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我也还想做美女”

几年来已经记录下几百个故事……汇成在我的小书架上分类摆放着的几百盒录音带和几千页打印纸。我全副身心都沉浸于倾听,着迷于阅读……

战争世界中让人难以想象的一面,越来越多地向我打开。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些问题:怎么能够在脏乱不堪的战壕里睡了那么多年,或者长年累月穿着毡靴和军大衣,围着篝火睡在裸露冰冷的地上。在夏天她们既不穿连衣裙,也忘记了高跟鞋和鲜花,不但从不唱歌跳舞,甚至连笑也不会了……那时候她们只不过是十八到二十岁的姑娘!我曾经习惯性地以为,女性生活方式在战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是儿女情长的禁区,绝不可能出现。但是我错了……很快地,我在最初几次采访中就发现了:不管女人们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是说到死,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是的!),这是她们之所以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她躺在棺材里这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A.斯特洛采娃,步兵)“上级要授予我一枚奖牌,但我的军服实在太旧了。我就用纱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个小领子,看上去白白的……让自己感觉到在那一刻我是多么漂亮。可是当时根本都没有镜子,我连自己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所有的一切都被炸烂了……”(H.叶尔马科娃,通信兵)她们既开心又很愿意讲述自己还是天真女孩时的小心眼、小秘密,还有些不被外人所知的特征,因为在男人化的战场生活中和男性化的战争事业中,她们依旧想保持住自己的本色,不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她们的记忆中还是令人惊讶地保存着大量战时生活的琐事、细节、口吻、颜色和声音。在她们的世界中,生活习惯与生存条件是紧密相连的,生存过程本身就具有自我价值,她们回忆战争就像回忆一段生命时间。和生活本身一样,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我却不止一次从她们的对话中发现渺小如何击败了庞大,甚至击败了历史。“好可怜,我只有在战争中才是美的……我在战场上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当时我真是光彩照人呢。战后,我很快就老了……”(安娜·加莱伊,自动枪手)

随着岁月长河的流逝,有些东西突然强化起来,另一些则不断减弱下去。强化出来的是隐秘的人性,对我而言,人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令人好奇,甚至对于人们本身而言,人性也成为更加有趣味的、与生活更加密切的东西。人性能够击败非人性,仅仅就因为它是人性。“你不要害怕我流泪。不要可怜我。就让我难过吧,但我很感激你,让我记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K.C.吉洪诺维奇,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还是不了解这场战争,甚至没法去猜测它……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我们就像鼹鼠一样住在地底下……但姑娘家的一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却一直保存着。春天到了,折下几根柳枝插起来,心情就愉快不少。因为明天你就可能不在人间,看到这些婀娜的柳枝就会想起我们自己,提醒自己,记着自己……一个姑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毛料衣裙,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虽然军队里是不允许穿个人衣服的。我们的司务长,他还是个男人呢,却喜欢唠唠叨叨:“要是给你寄来一张小床单也好啊,那倒是更有用处呢。”确实,我们连床单和枕头都没有,都是睡在树枝和稻草上面。但我自己也偷偷藏着一副耳环,每到夜里我就戴上耳环睡觉……

当我第一次被震伤后,耳朵听不到声音,嘴巴也不能说话了。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嗓音不能够复原,我就一头扎到火车轮下算了。我是那么喜欢唱歌,突然却失声了怎么行。幸好,后来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这下我可高兴了,还把耳环也戴上了。上岗的时候,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

“上尉同志,哨兵某某向您报告……”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给我离开!”

“怎么了?”

“立即脱掉耳环!这算是什么军人?”

上尉长得非常英俊,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有点为他痴迷。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对于男人来说,这又算什么啊?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就算丧失了双腿,反正他们都是英雄,照样可以做新郎!而一个女人如果瘸了腿,那她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定了。女人的命运啊……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洛克娃
(中士通信班长)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乐观……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多地开口去笑,因为女人就应该有光彩。在上前线之前,一位老教授这样教我们:“你们应该对每一个伤员说你爱他,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能救人,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伤员躺在那里,他疼痛得忍不住哭出来,而你对他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是对方问你:“你爱我吗,小妹?”(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孩都叫小妹。)我们就回答:“当然,我爱你。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伤员们可能因为太痛苦而开口骂人,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句不礼貌的话语都会使我们受处罚被关禁闭。

很困难……当然很困难……比如当身边清一色都是男人,你还要穿裙子爬上车的时候。专用救护车是高高的大卡车,你必须要爬到最上面去!你试试看……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上级让我们上了火车,是货车车厢……我们只有十二个女生,其余全部都是男人。火车行进了十到十五公里就停下了。但就是这十到十五公里,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僵局。既没有水又没有厕所……你明白吗?

