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之涯……在海之角……”

瓦丽娅·波林斯卡娅,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工程师。

那些布娃娃……最漂亮的……它们总会让我想起战争岁月……

在爸爸活着时,妈妈活着时,我们都不提战争的事。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时常想,家里有老人,多么幸福啊。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甚至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也还是孩子……

我们的爸爸是一名军人。我们住在别洛斯托克郊区。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第一个小时,第一分钟,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睡梦中听见什么低沉的声音,好像炸弹的爆炸声,但有些不太习惯,接连不断的轰鸣声。我醒来,跑到窗前——在我和姐姐上学的方向,戈拉耶沃镇营房上空,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了。

“爸爸,是暴风雨来了吗?”

爸爸说:“快离开窗口,是战争。”

妈妈给他收拾行李箱。每逢有警报总会把父亲叫去。好像没什么不寻常的……我想睡觉……我倒在床上,因为什么都没明白。我和姐姐躺到很晚才起床——去看了电影。在战争之前的岁月,“去看电影”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电影只在周末才会放映,片子也不是很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夏伯阳》《如果明天就是战争》《快乐的小伙伴》。在红军的食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看电影的机会,所有影片几乎都能背诵下来。我们甚至会给屏幕上的演员提词,提前说出来,打断他们。当时,不管是村里,还是在地方都没有电,靠发电机发电放电影。发电机一响,大家都跑过去,在屏幕前抢占地方,要不就自己随身带着凳子。

电影会演很长时间,一集放完了,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着,放映员安装好下一集的片盘。要是新片子还好,如果是老片子,它会不时地扯断,要等粘好了,要等晾干了。不然的话,胶卷会烧起来——那就更倒霉了。如果是发电机熄火,那简直是最麻烦的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电影还没来得及放映完。

口令响了起来:“第一队——到出口!第二队——集合!”

如果警报响起来,放映员就跑出去。当电影换片的间隙时间过长,观众们等得不耐烦,开始骚动起来,吹口哨,叫喊……姐姐爬上了桌子,大声宣布:“我们开个音乐会吧。”就像人们当时所说的,她自己非常喜欢朗诵。词记得不是很牢,但爬到桌子上却从来没有害怕过。

这是在幼儿园里养成的性格,当时我们住在戈梅利郊外的军营里。等大家安静后,我和她就开始唱歌,在大家的喝彩声中,我们唱了《我们的装甲车坚固,坦克飞快》。战士们高声跟着合唱,食堂的窗玻璃都抖动起来:


火焰熊熊,火光闪耀,

我们的战车投入愤怒的战斗……


就是这样,1941年的6月21日……战争前的夜晚……九点多,大概是,我们正在看电影《如果明天就是战争》。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很久都没有散去,父亲勉强把我们找回家:“你们今天还睡不睡觉了?明天是——休息日。”

……当一阵阵的爆炸声响起,厨房窗子上的玻璃碎了,我完全清醒过来。妈妈把半睡半醒的弟弟裹到小被子里。姐姐已经穿好衣服,爸爸没有在家里。

“姑娘们,”妈妈催促着,“快点。边境上发生了挑衅事件。”

我们跑向树林:妈妈气喘吁吁,她抱着弟弟,一直在重复着:“姑娘们,别掉队……姑娘们,快跟上……”

不知为什么,我记得,火光刺痛着眼睛,天气非常非常晴朗,小鸟们在歌唱,这有些像飞机轰鸣的声音……

我浑身颤抖,后来为自己不停地发抖而觉得很羞耻。我时常想,要向阿尔卡季·盖达尔的《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一书中勇敢的战斗英雄学习,可是突然我发抖了。我抱过小弟弟,摇晃着他,甚至小声地给他唱起《小小的姑娘》这首歌曲,这是我们的电影《守门员》中的“爱情”歌曲。妈妈经常唱这首歌,它对我当时的心情和状态很有帮助。我当时……也在恋爱!不知道按照科学的解释,按照书上关于少年心理的说法,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经开始恋爱,相思有一段时间了,我同时喜欢上了几个小男孩。但在当时,最喜欢一个——最边上的维佳,他上六年级。六年级和我们五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第一排桌是五年级,第二排是六年级。我无法想象,老师们是如何上课的。我都没注意听课,我脖子都不扭,始终盯着维佳!

