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

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眩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

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

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