男人们在停车附近燃起了篝火,脱下衣服,一边抓虱子,一边烤火。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得跑到一些背静的地方去换衣服。我穿的是一件针织毛衣,虱子钻在每一个缝隙中、每一毫米的毛衣小孔里。看一下就感到恶心:头虱、体虱和阴虱,我身上全都有了……但我不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怎么能和男人一起烤火除虱子呢……丢死人了。我干脆就扔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裙服。不知道在哪个车站,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脱下一件上衣给我,还有一双旧鞋子。

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还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天雪地啊。我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照镜子:我没有被冻伤吧?可是到了晚上,我就发现脸颊冻伤了。在这之前我啥都不懂……我听说脸颊冻伤时,都是白色的。可是我的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很好看。我就想,既然还挺漂亮,不如就这样冻一冻吧。可是第二天就变成黑色了……

——娜杰日达纳·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
(列兵报务员)


我们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我们去洗澡,澡堂附近有一个理发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互相看着,给眉毛和嘴唇化了一番妆。结果军官训斥了我们一顿:“你们是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们大家都哭了整整一夜,把妆都涂抹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军官又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女兵重复说:“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在战争中是活不下去的。”真是位非常严格的指挥官。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阿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谢列格
(下士,航空气球员)


我觉得我走过了两个人生,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人生……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讲军事纪律:除了上课就是走队列,在宿舍里一切也都按章行事,对我们女孩子没有任何宽容。一天到晚就是听到:“别说话!”“谁在偷偷说话?”可是每到晚上,我们就急着要坐下来缝衣绣花……女人嘛,反正就是这点记性……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我们已经背井离乡,没有家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女人了。上级只给我们一小时休息:还只能坐在列宁主义学习室里写信,也可以自由地站着交谈一会儿,但是不许笑出声来,更不许大喊大叫——这些统统都是纪律。


能唱歌吗?


不,不能。


为什么不能唱歌?


有规定的。必须是集合列队时上级下令唱歌,才可以唱。要听命令:“开始,唱歌!”


其他时候就不能唱歌?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


这很难习惯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习惯。你仅仅来得及睡觉,而且还常有紧急集合:“马上起床!”就像风一样把我们吹下床来。你开始穿衣服,可是女人的衣物总比男人要多,手忙脚乱的。最后就把腰带拿在手里急忙跑到存衣室去,再边跑边穿大衣冲进武器库,在那里把挖掩体的铁铲套上套,固定在皮带上,再挂上子弹盒,扣紧腰带。然后背起步枪,一边跑一边扣上枪栓,沿着楼梯从四楼跑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滑下去的。最后急急忙忙站到队列里。一切都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在前线就是这样子……我的靴子大了三个尺码,像两只弯曲的船,灌满了灰尘。女主人送给我两个鸡蛋说:“带着路上吃吧,这么单薄的身子,一会儿就倒下了。”这两个鸡蛋很小,我悄悄地打碎它们,不让她看到,用这两个鸡蛋洗干净了我的大靴子。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您都想不到那件大衣多么粗糙,那身行头多么沉重,从皮带到其他,全都是男式的。我特别不喜欢大衣摩擦我的脖子,还有这双靴子,走路都歪了,一切都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多么悲惨,而行军是最惨的时候……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把我们变成战士可是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简单……

上级下发制服时,司务长召集我们列队,说:“鞋尖要对齐!”

我们赶紧对齐鞋尖。鞋尖倒是对齐了,但是我们人又靠后了,因为靴子是四十到四十一码。司务长还在不住地叫着:“鞋尖,鞋尖!”

接着又下令:“学员们,看齐第四位的前胸!”

