位磋商,跟谁磋商?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有善行,管仲没有一次不赞扬!姜小白有过失,管仲也没有一次不规劝;规劝如果不能受到接纳,则永不停止规劝。现在,我自己知道没有姜小白那么好,而各位又不肯开口说话,仍然猜忌担心。就这一点而论,我并不比姜小白差,不知道各位跟管仲相比,又是如何?”

    柏杨曰:

    吕壹不过一个小小的特务头目,当权的时间既短,为害的程度也微乎其微,仅就《资治通鉴》记载,不过拷死一个军中财务小官而已。对付顾雍,看样子只是要搞垮他,不是要害死他。然而,已使东吴帝国政府,陷于愁云惨雾。特务统治之可怖,正在于恐怖气氛,只要沾上一点,包括最高领袖在内,心灵都会扭曲。

    孙权写给各将领的这封长信,称兄道弟,如话家常,感人至深。然而,他强调“亲如骨肉”,要求“规劝如果不能受到接纳,则永不停止规劝”。话说出来好听,写出来更有管仲作为例证,好像这次可是真心。事实上恐怕相反,谁要相信这一套,谁可要大大的倒霉。孟轲就曾提出过警告:“君臣之间,规劝的次数太多,一定招来羞辱;朋友之间,规劝的次数太多,一定疏远。”稍后,就在孙权要罢黜皇太子孙和时,“亲如骨肉”的陆逊受到责骂忧死、女婿朱据索性斩首。

    无限权力是一个荒野怪兽,靠规劝谏诤无法控制,孙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最富有人情味的君王之一,还被无限权力烧得失去理智,何况其他人。凡是权力,只有另一个权力才可以控制,另一个权力才是钢索,拴住怪兽,免得它横冲直撞。柔声软语的规劝谏诤,不过一根线绳,不但拴不住,有时候反而更激使它疯狂。

    11、冬季,十一月二十四日,曹魏帝国擢升最高监察长卫臻当宰相,京畿总卫戍司令崔林当最高监察长。

    12、十二月,蜀汉帝国最高统帅蒋琬,率军进驻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

    13、十二月八日,曹魏帝国皇帝曹叡患病。

    十二月二十四日,封郭夫人当皇后。

    14、最初,曹操还是东汉王朝魏公的时候,任命酂县(河南省永城县西酂城乡)县长刘放、军事参议官(参军事)孙资,同当皇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曹丕(曹魏帝国一任帝)建立帝国后,改名为立法署(中书),任命孙资当立法署长(中书令),刘放当总立法长(中书监。“令”“监”官级都是“第三品”,职掌相同,可能是双头马车制,都是首长。古代官制模糊,“令”“监”地位又变化无常,有时有令无监,有时有监无令,有时并存,姑且称“立法署长”“总立法长”,增加印象),二人遂同时掌握机要。(情势演变:“尚书”既逐渐脱离宫廷,成为政府机关,“中书”遂代替“尚书”之职。)

    曹叡登上宝座,对刘放、孙资,更是宠爱信任,全加衔高级咨询官、特级国务官,封本县侯爵(刘放是涿郡〔河北省涿州市〕方城县〔河北省固安县〕人,封方城侯。孙资是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中都县〔山西省平遥县〕人,封中都侯)。当时,曹叡亲自处理国事,几次对外作战,中枢筹划,全由二人负责。每遇到重大决策,召集高阶层官员会议,常命二人作出最后裁决。当时还是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的蒋济,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高级官员权力太大,宝座一定危险;左右助理关系太过亲密,耳目一定被蒙蔽;这是古代最重要的鉴戒。从前,高官当权,内外不安(曹魏帝国建立迄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不知指的什么?可能指东汉王朝末年),陛下亲自处理国事,政治自然纳入正轨。并不是高官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之后,人们对君王一定怠慢,这是正常现象。陛下既然有能力防止高级官员发生这种流弊,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另一种流弊。

    “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见解以及深谋远虑,未必超过高级官员,但是,钻营奔走,谄媚逢迎,可比高级官员更有独到功夫。现在外面动辄就说:立法署(指刘放、孙资)如何如何。他们虽然恭敬谨慎,不敢结交政府官员。但仅只‘立法署’一个虚名,就能使世俗如此注意,何况手握权柄,整天侍奉在皇上眼前。万一乘着皇上困倦之时,窃弄权威,大家发现他能够影响皇上的决定,自会趋炎附势,顺着他们的意向行事。

