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诗人尤利扬·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很有趣：“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她选择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边。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我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她重视诗歌写作中的民主，极力为被忽视、被压抑、被遗忘的事物增加砝码。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记者就这样称赞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的确，她拥有一种奇异的天赋，即经由对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类的普遍命运。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通过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虽然与米沃什、罗兹维克、齐别根纽·赫伯特、贡布罗维奇同属于波兰战后一代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群，但相对于其他人，她的诗凝注于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被减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数字》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她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通过诗歌，辛波斯卡将世界呈现为一个“奇迹市场”。她的诗是生动的剧场，人性和命运被暴露在灯光下。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这样评论她的诗，它们“震动了许多读者，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许多事情，同时她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了戏剧表演。”她的诗试图更新我们对寻常事物的认知，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推到临界点。她的诗即使聚焦于某一场景，也会为之赋予各种夹层，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开丰富的褶皱，比如《葬礼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等。

请不要误会，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位只会经营琐事、热衷表象、兜售廉价情绪的诗人。她书写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为了防止个体的尊严受庞然大物（比如极权主义、消费主义）威胁。她写过一首《乌托邦》，用以揭示庞然大物的谎言性质。她相信个体的救赎，而不是集体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访谈《我将自卫》中，她甚至对读者阅读她的环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欢读者坐在大厅里集体感受她的诗歌，而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闲暇时间，随意地翻开书本或杂志，读她的诗。她对具体世界的信仰是建立于布罗茨基所谓的两个否定之上的：对语言大众的否定，对引力法则的否定。她书写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却拒绝平庸，书写具体而真实的事物却拒绝对重负的屈从。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论者。她渴望人类团结、友爱的能力。她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现代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封闭性的神话，即诗歌必须自律，朝向自身。也许出于对马拉美、瓦莱里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读，二十世纪产生了大量沉溺于语言游戏的纯诗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诗歌不再是体验生活、沉思命运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说自身、外在于生活危机的形而上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一样，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诗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倾心于呈现一首诗成形的过程。更严重的是，这一情形经常发生于诗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论文章中。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东欧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诗人。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中，几乎见不到关于诗歌自身的言说。在众所周知的《种种可能》中，关于诗歌的诗句不是对形式主义的沉溺，而只是对诗的守护：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比如《写作的愉悦》，这首诗触及了语言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将写作的愉悦视为“凡人之手的复仇”。她写作，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她为每一个渴望爱和自由的个体写作。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论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诗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时相当具有普遍性，这样，她才能避免独白。……对于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觉诗人。这意味着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于1972年的一本诗集，取名为《可能》。而在1986年的诗集中，又有一首诗叫做《种种可能》。相信可能，这与她对待现实的态度一致。她不沉溺于当下，而是希望在当下注入记忆与未来，从而打开当下现实的封闭性。“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对她而言，可能性并不代表对待世界的相对主义态度，而是在人类认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缚之后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唤希望的入口。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抵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

胡桑

2013年5月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