我们当然做不到,他就厉声大叫:“你们在上衣口袋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许笑!”司务长大叫。

为了准时而正确地办好欢迎仪式,从椅子到标语,一切都必须做好。哈哈,司务长对付我们这些姑娘,也算是吃足苦头了。

有一次进城,我们列队去澡堂洗澡。男兵在男澡堂那边,我们在女的这边。可是一走进女澡堂,就听见里面的女人们尖叫起来,还有的女人赶紧遮住自己的身体,喊道:“大兵进来了!”原来她们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了,我们头发都剪得很短,又是清一色不分男女的军装。还有一次我们进厕所,结果里面女人都跑去把警察叫来了。我们就问警察:“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去哪里解决呢?”

警察就转身大吼那些女人:“这些都是女孩子啊!”

“什么女孩子啊,都是大兵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斯捷潘诺娃
(少校,火炮营通信连长)


我只记得一条道路,那条我们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时,上级本来想把我们留在师部。他们说:“你们都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我们回答说:“不,我们都是狙击手,请把我们派到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上级又对我们说:“那就把你们派到一位很爱惜姑娘的上校那个团去吧。”指挥官的性格脾气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这位上校是用这番话迎接我们的:“姑娘们你们瞧,你们来到战场,是要打仗的吧,那就打仗吧,可是别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做。周围都是男人,根本没有女人。鬼晓得该怎么才能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战争,女孩子……”他很清楚,我们还完全是孩子。第一次有敌机来空袭时,我就坐在那儿用双手抱住脑袋,后来我才想到,手也舍不得啊。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我还记得进入德国以后……哦,太好笑了!在一个德国小镇,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城堡过夜,城堡里有很多房间,好大的前厅。好美丽的大厅啊!衣橱里挂满了漂亮衣服,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每一件都适合自己。我很喜欢一件鹅黄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长裙,美得没法形容,长长的、轻飘飘的……觉得只有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才会有的!已经到时间躺下睡觉了,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就穿上这些衣服躺下睡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睡着了。我就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外面再套上长裙……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主人逃走了的帽子店里,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我们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早上醒来……我们对着镜子再照一次……然后把帽子全都脱下来,依旧穿回我们自己的军上装和军裤。我们什么都不能拿,行军路上就是多一根针都嫌沉重。但最后还是偷偷把一个小匙勺塞到自己的靴筒里,这就是全部了……

——贝拉·伊萨科夫娜·爱泼斯坦
(中士,狙击手)


男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不是都能理解我们……

但我们大家很喜欢普季钦上校,都叫他“老爸”。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很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思。在莫斯科城外撤退时,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姑娘们,莫斯科就在我们身旁。我会为你找来一个美发师,你们可以画画眉毛,卷卷睫毛,烫烫头发。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保持美丽。战争是持久的……不会很快结束……

上校还真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理发师,我们都烫了头发,自我美容一番。那天我们真是好幸福、好开心……

——季娜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霍马列娃
(报务员)


那次我们越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敌人进攻,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冰水,人一受伤倒下,就会马上沉入水底。我爬来爬去地给伤员包扎。当我爬到一个双腿都被炸断的战士身边时,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却推开我,扑向自己的小“精品袋”,就是一个口袋。他是在找自己的应急口粮袋。人都快死了,还在找吃的呢……我们在冰雪中行军时,都是自己携带食物。当时我想给他做包扎,他却只知道把手伸进自己的口粮袋中,不管里面有什么。一些男人好像是很难忍受饥饿的,饥饿在他们看来比死还要痛苦……

关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记住这些……开始是怕死……然后在内心里是担忧和好奇相伴而生,再后来,就是既无害怕也无好奇了,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无时无刻不是到达了力量的极限,或超越了能力的极限。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担心:死后会不会样子很难看。这就是女人的恐惧:只要不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就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收集过炸碎的残肢……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卫生指导员)


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在沼泽地急行军,不断有人倒在泥淖中。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死掉了。没有谁愿意死在这片沼泽地里,黑色沼泽地。呶,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那样躺在沼泽地里呢……还有一次,我们已经打到白俄罗斯了……在奥尔沙大森林中,到处是小灌木樱桃,花是蓝色的,整片草地都是蓝色的。要是死在这样的花丛中也值了!安静地躺在这里……那时候真是傻啊,只有十七岁……我想象自己就应该那个样子去死……

那时候,我以为死后就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彻夜在谈论死亡,但只有那一次。我们后来再也不敢说出这个字眼了……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雅
(列兵,侦察员)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

