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独尊儒术 一、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

汉代与秦初人口对比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史记》记载:“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西汉陶仓模型

出土时内盛鲜黄稻穗四束,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象征。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

铁耙

西汉农具,福建省柴安县城遗址出土。

西汉独轮车模型

使用时由一人推动,适合半山区和农村田间运输。

长辕犁

西汉农具,据山东枣庄出土汉画像石。
此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文、景二帝对农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