我喜欢他的一切:尽管他的个头不高——比我还稍微矮点。我不仅喜欢他有一双蔚蓝蔚蓝的眼睛,就像我爸爸的眼睛一样,我还喜欢他博览群书——不像阿里克·波杜布尼亚克,弹人脑奔儿那么疼,尽管他很喜欢我。维佳特别爱读儒勒·凡尔纳!和我一样。在红军图书馆有他的全集,我都读完了……

我不记得,我们在树林里坐了多久……渐渐听不到爆炸声了。四周一片寂静。女人们放松地叹息着说:“我们的战士把敌人打退了。”但是突然……在寂静的间隙……突然听到了飞机掠过的引擎声……我们都奔跑到路上。那些飞机飞向了边境的方向:“乌拉!”但是,这些飞机上有什么东西好像“不是我们的”,飞机的翅膀不是我们那样的,连叫声也不像我们的。这是德国人的轰炸机啊,它们一架架翅膀连着翅膀飞过,飞得又慢,又沉重。让人觉得,因为它们,整个天空都被遮挡住了光明。我们开始数,总也数不对。已经过了很久之后,在战争年代的简报中,我看到过这些飞机,但印象中,不是那样的。拍摄的图片是和飞机平行的水平。而当时,你是从下面仰视的,透过茂密的树林,况且还是少年的眼光——简直是一幅恐怖的画面。后来,我经常梦见这些飞机。但梦是连续的——这一片黑铁般的天空慢慢压下来,向着我,压下来,压下来,压下来。我一身冷汗地惊醒,打着寒战。太可怕了!

有人说,桥梁被炸毁了。我们吓坏了:爸爸怎么办啊?爸爸不能游过来啊,他不会游泳。

现在我也不能说清楚……但是我记得,爸爸跑到我们跟前说:“得把你们转移到后方。”他给了妈妈一本厚厚的装满相片的相册和一条暖和的棉被:“快裹上,风太凉。”我们只随身带了这些东西。大家都慌慌张张地赶路。什么证明啊,身份证啊,钱啊都没带。我们还带了一锅肉丸,是妈妈为休息日准备的,还有一双弟弟的鞋子。而姐姐——太神奇了!——她最后一分钟随手抓了一个袋子,里面竟然是妈妈的一条绉绸连衣裙和一双鞋。这是怎么回事。纯属偶然。也许,是妈妈和爸爸想在周末去做客吧?谁也已经想不起来了。和平的生活一刹那就消失了,推迟成了遥远的计划。

我们就这样转移了……

我们很快到了车站,可在车站上等了很久。大家都在颤抖,嘈杂不堪。关了灯。人们在焚烧文件和报纸。找到一个路灯。它的光线映出坐着的人们整齐的影子——像一堵堵墙、一块块木板。他们一会儿静止,一会儿移动。此时,给我的感觉是:德国人占领了城堡,我们的人都当了俘虏。我决定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忍受得了刑讯。我把手指头伸到箱子中间,往下挤压。我疼得叫了起来。妈妈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啊,女儿?”