上级分给我们的是“波-2”型飞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只能低空飞行,往往还是超低空飞行,贴着地面飞!战前都是年轻人在飞行俱乐部学习驾驶这种飞机,没有人想到它也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这种飞机是木质结构,完全是由胶合板制成的,外面再覆盖一层高密度帆布,其实也就是纱布。这种飞机只要一被命中就会燃烧,像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燃烧,直到坠落,就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瞬间就会熄灭。机内唯一的固体金属零件就是M-II型发动机。后来,都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发给我们降落伞,并在驾驶舱内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只有在起落架下面挂了四个炸弹,这就是全部装备。现在人们把我们的飞机称为“神风”,是啊,我们那时就是“神风敢死队”。是的,我们就是敢死队!而胜利的价值远高于我们的生命。一切为了胜利!

您问我们是如何挺下来的?我来回答您……

退休之前,我一直为这样的想法而苦恼:我不工作会怎么样?为什么在五十岁之后我还要读完第二个大学?我成了历史学家,其实我应该毕生都是地质工作者,但是一个优秀地质学家应该一直在野外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医生来给做了心电图之后问我:“您何时发作过心肌梗死?”

“梗死是什么?”

“您的心脏中有些疤痕。”

这些疤痕显然就是战争留下来的。当我在目标上空盘旋时,整个身体都发抖,全身打哆嗦,因为身下是一片火光:战斗机向你射击,高射炮对你开火……有些女孩被迫离开飞行团,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们飞行大多是在夜里。有段时间上级试着派我们白天去轰炸建筑物,但马上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我们的“波-2”连冲锋枪都能打中……

我们都是每天午夜十二点之前起飞。我看到过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波科雷什金,那天他正好打完空战飞回来。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也就是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和我们年龄相仿:飞机加油时,技术员只来得及把他的衬衫脱下来拧一拧,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出来。现在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怎样做事情了吧?我们完成任务飞回基地时,连爬出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了,得要别人把我们拖出来。我们也无力背着飞行图囊,只好在地面上拖着走。

我们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她们要徒手把四个炸弹,一共有四百公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的几年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失去了女性的那事情……每个月来的那事……呶,您是明白的……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抽烟,只有在抽烟时我才能感觉一点点安慰。上天飞行时全身都会颤抖,只有点燃一根烟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穿着皮夹克、长裤和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男式皮上装,行为举止不由自主就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才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女孩子……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波波娃
(近卫军中尉,飞机领航员)


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奖章……是红十字会发的南丁格尔国际金质奖章。所有向我表示祝贺的人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四十七个伤员背出来啊?在军报照片上的你是一个很娇嫩的小丫头呢。”其实还有人计算我当时可能救出了两百多人呢。我从来都没把这些记在脑袋里,我们那时还不明白数字的重要性。战斗在进行,人们在流血,我怎么可能坐下来记录我救了多少人?我从来没有预计过冲锋何时结束,只是在战火中爬啊爬啊,来来回回地救伤员。如果他身上中了一个弹片,我却要过一两小时才爬到他身边,那人家早就流尽了血,我等于什么都没做。

我身上三次受伤,还有大脑三次震伤。在战争中,有人梦想早日返乡,有人梦想打到柏林,而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活到生日那一天,活到满十八岁。不知怎的,我很害怕自己会早早死掉,甚至不能够活到十八岁。我穿着男人的裤子,戴着男人的帽子。因为总是要用膝盖跪着爬行,身上还要背着沉重的伤员,我总是破衣烂衫。简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还有可能站起来在土地上直立行走,而不再爬行。这在当时只是个梦想!有一天师长不知为何来了,看到我,就问:“你们怎么还招这样的少年当兵啊?你们怎么把她留下来的?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送去上学的。”

我记得有一次绷带不够了……那种机枪扫射的伤口非常严重,用尽了所有的急救包也不够。我就把自己的内衣撕了下来,又转身向小伙子们请求:“脱掉你们的内裤和背心吧,我的伤员都要死了。”他们都脱掉内衣内裤,撕成碎条。我看着他们也不觉得难为情,就像和哥哥们在一起,我就像个小男孩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行军时,都是三个人手臂挽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就可以睡一两小时。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人到中间。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索菲娅·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奇
(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我听人说过……语言,就像毒药……语言,就像石头……还说,男人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去战斗。可要是女人也去杀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吗?……