    “这种现象一旦开始,摇尾系统立刻建立,招朋引类,诋毁赞扬,也跟着兴起;功过赏罚,就会颠倒。走正规渠道上进的或许根本走不通,而攀附左右亲信的反而一帆风顺。由小而大,逐渐形成一种力量,陛下对他们的信任已成为习惯,也不再有任何警觉。这些,以陛下的英明,当然早就考虑周详;如果再加留意,行迹会更明显呈现。

    “有些高级官员恐怕所作的建议,不蒙采纳,反而招致陛下左右亲信的怨恨报复,所以不敢反映。但我认为,陛下圣心自会考虑沉思、垂听舆论、观察迹象,如果有不合情理或事实上有无法执行的事情,就应该随时改变修正。这样做,远的将跟姬轩辕(黄)、伊祁放勋(唐)贡献相等,近的也会完成武帝(曹操)、文帝(一任帝曹丕)交付陛下的重责大任,岂止不受左右亲近控制而已。

    “当然,君王不可能一个人处理天下全部事务,工作必须有人分担。不过,绝不可以托付给一个人,除非他有姬旦(周公)的忠心、管仲的正直无私。否则,就必然会玩法弄权,败坏国家。现在,栋梁之材虽然很少,但有能力负责一个州或一个单位,尽忠职守的人,还是很多,盼望能够并列于朝,不要使圣明的帝国政府,发生一人专政的丑闻。”

    曹叡不理。(胡三省原注:“这些都不是本年的事。《资治通鉴》因刘放、孙资患得患失,误导曹叡托孤,加以追叙。”)

    等到曹叡病重卧床,深为忧虑身后之事,遂任命曹操幼子燕王曹宇(曹叡叔父)当最高统帅,和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真,参考二二二年九月)。曹肇是曹休的儿子(曹休,参考二一八年三月)。曹叡自小跟燕王曹宇友善,所以托付后事。

    刘放、孙资,长久的主管政府机要,夏侯献、曹肇心里一直不服,宫殿中有专供公鸡晚上栖止、早上啼鸣的树,两人互相说:“公鸡占这棵树也够久了,看它还能再占几天?”刘放、孙资听到耳朵里,恐怕二人当权后对自己不利,阴图反击。而燕王曹宇,性情谦恭温和,向老侄曹叡恳切推辞。曹叡把刘放、孙资唤到卧室,问说:“燕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放、孙资回答说:“燕王有自知之明,知道负担不了这么重大的责任。”曹叡问说:“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当时,只有曹爽在旁,刘放、孙资遂顺便推荐曹爽,并且建议:“最好教司马懿也参与。”曹叡问:“曹爽行不行?”曹爽汗流浃背,紧张得不知道如何回答。刘放暗中用脚踢他,附到他耳朵上,悄悄告诉他:“快说:‘我愿用生命保护皇家。’”曹叡采纳,决定命曹爽、司马懿辅政。可是,不久又中途改变,下诏收回前令。刘放、孙资晋见曹叡,再作请求,曹叡再度接纳。刘放说:“最好由陛下亲笔书写诏书。”曹叡说:“我手脚发软,不能提笔。”刘放爬上御床,握着曹叡的手,勉强写下遗嘱,遂拿出宫,高声宣布说:“有圣旨,燕王曹宇等,一律免职,不准在宫廷停留。”曹宇等大为惊愕,流泪退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擢升曹爽当最高统帅。曹叡担心曹爽能力不足,再擢升政务署执行官孙礼,当最高统帅府秘书长(大将军长史),作曹爽的助手。

    这时,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司马懿正在汲县(河南省卫辉市。司马懿东征公孙渊回军,刚抵达汲县);曹叡派随身仆役辟邪,拿着手令,前往征召。之前,燕王曹宇建议,认为关中防务重要,最好命司马懿直接从轵关(河南省济源市西·太行山八陉之一)返回原防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诏书已经发出。司马懿先后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怀疑京师发生变故。于是,紧急上路。

    二三九年(己未)

    曹魏·景初三年  蜀汉·延熙二年  东吴·赤乌二年

    1、春季,正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懿,抵达首都洛阳,晋见生命垂危的皇帝(二任明帝)曹叡。曹叡握着司马懿的手,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由你跟曹爽,辅佐幼儿。死怎能忍?但我强忍不死,就是等你!能够相见,没有余恨。”把两个幼儿曹芳、曹询,叫到床前,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看清楚,不要看错。”又教曹芳去抱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叩头,悲戚流泪。

