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4世纪末罗马帝国所需要面临的全部问题，其中的当务之急莫过于蛮族的威胁。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面对阴暗的日耳曼森林和冰封的莱茵河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时，罗马军队就已经学会了谨慎行事。过了将近三百年，蛮族依然只是在帝国的边境蠢蠢欲动，时不时发动一些小规模突袭，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碍于变化无常的联盟状态和对罗马帝国军队的恐惧，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但在“叛教者”尤利安去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从东方崛起了一股全新的、惊人的力量，匈人部族是如此野蛮凶悍，让惊慌的日耳曼人忽视了罗马帝国边境衰弱的守卫军队，像洪水一般席卷而来。然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定居者而非入侵者的身份前进，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土地，而非黄金。新流入的人口并不受欢迎，并且立刻激起了罗马世界内部的认知危机，将本已摇摇欲坠的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这种压力为罗马人的身份重新下了定义，也导致古典世界走向灭亡。

罗马帝国的特别高明之处一直以来都是它对于公民权的构想，在一个人的身份通常只能被限制在诞生地的时代里，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5世纪的希腊以其智慧之光照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其中心地带是不同城邦文化的混合，对所有人而言，它的光辉并非是将一个斯巴达人转变成了雅典人，抑或是将一个雅典人转变成了斯巴达人。城市中的人民被牢牢禁锢在高墙之后，每日浑浑噩噩度日，在短短几代人的辉煌之后，这种光辉很快消失殆尽。从另一方面讲，罗马已经超越了一个城市的狭窄界限，扩展了“城市”这个词本应有的含义，随着罗马军团四处征战，公民权的概念被传播到各地。雅典因其独特的排外性，一直保持着城市的独立性，而罗马已经接纳了整个世界。

因为帝国对外界的包容，罗马人自始至终对那些越过帝国边境的人抱着轻视的态度。罗马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缺乏公民权利的概念，因此通通被归为野蛮民族，尽管他们拥有优秀的文明，但仍然被视作未开化之地。自然，其中那些机智之辈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祖先曾被视为蛮族，好比莱茵河对岸的那些部落，已经在帝国的文化熔炉中度过了几个世纪，被罗马人彻底同化。然而，近来的人口流动大潮却不能一概而论。罗马帝国总能够吸收外来人口，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而移民潮通常也能为帝国注入力量，但现在时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帝国的局势已经转攻为守，日耳曼人越过边境，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对文化却并无兴趣。他们无意妥协，也不愿被同化，讲着自己的语言，保留着自己不同的文化。这股新鲜的血液不再是帝国的新生力量。对帝国的大部分人而言，他们眼睁睁看着延续千年的传统逐渐消逝，这些陌生人好似令人恐惧的狂潮，威胁着要将帝国彻底吞噬。

即使在最有利的状况下，吸收这些外来人口中的大部分，看上去都十分困难，而对帝国而言不幸的是，这股巨大的移民潮到来时，帝国正掌控在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手中。自从尤利安逝世之后，统治者便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他的继任者上台仅8个月后，就因为在帐篷里用火盆取暖窒息而死，皇位落到了一对粗野的兄弟，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手中，两人将帝国一分为二，准备对岌岌可危的边境加强防御。哥哥瓦伦提尼安统治整个西部达11年，同时对性格急躁的弟弟瓦伦斯加以约束，但他却从不擅长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终因为性格狂躁引发的血管爆裂而暴毙。他16岁的儿子格拉提安继承了皇位，但却因年龄过小而难以独立决断，导致瓦伦斯成为帝国政策背后的实际操纵者。

罗马帝国的舞台正缺乏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此时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发出请求，希望能够在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他们已经离开了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冻土地区，为寻找新的土地而来，而富饶的东罗马帝国恰恰拥有广阔的领土。他们许诺会以军队交换土地，皇帝很高兴地同意了，允许20万哥特人越过帝国边境，向着他们在色雷斯的新家园进发。