不对!一千个不对!不,其实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战争已经爆发,我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邻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伤,躺在医院里。我就在想了:“他受伤了,谁会顶替他?”还有,下来了一个失去双臂的士兵,谁去顶替他?回来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又有谁去顶替他呢?于是我写信恳求接收我入伍。我们从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说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小就学习热爱国家,赞美国家。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帮助国家。需要护士,我们就去做护士;需要高射机枪手,我们就去开高射机枪。

我们在前线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样?起初我们真是非常想:我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但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后,就好想化妆美容,宁可不吃白糖,也要节省下来,用它去浆白衣领。每次我们得到一锅热水可以洗头发时,那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经过长时间行军,如果发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我们就采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吗?用草可以洗身体……我们是女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领导不会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把腿脚都涂成绿色……当然,如果司务长是一位有年纪的男人,他就懂得这些,就不会从我们的背囊中拿走多余的内衣;但如果是个年轻司务长,他就一定会要求我们扔掉多余的衣服。其实对于姑娘们来说,有什么是多余的呢?我们每天总要换两次衣服嘛。我们就从被迫丢下的内衣上剪下两只袖子,实际上也只有两件内衣,也就是总共四只袖子……

——克拉拉·谢苗诺夫娜·吉洪诺维奇
(上士,高射机枪手)


战争之前我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喜欢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学校去了解录取规则,对我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军人范儿。我还喜欢列队操练,喜欢一丝不苟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口令。不过航校的答复是:“先读完十年级再说。”

战争爆发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动程度,当然是不能坐在家里的。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怎么都不让去,因为我才十六岁。兵役委员这样说,如果战争才刚开始,我们就把这样小的孩子送上前线,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线,敌人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必须上阵杀敌。”

“没有你们,敌人照样会被粉碎。”

我企图说动兵役委员,说我的个子很高,没人会以为我十六岁,一定以为我挺大的啦。我还赖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不肯离开:“您就写我是十八岁,不是十六嘛。”“你现在是这么说,以后你会怎么想我啊?”

确实,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愿意了,这时候仅凭着一种军事专业是到哪儿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就算是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愿意穿长裤,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夫
(列兵,高射机枪手)


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有“买家”出现在我们校园,我们把那些从重新整编部队来招兵的人称为“买家”。这些“买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同情我们。我们的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们,但他们却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我们从队伍里冲出来,以为越早显示自己,就越能被发现和招收,可是他们都看腻了,只要扫我们一眼,就知道该把我们往哪儿发送。他们心里全都有数。

……

我们团是个男人团,第八百七十远程轰炸机团,只有二十二个女的。我们回家拿了两三套衣服,不许拿很多。我们在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时,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来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们都到了中转站,他们在那里换上军装。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发给了我们裹脚布,我们就用这些布缝制了内裤和胸罩。领导知道之后还大骂了我们一通。

半年过后……由于超负荷压力,我们已不再是女人了……我们停止了月经……生理周期受到破坏……明白吗?我们很害怕!担心自己永远不再是女人了……

——玛丽亚·涅斯特尔洛夫娜·库兹敏科
(上士,枪械员)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那次我们行军……一共二百多个姑娘,后面跟着二百多个男兵。天气酷热,急行军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们在前面走,就在身后沙土上留下红色斑点……红色的痕迹……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能藏得住呢?后面那些男兵们就跟着这些印记,却装作什么都没注意到,不朝脚底下看……我们的裤子晒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现裂痕的玻璃那样。有伤口的那里,一直散发出血腥味。那时候不发给我们任何女性用品……男兵们在灌木丛晾晒他们的衬衫时,我们就在一旁悄悄看着,抽空就去拿走两件……他们后来猜到是我们干的,就笑道:“司务长,再发给我们一件衬衫吧,女孩子把我们的偷走了。”包扎伤员的棉花和绷带不够了……但那不是因为伤员……女人的衣物两三年之后才有的,我们就一直穿着男子的裤子和衬衫。行军时都是穿着大靴子!脚很受折磨。有一次行军……前往一个渡口,那里有渡轮在等待。可是我们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敌人轰炸。轰炸很厉害,男兵们纷纷跑去藏身,又喊着叫我们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听到炸弹,没有遭遇过轰炸,我们反倒纷纷向河边跑,跑到水里……下水!下水!我们只能坐在河里,全身都湿透了……冒着横飞的弹片……但是这样又不敢起身,羞怯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里了……