    当天,封曹芳当皇太子;曹叡遂即逝世(年三十六岁)。

    曹叡聪明坚强,反应迅速,但纵情任性,毫无忌惮。处理事情时,常能掌握重点,化繁为简,追求工作成果。不喜爱虚伪,厌恶浮华不实。每逢动员发兵,论断国家大事,参与决策的谋略之士和将领,都佩服他卓越的见解。而且记忆力特别强,即令左右卑微的小官,以及登载在官员名簿上,有关性格、品德以及做过什么事,甚至父子兄弟是谁,只要看过一遍,终身不忘。

    孙盛论曰:

    听长辈们说过,曹叡仪容秀美,一表人才,站立时长发可垂到地面,讲话有点口吃,所以很少发言;但性格刚强,对复杂事务,有判断能力。最初,接受老爹曹丕遗诏的几位辅政大臣,曹叡都把他们派出担任独当一面的高官(曹休镇守合肥〔安徽省合肥市〕,曹真镇守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司马懿镇守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中央政府大计方针,则自己亲自处理。对大臣都很崇敬有礼,心胸广大,能够容忍率直的批评;虽然当面冒犯,曹叡也从不对他们折辱或诛杀;具有君王应有的度量,至为难得。然而,他不知道培养长远的恩德,对至亲的曹姓家人猜忌排斥,使大权旁落,帝国沦亡,可悲。

    2、曹魏帝国皇太子曹芳,继位登基(三任帝),年才八岁,大赦。尊皇后郭女士为皇太后,曹爽、司马懿加衔高级咨询官(侍中)、“假节钺”(“节”是代表皇帝的符节,“钺”是代表皇帝诛杀的巨斧)、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古代官制,往往因人设官,事权混乱,“太尉”“大司马”“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实际上都是一码子事,所以名称不同,大概关系实权。曹爽本是“大将军”〔全国最高统帅〕,司马懿本是“太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理论上全都控制全国军权,何必再加“都督中外诸军”官衔,当是必须再有此一加,才能有实权)。曹叡生时兴建宫殿工程,以“遗诏”名义,全部停工。

    曹爽、司马懿各率军三千人,轮流值班,住宿宫内。因司马懿年龄辈分以及官位一向都高过曹爽,曹爽把司马懿当做父辈侍奉,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不敢专断独行。

    最初,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东平国(山东省东平县西南)人毕轨跟邓飏、李胜、何晏、丁谧,都以才干闻名于世。但心浮气躁,趋炎附势,急于攫取财富和官位。二任帝曹叡在位时,厌恶他们浮华不实,都排除政府之外,不予录用。可是曹爽却跟他们十分亲善,等到曹爽辅政,立即延聘擢升,当做心腹智囊。何晏是何进的孙儿(何进,参考一八九年八月)。丁谧是丁斐的儿子(丁斐在潼关战役中,纵放牛马以救曹操,参考二一一年八月)。何晏等全心全意拥护曹爽,认为大权不可以分割给别人(指司马懿);丁谧更替曹爽设计,使曹爽奏报皇帝,由皇帝下诏,擢升司马懿当皇家师傅(太傅);外表上使司马懿有尊贵的名号,实际上剥夺司马懿的权力。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启奏时,先行呈报曹爽过目,曹爽就可先行裁决。曹爽同意这个办法。

    二月二十一日,曹芳下诏,擢升司马懿当皇家师傅。任命曹爽的老弟曹羲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曹训当武卫将军、曹彦当散骑侍从讲书官(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老弟,都以侯爵身份,担任皇家侍从,出入宫廷,权力和受到的尊敬,无与伦比。曹爽对待司马懿,虽然表面上仍保持毕恭毕敬,但政府一切决定,曹爽都自己做主,不再请示司马懿。

    曹爽擢升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当政务署执行长(仆射)。任命何晏接任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又任命邓飏、丁谧当政务署执行官(尚书),毕轨当京畿总卫戍司令。何晏等仗恃大权在握,随心所欲的处理国家事务,依附他们的,升迁;不依附他们的,排斥;官员们都要顺着风向转舵,不敢拒抗。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老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净无为,实际上却热衷名利;伶俐乖巧,不在根本上下工夫,我恐怕他会先迷惑引诱你们兄弟。正直而有见识的人,将远离而去,政府功能,将陷于停顿。”

