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记一失足的帝王梦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 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 B342.511 C44 及 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 partisan )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权( Executive Power )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一三五

笔者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曾,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承继式的寡头制,优于非承继式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 Republicanism )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广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一八七零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三起三落,实未能一蹴而几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 porfirio Diza )为例。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零)。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老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它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笔者按: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孙中山死后的汪、蒋;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雪夫;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凡是派;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监国’( Protector )。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却没个接班人。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做继任小总统,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画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对纵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公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朋友,他老人家,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嘛。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零~一四零零。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