也许那是第一次,我想成为一个男人……第一次……

终于,我们胜利了。头几天我走在大街上还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后来才相信真的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达
(中士,通信兵)


当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拉脱维亚……部队驻扎在陶格夫匹尔斯城外。这天夜里,我刚刚准备躺下睡觉,听到哨兵在对什么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过了正好十分钟后,有人把我叫起来去见指挥员。我去了指挥员的掩蔽部,里面坐着几位我们的同志,还有一个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因为那些年间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军装和军大衣,这位却是穿着毛绒领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男人对我说,“我的妻子在距离这里两公里之外,她正在待产,现在孤身一人,那个房子里再没有人了。”

指挥员对我说:“那是在中间地带。您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安全区。”

“有妇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帮她。”我答道。

上级给我派了五名冲锋枪手。我在背包里装满了包扎材料,还随身带上一团最近才发给我的新法兰绒绑腿布。我们出发了,周围一直有炮击,弹着点忽近忽远。森林里漆黑一片,连月亮都看不见,最后终于看到一个房子的轮廓。这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走进去,只见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浑身衣衫褴褛。她丈夫马上去放下窗帘,两个冲锋枪手留在院子里,两名守在门口,还有一个为我举着手电筒照亮。女人勉强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断地劝她:“坚持一下,亲爱的。你不能叫出声。坚持。”

这是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马上就会对我们发射炮弹。但是当士兵们听说孩子生下来后,也不由得轻轻喊出:“乌拉!乌拉!”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这是个在前线出生的婴儿!

士兵们带来了水。但是无处可以烧热,只好用冷水给孩子抹了身体。用我的绑腿布把孩子包起来。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几件破衣服垫在母亲身体下。

就这样,我又连续几个夜晚都赶到这个小木屋里忙活。直到进攻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小木屋,向他们告别:“我不能再来看您了,因为我要开拔了。”

那女人用拉脱维亚语和她的丈夫说了什么。男人转过身对我说:“我妻子问您叫什么名字?”

“安娜。”

女子又说了些什么。丈夫翻译给我:“她说,这是很美丽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们要给女儿取名安娜。”

那女子还不能够起来,就欠起一点身子,递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镶嵌有珍珠的香粉匣。可以看出来,它非常昂贵。我打开这个小匣子,在夜晚,香气是那么沁人心脾,尽管周围枪声不断,炮弹不停……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哭……香粉的气味,镶着珍珠的盒盖……小小的婴孩……可爱的小姑娘……多么有家庭气息啊,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女人的生活……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近卫军中尉,军医助理)


女人登上舰船,这向来是一种禁忌,甚至是违反自然性的。人们都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不祥的结果。我本人是出生在法斯蒂夫,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村里的女人们逗乐追问:你生了一个姑娘还是小伙子啊?我甚至给伏罗希洛夫本人写过信,请求接收我去列宁格勒的炮兵技校。正是由于伏罗希洛夫亲自下令,我才真的被炮校录取了。我是被炮校招收的唯一女性。

炮校毕业后,他们还是想把我留在陆地上。那时起,我就不再承认自己是女性了,乌克兰的姓氏“鲁坚科”掩护了我,可是有一次我还是把自己出卖了。那天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转过身一看:原来水手们在驱赶一只猫,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了船,大概是古代航海者流传下来的迷信,说猫和女人都会给出海带来霉运。那只猫不想离开船,还使出各种机灵精彩的假动作,简直会令世界级的足球健将嫉妒,在船上引起一片笑声。就在这时,猫儿差点跌落到海里,我不禁惊吓得大叫起来。这显然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男人们的笑声顿时消失,甲板上一片安静。

我听到舰长的声音在问:“值班水手,是有女人上舰吗?”