    何晏听到这话,跟傅嘏友情破裂,抓住一件小事,把傅嘏免职,又把卢毓逐出政务署(尚书省),去担任司法部长(廷尉);毕轨再诬陷卢毓(史书不应不记载内容),向皇帝提出弹劾,卢毓遂被免职。舆论对何晏等的行动,反应强烈,何晏等只好再请卢毓回来,担任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

    最高统帅府秘书长(大将军长史)孙礼正直不屈,曹爽感到办事仍不够称心快意,遂把孙礼逐出最高统帅府(大将军府),去当扬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

    3、三月,曹魏帝国擢升征东将军满宠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4、夏季,四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军事视察官(督军使者)羊衜,越海突击曹魏帝国辽东郡(辽东半岛),俘虏大批人民撤退。

    5、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任命最高统帅蒋琬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人事管理官(东曹掾)犍为郡(四川省彭山县)人杨戏,性情疏阔,蒋琬跟他讨论问题,杨戏有时候似理不理,不作回答,有人对蒋琬说:“你跟杨戏谈话,他这种态度,傲慢到极点。”蒋琬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犹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脸孔。当面服从,一转身就议论批评,古人认为不可如此。杨戏如果同意我的主张,违反他的本心;如果表示反对,又显示我的过失。所以才闭嘴不说话,这是杨戏的厚道。”

    屯垦司令官(督农)杨敏,曾经抨击蒋琬,说他:“做事糊涂,不如他的前任(指诸葛亮)。”有人报告蒋琬;有关官员请对杨敏调查审问,严加追究,蒋琬说:“我实在不如前任,不能不承认!”有关官员请下令要杨敏说明什么地方“糊涂”?蒋琬说:“既然不如前任,处理事情一定不理想,不理想就是糊涂。”后来,杨敏因某一案件,被捕入狱,大家相信蒋琬一定报复,杨敏非死不可。但蒋琬胸怀坦荡,不记前事,杨敏的罪并没有加重。

    6、秋季,七月,曹魏帝国皇帝曹芳,正式临朝,主持政府。(八岁的娃儿,自不会处理国事,大权握在曹爽之手。)

    7、八月,曹魏帝国大赦。

    8、冬季,十月,东吴帝国祭祀部长潘濬逝世。东吴帝孙权命镇南将军吕岱,接替潘濬职务,跟上大将军陆逊,共同处理荆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防务。吕岱当时年已八十,体格健康,辛苦勤劳,跟陆逊同心合力,亲自处理国事,有功勋时,互相推让,南方人士对二人非常尊敬。

    十二月,东吴帝国将领廖式兵变,击斩临贺郡(广西贺县)郡长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攻掠零陵(湖南省永州市)、桂阳(湖南省郴州市)两郡,影响所及,交州(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各郡震恐动荡;廖式拥有部众数万人,吕岱向中央政府请缨,自愿率军讨伐;发出奏章的同时,即行南下,星夜赶路。东吴帝孙权派使节在后追赶,任命吕岱当交州全权州长(牧),并派其他将领唐咨等,继进赴援,战争持续一年,击破叛军,斩廖式跟他的党羽,各郡县完全平定。吕岱仍返武昌(湖北省鄂州市)。

    9、东吴帝国都乡侯周胤,率军一千人,驻防公安(湖北省公安县),违法犯罪,贬谪庐陵郡(江西省泰和县)。诸葛瑾、步骘都替他求情。东吴帝孙权说:“周胤年纪轻轻,既没有功劳,又没有资历,而竟然交给他兵权,封他爵位,为的是纪念他爹周瑜,才对他宠爱。想不到周胤仗势欺人,酗酒荒淫,纵情任性,横行霸道。我曾多次告诫他,他丝毫不能悔改。我对周瑜的友情,跟二位一样;渴望周胤有所成就之心,没有放弃。可是周胤罪过太重,不能马上就教他回来,而且我就是要使他受苦,得到教训,才能改过。就凭他是周瑜的儿子,而又有二位呵护,只要他能改过,难道还怕没有官做!”

    周瑜老哥的儿子、偏将军周峻逝世,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全琮请求把周峻的部队交给他的儿子周护。孙权说:“从前,击败曹操,吞并荆州,都是周瑜之功(指赤壁之战,参考二〇八年十月),永不能忘。听说周峻病故,便打算任命周护接替,可是听说周护性情凶暴,如果用他,恐怕恰恰是害他,所以中途改变主意。我思念周瑜,岂有已时!”

    10、十二月,曹魏帝国下诏,元旦位置仍恢复在正月一日(二三七年,改为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