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政权 四、官本位

官本位恐怕是从宋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什么叫官本位?本位的意思,原本是指货币制度的基础或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如此,则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了。难怪宋代称谓,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东西成为本位,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价值,或者被认为有价值;其次要辨识度高,而且可能拥有。帝国时代,君至贵而民至贱。贱民无价值,皇帝又高不可攀,所以既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最适合成为本位的,正是皇家与小民之间可望可即的官。

问题是,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也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容易多了。

容易是因为科举。

科举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此后,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让多少中下层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这里面又有多种原因。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这当然要拜印刷术所赐。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以至于这化外之地竟人才辈出。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竟达一千三百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黄巢那样愤而造反的事。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显然,这又是为了体恤那些寒士。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登科录

科举进仕是谓“登科”,“登科录”记载了每次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这是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文天祥。可以看到,登科录中记录了该举子的详细个人信息和家族历史源流。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说到底,还是官本位。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事实上,官僚政治的真正成熟正是在宋代。尽管从理论上讲,支撑帝国大厦的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三大支柱,但从秦汉到隋唐,最高统治者对于后面两条仍然重视不够。结果,皇权被玩弄、觊觎甚至篡夺,窃国大盗包括跋扈的外戚,垂帘的女主,割据的藩镇,捣鬼的宦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凭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宋官家也终于意识到,最靠谱的,是由儒家思想武装起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官。作为个人,他们既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本就造不了反;而儒家忠君爱国的主张,又让他们不生此念,不作此想。说得直白一点,科举官员并不想黄袍加身,只想永保富贵,而他们的青云直上和飞黄腾达,又只有君临天下的皇帝能够给予。

宋代大兴科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要依靠,就得抬举。于是,赵宋官家便不惜成本地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这种风气虽然在现代社会颇遭诟病,当时却未尝没有积极意义。否则,也不会至今死而不僵。

意义之一是保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宋开始便不再有国家分裂的局面。元明清都是天下一统,明清两代也都国祚绵长,这不能不归功于两宋奠定的基本国策。

其次是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尤其是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前赴后继的考生需要应试教材,层出不穷的官员需要工作指南,都让书商们大发其财。何况俸禄高政务少的官员还要吟诗作赋,出版诗文集。结果,就连满足市井小民需要的通俗读物,也都布满大街小巷的书店和地摊,或者在勾栏瓦舍出售,这是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讲到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形成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一词早就有了。但在前期,无论作用还是影响力都很有限。三公坐而论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士和大夫都不过是执行者。南朝梁武帝甚至放出话来:国家是朕的,关士大夫什么事?

宋代的情况则不同,士大夫俨然主人翁。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代士大夫,已成为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群体。

因此,他们还会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

士大夫的使命: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儒张载,是儒家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格言之一,哲学家冯友兰将之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幅书法作品是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所书的“横渠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