“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刑讯拷打。”

“快得了吧,小傻瓜,哪来的刑讯?我们的人不会让德国鬼子得逞的。”

她抚摸着我的头,亲吻着我的头顶。

我们的车队一直在炮火中前进。只要一开始轰炸,妈妈就扑到我们身上:“要是死,大家就一起死。或者炸死我一个人……”我看见的第一个炸死的人,是个小男孩。他躺在地上,看着天空,我呼唤着他。叫啊,叫啊……我不明白,他已经死了。我当时有一块糖,我把这块糖给了他,想让他能够站起来,可是他没有……

轰炸中,姐姐小声地对我说:“轰炸停止了,我要听妈妈的话。我要永远听她的话。”真的,战争结束后,托玛非常听话。妈妈回想起,战争前一直都是叫她“淘气鬼”的。而我们的小托利克……他在战争爆发前已经走得很好了,也会说话了。但是此时他突然不再说话,始终耷拉着脑袋。

我看见,我的姐姐是怎么样突然头发变得花白的。她有一头长长的黑发,它们变白了。一晚上的时间……

火车启动了。塔玛拉去哪儿了?车厢里没有。我们看见,塔玛拉怀里抱着一大束矢车菊跟在火车后面奔跑。那里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麦子比我们的个头还高,长满了矢车菊。她的面庞……她的面庞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现。黑色的眼球瞪得大大的,奔跑着,一声不吭,甚至“妈妈”都没有叫,奔跑着,默默地。

妈妈几乎疯了……她从火车上蹿起来向过道跑……我抱紧了托里克,两人都叫喊着。这时出现了一名士兵……他把妈妈从门口推开,跳了下去,赶上托姆卡,一下子抱起她,扔上了车厢。早上我们发现,她的头发白了。有好几天,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藏起了镜子,后来她偶尔看了一眼别人的镜子,哭了起来:“妈妈,我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妈妈安慰她:“我们给你剪掉,还会重新长出黑色的来。”

这件事之后,妈妈说:“好了。再也不许你们离开车厢了。打死就打死。我们要是能活下来,就认命吧!”

当时大家都喊叫:“飞机!大家都快下车!”——她把我们藏到床垫下,而这时有人赶她下车,她说:“孩子们都跑出去了,我不会走。”

应该说,妈妈经常会提到“命运”这个奇妙的词。我总是问她:“什么是命运?是上帝吗?”

“不是,不是上帝。我不信上帝。命运——是生活的道路,”妈妈回答,“孩子们,我永远相信你们的命运。”

在轰炸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怕得厉害。后来,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我还恨自己的胆怯。偶然有一次,我扫了一眼妈妈的信……她是写给爸爸的。我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试着写信了,我打算看看妈妈是怎么写的。而妈妈正好写到,塔玛拉沉默不语,轰炸的时候,瓦丽娅哭了,很害怕。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1944年的春天,爸爸来看望我们,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他——我觉得害臊。太可怕了!但是和爸爸的相见是后来。到这次见面还早着呢……

我记得一次深夜里的空袭……一般来说,很少晚上有空袭,火车跑得飞快。而在此时,却来了空袭。火力凶猛……子弹射到车厢顶上噼啪作响。飞机轰鸣着。飞射的子弹划出一条条光线……弹片划出的光线……我身边的一个女人被打死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被打死了……但是当时她没有倒下,没处倒,因为车厢中到处挤满了人。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呻吟着,她的鲜血流到了我的脸上,暖和的,黏糊糊的。我的背心和我的短裤都让血浸湿了。当妈妈用胳膊够到我,她喊叫了起来:“瓦丽娅,你受伤了?”

我什么也不能回答。

这之后,我发生了某种转变。我知道,这之后……是的……我停止了颤抖。我已经无所谓了……不再害怕,不再疼痛,不再遗憾。我变得有些呆滞,无所谓。

我记得,我们没有很快到达乌拉尔。有一段时间我们停在了萨拉托夫州的巴兰达村。我们被送达那里正好是晚上,我们都在睡觉。凌晨,六点,牧人甩动着鞭子,所有女人都站起身,抓住自己的孩子,叫喊着跑到了街上:“轰炸啦!”她们叫喊着,直到来了代表,说,这是牧人在轰赶牛群。当时大家立刻镇静下来……

吊车的轰鸣声一响起,我们的小托利克就吓得浑身颤抖。他片刻都不放我们离开自己身边,只有当他睡着的时候,我们才敢外出。妈妈带我们到了军事代表办事处,想打听一下父亲的消息,请求援助。军事委员问我们:“您说丈夫是红军的指挥官,请给我看看您的证明。”

我们没有证明文件,只有爸爸的照片,爸爸穿着军装。他拿起照片,半信半疑:

“也许,这不是您的丈夫呢。您怎么证明?”