理论上讲，瓦伦斯的计划是依靠日耳曼军队来支持脆弱的帝国军队，同时让饱受破坏的土地重新恢复人烟，这是个很完美的办法，但一开始一切就偏离了正轨。东罗马帝国政府实在无力接收如此庞大的移民潮，瓦伦斯也不愿费心率先做出什么尝试。提供给哥特人的大量食物在到达时就已经开始腐败，或者质量低下，根本无法食用。当地的商人对这些饥饿的新移民百般剥削，有些地方长官甚至将这些移民绑架，卖作奴隶。这一切都突破了哥特人忍受的极限，他们选择了爆发反抗。

瓦伦斯目光短浅的政策无疑是这次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他写信给侄子格拉提安，计划共同发动战争，378年8月，4万精锐大军沿厄纳齐雅大道出发，打算给这些外来人一个教训。当他逼近哥特人靠近阿德里安堡的营帐时，他得到了一封错误的战报，战报声称哥特人只有1万兵力，因此瓦伦斯决定立刻展开进攻，没有亲自确认这封战报的正确性。他把警惕性抛诸脑后，一门心思想要阻止格拉提安与他瓜分战胜哥特人的荣耀，因此召集全部兵力全力出击。这无疑是个灾难性的失误。天气反常地炎热，罗马大军被如火骄阳炙烤，因长途行军而精疲力竭，根本不适于立刻开始作战。东哥特的骑兵团无情地横扫了罗马军队，轻易地破坏了他们的队列，将所有逃生的希望都彻底浇灭。当屠杀结束时，瓦伦斯和他三分之二的军队，以及罗马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都和血流成河的景象一起，被践踏在哥特人的铁蹄之下。

这是4世纪最为惨痛的军事灾难，也彻底拉开了各方蛮族大举入侵罗马边境的序幕。东罗马帝国政府很快屈服，军队溃不成军，皇帝也一命呜呼。哥特人对罗马的军队完全嗤之以鼻，他们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四处肆虐，对主要城市展开进攻，甚至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惊恐的农民成群结队地逃离了他们的农场，从周围的山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可怕的外来者毁坏他们的家园，将他们毕生的心血付之一炬。市民则挤在城市的高墙之后，祈祷能够得到解救，但帝国政府在瓦伦斯突然死去之后也同样束手无策。如果救世主再不到来的话，伟大的罗马帝国注定会不堪重负，彻底崩溃。

此时，一个看似平凡无奇的人用伟大的精神打破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在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际，一位退役在家的将领站出来拯救了帝国。他的名字是狄奥多西，尽管他此时只有30余岁，但已经接受了非常优秀的军事教育。狄奥多西生于西班牙的一个军人世家，在青年时代他就已经平定了不列颠尼亚地区的叛乱，并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作战。在阿德里安堡的灾难来临之际，帝国苦于没有更为优秀的将领，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提安推举他成为共治皇帝，令他去平复帝国东部的混乱。

许多人都告诉狄奥多西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狄奥多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怀着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心。为了更替军中流失的2万老兵，他开始大规模征兵，促使每一位年轻力壮的男性从军服役，甚至包括那些为了逃避征兵把自己弄残的人。当通过这个举措仍然无法招募足够人员的时候 ，皇帝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危险的办法，也就是招募那些哥特人中的背叛者，用蛮族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兵力。这一步险招非常奏效，公元382年，在经过漫长艰苦的抵抗之后，狄奥多西迫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狄奥多西践行了之前的承诺，允许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定居，代价是派2万人到罗马帝国从军。这无疑是继续承担风险的策略——让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定居在帝国的边境内，但狄奥多西避免了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同时一口气解决了人力需求的问题，这就足够值得庆祝了。确实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响起，反对让帝国军队“野蛮化”，他们质疑如果让这样一支强大的日耳曼力量深入到军队之中，带来的威胁将远远大于产生的帮助，但这样的声音在现实面前很快就消弭于无形。毕竟，移民对帝国而言确实是强大的力量，其中有些强大的统治者甚至来自远至非洲和不列颠尼亚等地区。连狄奥多西本人的出生地西班牙，曾经也被称为蛮族之地，现在该地区已经深度罗马化，与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全无分别了。

