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日军海军就到南方的上海制造事端，但起初的点火者却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当时，驻守上海闸北的19路军面临着三条抵抗线的选择。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颇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英雄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滋事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

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工人，准备混水摸鱼。

具体作案地点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实业社（三友社）的毛巾厂门口。

这个三友社是由三个浙江人合办的。别看产品很小，工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将近一万名员工。

一般来讲，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较在行的，向有“中国犹太人”之称。难得的是，这家老板不仅会做生意，还非常爱国，经常组织厂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的工友曾经到租界贴过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发生过冲突。

在他们工厂的大门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为该厂军训民兵拿枪对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倾向，这就好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们正在内部组织军训，突然发现有人从墙外往里面扔石子。

大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五个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中间，就有两个是日莲宗和尚，一路正好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化缘。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误会了。

日本和尚以为是施主出来布施了，便哼哼叽叽地跟工友们唱经说法讲好话。

工友却以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乱捣蛋后不承认，还跟自己扯蛋。

反正语言不通，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两下里就这么在那里指手划脚打哑谜。

不用说，扔石子的人当然是那些乔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他们趁机冲出来，一边喊着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这爱国也有抢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包括和尚在内的几个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击打能力都不行，没几下，其中一个和尚就受了重伤，几天后在医院里一命归西。

三友社门前的大马路是由一个发了财的粤商马玉山出钱修建的，当时叫做马玉山路（今已改成营口路），历史上便将此事件称为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打伤，而且死伤者还是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马上到日侨中间去大肆散播这一消息。

上海是日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听消息果然人怨沸腾。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还是无辜的和尚。可恶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报仇，报仇。

这边日侨有呼声，那边浪人就有了反应。

因为被殴的五个日本人当中，除了两个和尚，另外三个就是浪人。

现在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喜欢把浪人打扮成一帮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这样才配与霍元甲陈真们交手。

事实上，所谓浪人，与武士其实是两个概念。在日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街头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类。

当然也保不准烂人里面也有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可以偶尔到中国武馆门口踢踢场子，虚张声势两下。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武学潜质，都已经扔给幕府时候的武士爷爷了，打起架来也就仗着人多，猫在墙角边扔扔砖头，喊喊口号什么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来要饭，你说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现在他们总算派上用场了。不管怎样，干鸡鸣狗盗的勾当，浪人比普通侨民们还是要强。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带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实业社门口，先放了一把火，烧了几间厂房。

厂里工友闻声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拦住纵火犯。不料这帮家伙事先身上都带着管制刀具，而工友们虽然受过军训，无奈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他们杀伤了好些人。

中国警察前来阻止，未料到这帮人着实凶悍，结果弄到一死二伤（指警察）。

天亮后，日侨组织游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见到电车就拦，连出来劝阻的英国巡捕也被他们打了一顿。

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地面，连警察都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国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谁怕谁。

事情终于被挑起来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

当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伤一事，上海巿长吴铁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可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凶，村井不仅没接受，反过来还对中国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道歉、追捕（凶手）、赔偿（医药费和抚慰金）、取缔（抗日团体）。

吴市长不过嘴上抗议一下，村井的要求却不是不答应就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1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日军在做准备，中国军队也没闲着。

驻闸北的19路军已经枕戈待旦。

扬长避短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闸北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闸北办过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19路军属于正宗粤军，是从北伐时代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发展出来的。

中原大战结束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北军、桂军、晋绥军都一个个消停下去，终于轮到粤军的代表19路军上场了，而且这次上场着实给粤军长脸——我们打的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这支部队的特点，一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浓厚。

部队从上到下，清一色几乎都是广仔，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19路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部队里的人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蒋汪合作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为缺钱给闹的。

当初孙科死活把黄汉梁拖到财政部长的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给摇摇欲坠的政府输血（提供经费）的。

可是黄汉梁手上一无钱，二无人，你让他怎么输法呢。

回过头来再想想，为什么老蒋、宋子文在时，财政上还能混过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孙科当政后，因为一天到晚烦钱的事，也算是半个专家了。据他本人说，南京政府的收入本来每年可以达到4到5个亿，听起来还不错，但问题是政府还有历年积累下来的巨额债务，而去掉债务，每年实际上能用的钱只有1个亿，也就是说每个月1000万都不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开销却不小，每月仅军费一项，就超过千万，此外还有七七八八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总得超过2000万。

照此说法，即使湖北、山东、福建等地方一个子不少地把税交上来，缺口还有一半。

怎么办？很简单：借。

前面借了后面还，后面还了然后借。如此循环往复，通过这样的办法来驱动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

看看好象很简单，但其实里面学问不小。

宋子文为什么会被称为财神爷？倒不是说他本人可以点石成金，而是指他能够借到钱，债主之一便是上海金融界。

黄汉梁也想学宋子文，可就是想不像。他本人以前倒的确在金融界呆过，可却只是小银行的小经理，跟上海滩的那些金融巨鳄并无什么交情。

人家手里是有钱，但既非偷亦非抢，跟你也不熟，凭什么就一定要借给你？于是乎，黄汉梁虽然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本来想弄1000万的，结果一半都没到，只借到300万。

这哪够啊，连军费都应付不了。

孙科只得把陈铭枢找来，两人又埋着头一阵商量。陈铭枢提议说，不管他了，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既然他们不肯再借，我们就不还，也就是说，可以暂时停止每个月对公债的还本付息，为此可以挪出内债基金3400万元。手中一下子有了3400万，那不啻是救了孙科半条命。

孙科听了当然很是动心。可还没等他正式实施这个提议，国内金融界就闻风而动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3日，“公债风潮”爆发。

金融界集体向政府表示抗议，并不惜发出威胁：如果政府不守信用，竟敢到期不付债务本息，那对不起，我们就拿着你的债券，直接去接收债券的抵押单位——国家和地方的税收机关。