托利克看见他拿着照片不给我们:“把爸爸还给我……”

军事委员笑了起来:“对于这个‘证明’我不能不信。”

姐姐头发花白,妈妈给她剪掉了头发。每天早晨大家都检查她长出了什么样的头发——黑色的,还是灰白的?弟弟安慰她:“别哭,托玛……别哭,托玛……”长出来的头发仍然是灰白的。小男孩们嘲笑她,欺负她。她从来都不摘头巾,甚至在上课的时候。

放学回到家。家中找不到托利克。

“托利克呢?”我们跑到妈妈上班的地方。

“托利克在医院里。”

我和姐姐拿着蔚蓝色的花环走过大街……从向日葵下钻过……弟弟的蓝色海魂衫。妈妈跟着我们,她说,托利克死了。在太平间门口妈妈站住了,她不能走进去。她犹豫不决。我一个人走了进去,立刻认出了托利克——他全身光溜溜地躺着。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像木头人一样麻木。

爸爸的信追到了西伯利亚。妈妈整晚都在哭泣,怎么告诉爸爸,儿子死了。早晨我们三个把电报送到了邮局:“女儿们活着。托玛头发白了。”爸爸猜到,托利克不在了。我有个女友,她的父亲去世了,我总是在自己信的末尾写道——她请求我这样写:“爸爸,问候你,也代我的女友列拉问候你。”大家都想有爸爸。

很快就收到了爸爸的来信。他写道,自己长时间从事地下特殊任务,生病了。在医院里,人们告诉他,只有家庭能医治好他的病,等看到家人,他的病就会减轻。

我们等了爸爸好几周。妈妈从皮箱里掏出自己的衣物……绉绸的连衣裙和鞋子。我们都有过约定——不卖掉这件裙子和这双鞋,无论多么困难。这有些迷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把它们卖掉,爸爸就回不来了。

透过窗子听见了爸爸的声音,我都不能相信,难道这是我的爸爸?我不信,还能看见爸爸,我们已经习惯了等待。对于我们来说,爸爸是应该等的人,是只能等待的人。在那一天,课也不上了——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包围了我们家。他们等待着,爸爸从家里出来。这是第一个爸爸,从战场上回来的第一个。我和姐姐两天都没上学,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家,问长问短,留下了些纸条问:“爸爸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爸爸很特别——他是苏联英雄——安东·彼得罗维奇·波林斯基……

爸爸,就像那时我们的托利克,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不能一个人,他一个人时就会很不舒服,他总是拉着我。有一次,我听见……他跟不知谁说,游击队员们到了一个村子,看到大片新鲜的、翻过的土地。他们就站住了,站在土地上面……一个小男孩穿过田野跑过来,叫喊着,他们全村子的人在这里被枪杀了,都埋到了这里,所有人。

爸爸看了看,他看见——我快要倒下了。他再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讲述过战争……我们很少谈论战争。爸爸和妈妈确信,这样可怕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们很久都坚持这一点。当然,我和姐姐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我们买了布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的童年都没有玩够。童年的快乐。等我上了大学,姐姐知道,对于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布娃娃。姐姐生了个女儿,我去看望她们:“送个什么礼物呢?”

“布娃娃……”

“我问,给你什么礼物,不是说给你的女儿。”

“我说的就是,给我个布娃娃吧。”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都赠送给他们布娃娃。我们给所有人的礼物都是布娃娃,所有熟人。先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去世了,然后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感到,立刻感到,我们是最后的证人。在天之涯,在海之角……我们是最后的见证者。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说出这些……

我们的话也将是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