这样的言论实际上不过是罗马人的自我安慰，但这些蛮族确实没有理由让自己变成罗马人，而且他们也绝不会这样做。哥特人加入了帝国的军队，在他们自己的指挥官手下服役，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也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他们没有理由融入罗马，因此也就没有被罗马化，在帝国的疆域内维持着半自治的群体。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他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政府，促使欧洲滑向了黑暗时代的深渊。虽然狄奥多西当时没有办法得知这一切，但他的决策确实已经为罗马帝国敲响了丧钟。

蛮族的压力并非是将古典时代的帝国转变为中世纪欧洲的唯一推动力。公元382年，在《哥特条约》的基础上，基督教在帝国内部迈出了取得最终胜利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转变最开始是由一场严重的疾病带来的。在巡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狄奥多西染上了重病，他身边的侍从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像所有的基督教皇帝一样，狄奥多西一直没有接受洗礼，而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终时刻洗涤所有的罪恶，然后以洁净之身升入审判的殿堂。当地的主教受召前来，举行了一场匆忙的典礼，为垂死的皇帝举行了洗礼。让他的侍从感到吃惊的是，奄奄一息的皇帝竟然完全恢复了健康，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作为一名未受洗礼的基督徒时，狄奥多西可以完全彻底地放下他的道德观念，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最终的洗礼洗掉曾经犯下的所有罪恶。现在既然他已经成了一名彻底的教会信徒，他就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比那些主教更高的灵性权威。他再也没有下命令处死无辜者或是打击意图分裂教会的异端学说。维护现世的和精神的双重和平，这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

君士坦丁之后的每一任皇帝——甚至尤利安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支持着阿里乌派的异端宗教，这种来自皇帝的支持始终让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不断。为了所有人，狄奥多西决定即刻结束这种纷争，因此他召集了教会内部的高层议会聚集到君士坦丁堡，公开地对阿里乌教派表示谴责。在经过反复审议之后，全体主教对《尼西亚信经》表示明确认可，并赋予狄奥多西正式对抗异教信仰的权力。狄奥多西体现出了君士坦丁从未有过的坚定决心。阿里乌派被迫放弃他们的教堂，失去了帝国的支持，他们的集会很快也陷入中止。在帝国境内，只有哥特人还顽固地保持着阿里乌派的信仰，虽然他们不久就占据了整个西罗马，但他们从未尝试让他们的基督教臣民改变信仰。在长达60年灾难性的混战之后，阿里乌派的论战画上了休止符。

在使教会回到正轨之后，狄奥多西不久便决定着手清理帝国的异教残余。尽管在全国都具有深厚的根基，对大多数人民而言，异教很久以前就已经蜕变成一种神秘庄严的仪式，而不再具备任何宗教含义。但自从神庙成为公共财产之后，继续依靠公共支出维持运转，这种尴尬的事实——基督教的皇帝为异教信仰提供资金支持，让皇帝激进的宗教顾问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感到十分不安。

