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永远都记得她刮过的第一张死人脸。比初吻和失贞更尴尬的，也只有这个了。当你手里攥着一把粉色的塑料刮胡刀，站在一具老头的尸体前时，时间从未过得如此漫长。

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我盯着可怜的、一动不动的拜伦，足足看了十分钟。拜伦是他的名字，至少挂在他大脚趾上的标签是这么写的。我不确定拜伦是“他”（一个人）还是“它”（一具尸体），但是在亲密接触之前，我至少得知道他的名字吧。

拜伦是（或曾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长着厚厚的白发和白胡子。他一丝不挂，除了我围在他下半身的一条单子，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想保护什么。逝者的尊严，我猜。

他的双眼像两只泄了气的气球，就那样摊在眼眶里，望着无尽的深渊。如果情人的双眼是清澈的湖水，那拜伦的眼睛就是一汪臭池塘。他嘴巴扭曲，半张着发出无声的尖叫。

“呃，嗨，麦克？”我在准备间呼唤我的新老板，“那么，我猜我该用点儿……剃须膏什么的？”

麦克走进来，从一个金属架子上拿下一罐“霸烁”剃须膏，让我注意不要留下划痕。

“你要是把他的脸划破了，我们可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所以小心点儿，知道吗？”

好吧，小心点儿。好像以前我一直都很小心“给别人刮胡子”似的。但我从来没给人刮过。

我戴上胶皮手套，戳了戳拜伦冰冷、僵硬的双颊，抚过长了好几天的胡茬儿。干这活真没有什么成就感可言。我从小一直以为，殡葬师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精通尸体处理，根本不用普通人动手。不知道拜伦的家人会不会知道，一个毫无经验的23岁女孩正拿着刮胡刀，准备给他们挚爱的亲人刮脸？

我试着把拜伦的双眼合上，但他布满老年斑的眼皮像百叶窗一样，刚一闭上就弹开，好像非要看着我干完这活儿才行。我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嘿，拜伦，我不需要你在这儿指手画脚。”没人回应我。

他的嘴巴也合不上。我可以用力把它闭上，但几秒钟之后又弹开了。不管我做什么，拜伦都不打算做一个在午后享受刮脸的绅士，温顺地任由剃须师傅摆布。最后我宣布放弃，直接把剃须泡沫喷在他脸上，然后笨手笨脚地抹匀，活像《阴阳魔界》中用手指涂鸦的阴森小孩。

不就是个死人吗，我自言自语。就是一摊腐肉，凯特琳，动物的尸体而已。

但是用这招鼓舞士气并不管用。拜伦才不是一堆腐肉。他曾经也是高贵、奇妙的生物，就像独角兽和狮鹫。他是圣洁和世俗的混合体，这会儿在生命与永恒之间的中转站，跟我困在一起了。

当我确信自己做不来这行时，已经太晚了。除了给拜伦刮胡子，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拿起那把粉色的刮胡刀，它就是这黑暗行当的必备工具。我绷紧了脸，发出一声只有狗能听见的刺耳尖叫，便把刀锋贴在拜伦的脸上，开始了我给死人刮脸的职业生涯。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根本没料到自己要给尸体刮胡子。别误会，我知道要跟尸体打交道，但不知道还要刮脸。这是我在西风火葬场担任火化工的第一天。这是一个家族经营的停尸所，或者叫殡仪馆，叫法不同，就看你住在美国东部还是西部了。停尸所、殡仪馆、马铃薯、山药蛋，反正就是放尸体的地方。

我早早就跳下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穿上长裤——我从来不穿长裤，蹬上铆钉靴。裤子太短，靴子又太大，我看起来可笑极了。但我得辩解一下，从没有人教过我烧尸体时应该怎样打扮。

我的公寓位于隆德尔街上。出门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照射在地上废弃的针头和尿渍上。一个身穿蓬蓬裙的流浪汉把一个旧轮胎拉进巷子，准备把它当成临时厕所解决内急。

我刚搬到旧金山时，花了三个月找房子，最后碰到了佐伊。她是一个刑法专业的学生，还是个“蕾丝边”，愿意给我提供容身之所。现在，我们俩合住在她位于宣教区的粉色复式公寓里。我们家一边是个颇受欢迎的墨西哥餐厅，另一边是个名叫“良宵”的酒吧，以拉丁裔异装癖和吵闹的墨西哥乡村音乐出名。

我沿着隆德尔街走向捷运车站时，街对面的一个男人敞开外套，暴露出他的下体。“甜心，你觉得我怎么样？”他边说边得意扬扬地朝我甩着家伙。

“老兄，你可得努把力了。”我回答道。他的脸耷拉下来。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对他这套把戏真心感到腻味。

