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隔海烟云——台湾所藏秘档解读 徐致靖大骂梁启超

——读台湾所藏徐致靖未刊函札

戊戌变法期间,徐致靖曾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政变时,徐致靖因“滥保匪人”获罪,定永远监禁。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狱待罪”。他的作品很少流传,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却保存着他晚年的四通致康有为函件,弥足珍贵。其一云:

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报载各处公电及吾师致政府长函,痛斥若人之荒谬,逐条指驳,以矛刺盾,言之綦详,无庸赘及。独怪若人者,自戊戌政变久而论定,当今志士,尊吾先生师弟之间为先知先觉,望隆泰斗,人无间言。方谓时政虽荒,袁逆虽肆,外患内忧虽亟,而支柱乾坤,力挽危局,将必虽师若弟,两人金石不渝,岁寒可盟,私以窃幸。今已垂暮,犹冀须臾无死,拭目以观公等二人造福我国民,而不图人心难料,顿易生平,昧却惺惺使糊涂,竟欲以党见、私见,假外交以倾覆吾国,昏谬险毒,一至于此也。

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然而徒怒无益,吾意惟有宣布若人祸国罪,与众共弃,使天下人咸晓然于若人罪恶,人得而诛,甚于义和之罪魁,洪宪之鬻囯,人人痛恨,势成独夫。即妄欲挟外以自重,亦何能为!

夫人孰无情,以数十年渊源授受,同心同德之谊,就令小有龃龉,何可遽加屏绝,贻诮凶终?然而事有重轻,大祸之搆,惟在斯人。劝之不听,责之不复,是其叛弃师门,虽非怙恶,悍然祸国,以图一己之私,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在先生取友不端,羿亦有罪,即鄙人戊戌被祸,虽以滥保为吾师罪,而问心无愧,处之坦然。今则目睹若人之肆毒,若起先皇帝于九原,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自解耶!早知如此,彼若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有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也。愤气填膺,言不能择,惟望速加断割,明示鸣鼓之攻,宣布两观之律,为背师祸国者戒。若再迟回姑息,意存不忍,致斥李斯者追究荀卿,恐吾师亦难逃斯责也。

末署“清明时节”。据此并据函中所述史事,知此函为1917年4月5日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为同盟国(德、奥、意)与协约国(英、法、俄、日、美)两大军事集团。日本借大战之机,出兵我国山东,强占原为德国侵占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同时,怂恿北京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政府也鼓动中国政府一致行动。1917年2月,德国悍然实行潜艇新政策,封锁公海,袭击商船。同月9日,北京政府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大臣即于同日召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建议中国政府即行宣布对德绝交。当时,中国政府觉得日本有求于中国,便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日本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政府及有关各国政府同意中国提高关税税率,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日本为了拉拢中国参加协约国,于27日通过外务大臣表示:中国希望之事,自有商量余地。有了日本这句话,国务总理段祺瑞等便决心加入协约国。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却以事关重大,需要慎重为词,拒绝签字。段一怒之下,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参战之争使矛盾进一步加剧起来。黎元洪本想借此改组内阁,踢开段祺瑞,但是,他赤手空拳,无所凭借,自然斗不过武力在握的段祺瑞。7日,段祺瑞返京,宣称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14日,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8月14日,对德宣战。

对德外交问题不仅加剧了府院之争,而且在社会各阶层间引起了广泛争议。一时间,名流们纷纷表态,尖锐地形成两派。主张参战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参战的有孙中山、章太炎、马君武等。双方都各有其理由。

徐致靖反对对德宣战。3月8日,他致函康有为称:中国参战绝无胜利的可能,即使勉强打胜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函称:“无端加入,既与结约,必且受其要挟而不能拒,必且竭膏血以相供给。即能制德而胜,国已不支;若德终胜,则祸尚可问乎!”因此,他一方面谴责段祺瑞等人“儿戏国事,妄欲为孤注之一掷”,把主张参战的诸人比之为“义和团罪魁”,另一方面则盛赞黎元洪,支持他改组内阁。信中,徐致靖要康有为出面联合同志,汇集舆论,制止政府参战,以免打输了,“身为亡国之民”。

康有为也反对对德宣战。他主张保持中立,乘欧战之际,励精图治,理财练兵,振兴农工商各业,争取国家自强。3月13日,他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历述不应参战的种种理由,声称德国强大,“全球畏德如虎”,与德作战,必败无疑。电称:“仆为五千年之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故流涕沥血,竭诚奉闻,望垂察行;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人也。”

但是,梁启超却主张参战。3月上旬,他连续致函段祺瑞,建议先下手为强,首先捕获德国和奥国在中国海域的商船,以免它们以爆破的方式封锁黄埔,同时则宣布对德绝交。函称:“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份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  为此,他六次会见黎元洪,劝黎支持段祺瑞。10日,他又对英文《京津时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已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  26日,他致函北京政府国务院政务评议会,主张从速对德奥宣战。

梁启超的主张受到徐致靖的强烈反对,也激起他的强烈愤怒。上引致康有为函指责梁启超“以党见、私见,假外交以倾覆吾国,昏谬险毒,一至于此”,罪名是相当大的。不仅如此,徐致靖还要康有为断绝和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宣布其罪状,鸣鼓而攻,“使天下人咸晓然于若人罪恶,人得而诛”。他甚至表示,戊戌维新时不该保荐梁启超,认为政变时西太后将梁杀了倒好,“免至今日肆虐”云云,确乎已经到了“怒不择言”的状况。

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也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反对。本函称“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可见康有为盛怒之下几乎发昏的情形。这一时期,康有为还有一篇手写的揭帖式的文字,破口大骂“梁贼启超”,当是接受了徐致靖此函的建议。

梁启超之所以主张参战,据他自己说,其理由有二:从积极方面看,必须乘此时有所表现,以求置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看,必须与周围关系密切的国家“同其利害”,才能受到“均势”的庇护,云云。  梁启超的理由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不过,他是看准了德国必败才敢于下此一着的。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德国终于被打败,中国成为“战胜国”,顾维钧等人有了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山东权利的资格。

政治斗争中,双方因政见不同,难免意气用事,攻击过头。史家们必须超脱于双方之上,根据历史条件独立判断。如果取其中一方之说以论定另一方,那就离事实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