“绝对没有,舰长同志。”

于是再次出现了恐慌:竟然有女人在舰艇上。

……

我是第一个成为职业海军军官的女人,战争期间我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都打过仗。那时候英国媒体有过报道,说在俄罗斯海军有某种性别不明的造物在作战,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且他们说,这种“佩剑小姐”是谁都不会娶的。没有人会娶吗?!不,大错特错了,恰恰有位优雅的绅士,最英俊的军官娶了我……

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和祖母。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不是我的罪过。我很喜欢海军,毕生热爱海军……

——泰西亚·彼得罗夫娜·鲁坚科-舍维廖娃
(大尉,莫斯科海军编队连长,现为退役中校)


我那时在工厂工作……是在高尔基州克斯托夫斯克区,就在我们米哈依尼克沃村的链条工厂。一开始征召男人上前线,马上就把我安排到车间去完成男人的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锻造车间做锻工,制造舰船上用的各种链条。

我要求上前线,但工厂领导以各种理由把我留在工厂。后来我就写信给共青团区委会,终于,我在1942年3月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子一起离开家乡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们徒步三十公里走到高尔基城,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我被分到第七百八十四中口径高炮团。

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一号瞄准手。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做一个填弹手。没错,这项工作被认为纯粹是男人干的:必须要抱起六十公斤的炮弹,并跟上五秒钟一次的密集火力排射节奏。幸亏我曾经做过锻工。一年后,我被提拔为下士,并被任命为第二班班长,下属有两个女兵和四个男兵。由于激烈发射,炮筒热得发红,继续发射十分危险,就得违反了所有规则,用湿毛毯给炮筒降温。炮不能坚持发射,但人必须坚持忙碌。我是个身强力壮又有耐力的姑娘,但我也知道,在战争中必须比和平生活中有更大的能量,甚至体力也必须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我拉起警报集合炮手班,下达了我的最后命令:“方位1500,炮筒高度100,引爆点120,速度10 !”

为纪念经过四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我亲自拉动了炮栓发射了四发炮弹作为礼炮。

炮台战位上的所有人听到炮声都跑了过来,就连斯拉特文斯基营长也来了。因为我的任意妄为,营长当场下令把我逮捕,但随后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下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大肆庆祝,我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喝着伏特加唱歌。然后,我们又哭了一整夜一整天……

——克拉夫迪娅·瓦西里耶夫娜·科诺瓦洛娃
(下士,高射炮班长)


我肩膀上扛着一挺机枪……我从来不承认它很沉重,那时候能让谁把我甩在第二名吗?不称职的战士就必须更换,会被派到厨房去,这是很丢人的。上帝保佑可不能在厨房里打完战争,那我可就哭鼻子都来不及了……


会派妇女去做与男人完全相同的任务吗?


上级会尽量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请求作战或类似的任务,要主动表现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和打拼性格,这不是每一个女孩都能行的。瓦丽亚就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身体柔弱,待人随和,你无法想象把她和枪支武器放在一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她也会开枪,但她并不渴望冲上去打仗。我呢?我就很渴望打仗。梦寐以求!

其实,我在学校读书时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很低调的女孩。

——加林娜·雅罗斯拉沃夫娜·杜波维克
(斯大林第十二骑兵游击旅游击队员)


命令下达: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到位……方向:第七百一十三野战机动医院……

我记得我是穿着黑色长裙和凉鞋到达医院的,上身套了一件丈夫的外衣。医院当即发给了我全套军装,但是我拒绝穿:这套军装全都比我通常的尺码大出三四个号。他们向医院院长报告说我不服从军纪,院长却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说是过几天之后我自己就会换上军装的。

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了激烈的轰炸。我们躲进了马铃薯田地,之前地里刚刚下过雨。这可好,您能想象我的长裙和凉鞋会变成啥样子吗?到了第二天我就穿得像个士兵了,全套军装都穿上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军事生涯……一直打到德国……

1942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进入了库尔斯克州的阿方涅夫卡村,那正好是酷寒天气。两栋教学楼都挤满了伤员:躺在担架上的、地板上的,还有稻草上的。没有足够的汽车和汽油把所有伤员都运到后方。院长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从阿方涅夫卡和邻近村庄组织一队马车。第二天早晨马车队到了,完全由妇女们管理马匹。在雪橇上铺上土布垫子、被子和枕头,有的马车上甚至还有棉被。一想起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不落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每个女人都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伤员,准备上路,她们都轻声地呵护他们:“我亲爱的宝贝!”“好了,我亲爱的!”“嗯,我的好孩子!”每个女人都随身带来了一些家里的食物,还有热乎乎的土豆。她们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把伤员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到雪橇上。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听到这样的祷告,这种轻轻的女人的叹声:“哦,我的小宝贝……”“唉,我的好孩子……”我真感到后悔,甚至感到良心在受折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姓名。

