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