主教试图借助国家支持努力剿灭古代宗教的余烬并非首次。几年之前，主教曾经说服皇帝格拉提安，一位基督教皇帝还保留有大祭司长即国家宗教的首席祭司头衔是十分尴尬的，促使格拉提安来到罗马元老院，公开宣布他即将放弃这一头衔。然而，安布罗斯却遇到了麻烦，格拉提安不久后被杀，激进的元老院成员试图恢复他们的宗教，扶植异教皇帝继位。狄奥多西迅速推翻了对方，将帝国掌控在他的统治之下，但这个插曲也印证了主教关于异教危险性的观点，他认为异教就应该被彻底摧毁。此时此刻，相对温和的狄奥多西无视了他振聋发聩的讲道，但双方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当一名狄奥多西手下的将领在帖撒罗尼迦的一次叛乱中被私刑处死时，战斗正式爆发了，为了对这座城市加以惩戒，愤怒的皇帝将7000名市民囚禁在竞技场中，并将他们全数处死。安布罗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受到了羞辱，于是直接来到宫殿里，告诉狄奥多西无论受到多么严重的挑衅，一位基督教皇帝也绝不应该无端屠杀无辜市民。当狄奥多西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时，安布罗斯认为自己实施教权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他选择拒绝举行圣餐仪式，不允许狄奥多西进入教堂，直到其完成苦修赎罪，以此向皇帝施压。在数月未能参加圣礼之后，狄奥多西感到自己的灵魂备受煎熬，只好选择妥协。他穿上粗布麻衣，将少量烟灰涂抹在额头上，公开表达了歉意，然后向主教表示服从。并不像戴克里先的异教统治具有绝对权力，这一结果体现了一位基督教皇帝有诸多限制之处——即便是由上帝亲自选定的也是如此。在教会与国家的第一次激烈交锋中，教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狄奥多西已经得到了适当的惩罚，他开始用更加强硬的态度对付异教信仰的最后残余。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过去的1000年中都是为了纪念众神的荣耀而举办，现在这一盛会遭到禁止，特尔斐神谕也遭到官方镇压。在罗马广场上，维斯塔神庙的永恒之火被扑灭，维斯塔的圣处女也被解散，引起了市民的愤怒抗议，他们认为这样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神灵会降下天谴。但大体而言，这样的抗议毕竟是少数。虽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异教都与人生的某些表象联系在一起，但异教信仰依然是强弩之末。基督教已经取得了绝对胜利，致命一击在公元391年到来，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合法正统宗教。

尽管他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狄奥多西本质上却称不上是一个改革派人士。通过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他为从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就宣告开始的宗教战争画上了最后的休止符。基督教已经与罗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对蛮族和罗马人来说都是如此，成为一名基督徒和成为一名罗马人本质上并无区别。基督教理论家接受了古典时期哲学的智慧传统，然后将之纳为己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将教会描述为从圣经信仰和希腊哲学两条河流中共同诞生，德尔图良则讽刺说：“塞内加就在我们之中。”

甚至教会和国家的典礼仪式也开始彼此借鉴。神职人员和朝廷官员穿着奢华的法衣，排着整齐的游行队列，吟诵着圣诗，宣告仪式开始，点燃的蜡烛和熏香是神圣的象征。正如国家有它的皇帝，教会也有自己的主教，两者都是人们表示尊敬的对象。这种一致性令人感到欣慰，让每一位司仪神父都感到亲切熟悉，保证了神圣秩序。甚至帝国的宣传论调也反映了这个主题。在竞技场中，狄奥多西建起了一座方尖碑，基座上雕刻的是他自己的形象，四周围绕的是他的下属，就好像耶稣被他的信徒们围在中间一样。每位市民，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天堂的王国在地上的投影。

罗马人普遍坚定不移地认为神始终眷顾着他们的帝国。甚至是帝国的经济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蒸蒸日上。相应地，国家政治稳定也会让他们的财运再次滚滚而来。商人无忧无虑地沿着大道运送他们的器物，商船也重新在地中海的水域里安全通航。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农产品送到市中心的大市场，也可以在重新繁荣的市场里叫卖。罗马帝国或许再也无法恢复它昔日的无限荣光，但帝国人民依然梦想着过去的辉煌岁月能够重现。

然而，不幸的预兆即将来临。大部分的税收都来自贵族阶级，但这些家族的经济状况都已经捉襟见肘。越来越多的贵族通过成为教士或隐修生活，躲到埃及的沙漠或是小亚细亚来逃避这种沉重的负担，政府只能向贫困的劳动阶级收取更加严苛的赋税。接任的政府提高了赋税，试图将农民与土地束缚在一起，认为这样就能让社会运转良好，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彻底陷入赤贫。西罗马帝国尤其饱受苛捐杂税之苦，虽然东罗马长久以来都更为富有，但现在仿佛已经和西罗马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聪明的市民不禁思索，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距离究竟还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缩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