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独尊儒术 三、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