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男孩最奇怪的地方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竟然在死之前撑了这么久。一定有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的生命，要是普通人早就放弃了。

当珍妮特·科尔伯格探长把车倒出车库时，她对此一无所知。她也不知道，以这个案件为开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将会改变她的一生。

她看到阿克站在窗边，于是朝他挥了挥手，但是他在打电话，没有看到她。他要用一个上午来洗这周攒下来的满是汗渍的上衣、沾满烂泥的袜子和脏兮兮的内衣。有这么痴迷足球的妻子和儿子，这实在是家常便饭，那台旧洗衣机快要被晃到崩溃的边缘，每周至少五次。

她知道，他会趁着洗衣机还在运转的当儿，去他在阁楼里的小画室，继续创作他许多未完的画作中的一幅。他是个浪漫派，一个很难做到有始有终的空想家。珍妮特已经催促他多次，让他去和一位对他的画作感兴趣的画廊老板取得联系，但是他总是说这些画还没有画完。还没好，但是快了。

要是真的画好了，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要是真的取得了大突破，财源会滚滚而来，他们也终于能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了。从修缮房子，到畅游世界。

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她开始怀疑这一天是否还会到来。

当车转到尼奈斯港路上时，她听到左前轮在格格作响，不由得担心起来。尽管她对汽车一窍不通，但他们家的这辆旧奥迪肯定是出毛病了，很快，她又得把它送去修理了。根据过去的经验，她知道这次肯定不便宜，尽管她在波利登普兰找的那位塞尔维亚机械工既可靠收费又低。

昨天，她刚把账户里的钱都还了按揭贷款，这种情况，每三个月准会发生一次，雷打不动。她希望能赊账把车修了。她之前就这样干过。

珍妮特口袋里的手机剧烈地振动起来，随之响起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差点让她冲上了路边的人行道。

“是的，我是科尔伯格。”

“嗨，詹，图里尔德斯普兰地铁站附近出了点状况，”那头传来同事延斯·赫提格的声音，“我们要立刻赶去那里。你在哪儿？”电话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她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以保护听力。

她讨厌被称呼“詹”，听到他这样称呼自己，不由得有些气愤。这个称呼源自一次警员大会上的玩笑话，但是，从那以后，这个昵称就在国王岛上的警察总部传开了。

“我在阿斯塔，正要上埃辛基大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地铁站附近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子的尸体，就在师范大学附近，比林要你尽快赶到那里。他听起来很不安。所有的线索都显示这可能是谋杀。”

珍妮特·科尔伯格听到车的格格声越来越响，她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停下车，叫一辆拖车，然后再搭个顺风车去市区。

“要是这辆破车争点气，我五到十分钟就能赶到。你也赶过去。”汽车颠簸而行，珍妮特驶入了右侧的车道，以防发生意外。

“好的，我马上出发，可能比你还先到。”

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在珍妮特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失控的打斗。最后很可能会以过失杀人定罪。

方向盘不停地左右颤抖。她想，谋杀往往都是因为一名妇女想要离婚而被嫉妒的丈夫杀害于家中。反正多半是这种情况。

可是，实际上，时代不同了，如今，她在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不但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警察的工作方式也变了，在很多方面，今天的警务工作要比二十年前困难得多。

珍妮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外出巡逻时的情形。当时，人们会主动提供帮助，甚至对警察信任有加。今天，人们之所以会报案，仅仅是因为保险公司要求他们这么做，而不是因为期望能够破案。

但是，当她放弃社会工作加入警队的时候，她期待的又是什么呢？改变世界的机遇？帮助他人？这是她自豪地向父亲展示录取信时所说的话。是的，就是这样。她想成为站在坏人与受害人之间的那类人。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这就是做警察的意义。

她从小就怀着敬畏的心情，听祖父和父亲讲述他们在警队的工作。无论是仲夏节，还是耶稣受难日，餐桌上的谈话总会回到残忍的银行抢劫犯、好脾气的扒手以及狡猾的骗子上来。都是些来自生活阴暗面的故事和记忆。

正如圣诞节火腿的香气唤起了满屋子的期盼，他们在客厅里的交谈声也带给了她安全感。

想到祖父对新技术工具缺乏兴趣甚至抱有怀疑，她微微笑了笑。今天，手铐已经被更为简单易用的自锁式塑料扣取代。他曾经对她说，DNA分析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她想，警察的工作是改变世界，而不是把事情变得简单。而他们的工作方式要随时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做警察，意味着你想出一份力，意味着你关心发生的一切。做警察，不是坐在武装警车里，透过染色的车窗无助地看着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