你们不是不想还钱吗，我们就拿税收做抵！

当然了，那什么政府还要再借钱之类的话，以后就再也不用跟我们提了。

经此“风潮”冲击，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孙科内阁差点没立马崩溃掉。黄汉梁当天就提出辞职，孙科则连辞都没辞，丢下文武百官，一个人从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本来他这个政府可能就要到此为止了，关键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又把他拉了回去。

这个人就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

他跟在孙科屁股后面，一路追到上海，见面后苦口婆心，劝孙科重新回去主持内阁。

孙科可怜巴巴地对他说：财政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你说那个黄汉梁都辞职了，下面连财政部长都找不到，我真的干不下去啊。

懦夫，难道这点点困难就把你给吓倒了吗？真后悔白跟了你这么个人！

当然，这话不是陈铭枢说的，是我替他说的，因为我怀疑他当时心里就这么想着的。

陈铭枢当时其实是这样说的：我既被你拉入了政府，就愿意替你受苦。这个财政部长如果实在没人当，我来当！

听了陈铭枢这番义薄云天的话语，孙科大受感动，随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陈铭枢一个军人出身，虽然能搞搞政治，但财政部毕竟关系着另外一门学问，连有点金融工作经验的黄汉梁都不能胜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陈铭枢的办法是，既然用软的一套跟你们这些商人说不通，那我来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们不过（“操刀必割”）。

孙科本人不知道轻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这是在大上海，万国租界都在这里，神经敏感着呢，哪是能够任性乱来的地方。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对陈铭枢的做法，一时之间，陈铭枢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了。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19路军当然是坚定地站在陈铭枢这一边。当天他们就向陈铭枢发出电报，告知对方，全军将以淞沪前线为对日抵抗线。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自己部队的力挺，使陈铭枢深感安慰，但孙科内阁的命运已然决定，再也无法更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4日，陈友仁和陈铭枢均被迫辞职。

他们一倒下来，孙科情知大势已去，也只能于第二天跟在后面一辞了事。

亲手把孙科逼下台，人家真的下去了，蒋汪却又要惺惺作态一番。先是发电报，然后是派了好几批人来劝，但孙科此刻已明白这一切都无非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所以“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这下好了。事隔多年后，蒋汪又走到了一起，两人吹拉弹唱，一唱一和，一起发表见解，一起指指点点，俨然又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由老蒋主持，在南京召开会议，把行政院长的宝座正式授予汪精卫，而对“禅让”的孙科也要安慰一下，后者的新头衔是立法院长，虽然有名无实，不过有总聊胜于无。

至此，蒋汪合作，功德圆满。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汪精卫不得不承认，老蒋离开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离开老蒋却万万不能。否则，再怎么折腾，也不过是个孙科第二，因此此后一直对老蒋言听计从，不敢违拗。

所谓蒋汪合作，表面是蒋管军，汪管政，实际上党政军都是以蒋为主，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晚会议结束后数小时，“一二八”事变就爆发了。

二踢脚的捻

就在汪精卫登基的那天下午，吴铁城按照要求，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时通牒时间到达之前，将书面答复书正式送达日本公使馆。

你们的要求我都答应，这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

村井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日本海军却不一样，盐泽甚至急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四项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海军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下来了。偏偏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等于白忙活了。

这时候的盐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他马上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称日侨对上海有这么多中国军队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怕这个新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

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点25分，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5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本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闸北，要是19路军撤离上海的话。

陈铭枢被迫辞职的当天，何应钦就亲自赶到上海，召见19路军军长蔡廷锴。

没别的事，就是劝说19路军撤防，以免与日军冲突。

如果按照一般常规，身为军政部长，只要下个命令就应该可以调动军队。但国民党军队的体系，基本不是靠军令，而是靠人情维持的。老蒋如此，何应钦更是概莫能外。

先前19路军被称为地方军中的中央军，能听凭政府调动，那是由于陈铭枢在台上，他指到哪里，19路军就去哪里。陈铭枢下了台，何应钦就知道这事情有点麻烦，19路军不会轻易听命了。

果然，蔡廷锴不同意撤防，并且反驳说，我们在闸北，日军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要我们撤防呢，没理由啊。

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得知难而退。

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当然老蒋在这方面是有艺术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不是他的嫡系将领，他表现得越客气，绝不会把你像他的那些黄埔学生那样训得抬不起头来——孰疏孰亲，一望可知。

他通过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私下去做蔡廷锴的工作。张静江被老蒋称为“导师”，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与“国父”相提并论的人物。派张出马，可见规格之高。

但蔡廷锴仍是一口拒绝，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不能换防。

19路军如此难搞，让老蒋大为光火。他认为这是陈铭枢暗中指使的，是有意与自己为难，便决定来硬的。

在扶汪精卫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发出电令，一天之内，连发3次急电，要求19路军进行撤防。这种犹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锴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应钦和朱培德看到19路军仍无任何动静，再次发令，要求务必在下午6点以前完成闸北交防。

下午5点，从南京出发的宪兵第六团先遣的1个营到达上海，可是处于闸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团（张若嵩团）仍拒绝撤离。一个不想出去，一个想要进来，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最后蔡廷锴就出面对张若嵩说，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鬼子来，我们就打，不来，第二天我们就痛快一点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来了。

其实，早在盐泽发出进攻命令之前，海军陆战队就由穿着便衣的日侨武装队带领，偷偷占领了闸北天通庵车站。

晚上11时30分，在盐泽正式下达命令后，海军陆战队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向19路军发动了进攻。

张若嵩依据密令，立即组织部队就地抵抗。

就象二踢脚的捻，闸北一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便在仓促间立刻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