我还记得如何在解放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推进的,我们在村庄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遇到的只有妇女,只有妇女留下来了……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瓦留欣娜
(护士)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丽

难道我真要找出这样的话说说吗?我可以告诉您我是怎么开枪的,但我是怎么哭的,就没有什么好说,那是没法说清楚的。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战争中,人都变得十分可怕,又不可理喻。怎么可能理解透呢?

您是一位作家,您自己去想吧,想些美丽的东西。没有虱子和污垢,没有令人作呕的东西,也没有伏特加和血腥的味道……不要这么可怕的人生……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梅德韦特金娜
(列兵,机枪手)


我不知道……不,我很明白您在问什么,但是我的语言不够用……我的语言……怎么形容呢?必须的……是为了……每当深夜躺在寂静中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抽搐得厉害,好像要闷死我。窒息得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子……

能用什么语言去表达呢?或者需要一位诗人,一位像但丁那样的诗人……

——安娜·彼得罗夫娜·卡里亚金娜
(中士,卫生指导员)


我常常想听音乐或歌曲……想听女人的歌声……从中可以找得到我那时候的感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我去看战争影片,觉得太虚假了,我去读写战争的书,也太虚假了。根本就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当然,就算是我自己现在说,也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其实,既没有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美好。您知道吗,在战场上经常会出现多么美丽的早晨?就在战斗打响之前……看到那个早晨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有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大地是如此美丽,空气是如此清新……朝阳是如此可爱……

——奥尔加·尼基契什娜·扎贝利娜
(战地军医)


在犹太人隔离区,我们被围困在铁丝网里面……我甚至还记得那是在一个星期二发生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二,却记不得是几月几日,就记得那天是星期二。我偶然走到窗前,在我们房子的对面,一个男孩和女孩坐在一个长椅上接吻。四周枪炮声不断,他们却在接吻!我一时间被眼前这和平的景象惊呆了……

我们这条街道很短,这时就在街道另一端出现了德军巡逻队。他们一定也都看见了,当时视野很好。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当然是来不及……就听见了惊叫声和枪声,德国人开枪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第一感觉就是恐惧。我正好看到那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刚刚站起来,就倒了下去。他们是一同倒下去的。

然后……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过去了……我依然在回想着那个情景。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何不在家里,而要在街上接吻?到底为什么?他们应该就是想好了要这样死去……他们知道,在犹太隔离区里,反正迟早也会死去,不如以另一种方式死去。当然,这就是爱情。还有其他原因吗?哪里还会有其他原因?只有爱……

我和您说过了……真的,这就是在我眼前发生的,这就是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经历的全都是悲惨……是的……还能有什么?我现在仍然认为……他们是在抗争……他们是想优美地死去。我确信,这就是他们的抉择。

——柳鲍芙·埃杜阿尔多夫娜·克雷索娃
(地下工作者)


我?我可不想谈……尽管没什么……总之……关于这些我不能说……

——伊琳娜·莫伊赛耶芙娜·列彼茨卡娅
(列兵,步兵)


有一个疯女人在满城游走……她从来都不洗澡、不梳头。她的五个孩子都被杀死了,那是她所有的孩子。孩子们被杀死的方式各有不同,一个是头部被枪打中,另一个是被子弹射进了耳朵……

她在街上逢人就讲……见到每一个人都这样说:“我给你讲啊,我的孩子们是怎么死掉的。先讲谁呢?先说瓦辛卡吧……他们打中了他的耳朵。还有托利卡,是被子弹打进脑袋了……是啊,从谁开始讲好啊?”

所有的人看到她就远远地逃离。因为她疯了,所以她还能够喋喋不休地说啊说啊……

——安东尼娜·阿尔贝托夫娜·维鲁托维奇
(游击队护士)


我只记得一件事:人们都在高喊胜利了!整整一天欢呼声不绝于耳……胜利了!兄弟们!我们胜利了!起初我不敢相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战争,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胜利了!我们打胜了……我们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彼列别尔卡
(中士,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