我从宣教区坐上捷运，穿过海湾大桥来到奥克兰，在离西风火葬场几个街区的地方下车。从车站跋涉十分钟，就能看见我工作的地方了。它看起来太不起眼了。我没想过火葬场应该长成什么样——大概和我奶奶的客厅差不多，再摆上几台冒烟的机器——但站在黑色的铁门外看，西风简直乏味得不可救药。奶白色的外墙，只有一层楼。要是有两层，它和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一个样。

门口挂着一个小牌子：请按铃。于是我召唤出所有勇气，按了铃。几分钟之后，门开了一条缝，麦克——火葬场经理兼我的新老板，出现了。这之前我只见过他一次，误以为他是个毫无恶意的老好人——四十岁左右，谢顶，中等身材，穿一条卡其裤。虽然他的卡其裤看起来和蔼可亲，但他本尊可有些吓人。他隔着眼镜狠狠地打量我，估算着雇用我是个多么大的错误。

“嗨，早上好。”他冲我说道，语调平淡，几个词和喘气声混在一起，难以辨别，感觉就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打开门，转身走进屋里。

我尴尬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发觉他的意思是让我跟进去。我进了门，走过好几个拐角。一阵沉闷的声响回荡在走廊，声音越来越大。

这栋平淡无奇的建筑后面是一大间库房，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具体来说，声音来源于两台敦实的大型机器。这两个玩意儿就像死神版的特威丹和特威帝，趾高气扬地占据着房间的中心位置。两台机器由波纹金属制成，顶端的烟囱一直伸向屋顶外。每台都有一个上下推拉的炉门，不断咯咯作响，像在讲述有关工业时代的寓言。

这应该就是火化机，我想。里面正烧着人呢——真正的死人哦。虽然还未亲眼看到尸体，但一想到它们就在附近，我就超级兴奋。

“这是火化机吧？”我问道。

“整间屋子只有它们，不然就是见鬼了，对吧？”说完，麦克埋头走了出去。

你也许会问，像我这种安分守己的女孩，在这种毁尸灭迹的地方做什么？但凡头脑正常的人都会去当银行柜员或幼儿园老师，才不会选择火化工这行。而且柜员和老师这类工作更好找。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竟如此渴望从事殡葬业，想想都觉得可疑。

上网找工作时，我紧盯着电脑，专心搜索“火化”“火葬”“停尸所”和“殡仪馆”这些关键词，得到的答复都是——如果真有人回复——“请问你有火化尸体的经验吗？”殡仪馆貌似特别看重经验，好像谁都能在高中学到火化尸体这门手艺似的。在被西风火葬场录用前，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找工作，投了一大摞简历，被“抱歉，我们录用了一个资质更好的人”这样的说辞拒掉。

我与死亡一直纠缠不清。小时候，当我得知人类终究难逃一死时，我由衷地感到恐惧，但又怀有病态的好奇，这两种情绪轮番占据我的心灵。后来我长大了些，总是躺在床上等妈妈开车回家，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想象着她已然横尸在高速路上，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眼镜碎片全都扎进了睫毛根部。我彻底“沉沦”了，痴迷于死亡、疾病和一切与黑暗相关的东西，但我伪装得很好，大家都以为我是个乖乖女。一等到上大学，我就露出本来面目，毫不犹豫地念了中世纪历史专业，四年的光阴都花在诸如《来自冥界的幻想和传说——解读帕果原住民的死亡观》（凯伦·堡姆加特博士，耶鲁大学，2014）这类学术论文上。我对与死亡相关的一切欲罢不能——尸体、仪式、悼念。我在学术领域确实专心钻研了好一阵，但这还不够。我需要更实际的东西——真实的尸体，真正的死亡。

麦克回来了，推着一个吱呀作响的轮床，上面躺着我的第一具尸体。

“今天没时间教你用火化机了，你帮我个忙，把这伙计的胡子刮了。”他命令道，语气还是那么冷漠。显然，在这具尸体火化前，他的亲人还想再见他一面。

麦克把尸体推进一间白色的无菌室，示意我跟过去，告诉我这就是“准备间”。他走到一个大大的金属柜子旁，从上面拽出一把粉色刮胡刀，递到我手里，然后转身离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从我面前消失了。“祝你好运。”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要给尸体刮脸，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虽然麦克没在屋里，但他正密切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他在考验我，让我知道这里的上岗培训残酷得很：你要么能干，要么不能干。我是个新来的菜鸟，只有一个选择，不是留下就是走人。没有握手寒暄，没有学习曲线，没有试用期。

几分钟后，麦克回来了，站在我身后看了看。

“瞧，这个地方……不，你得顺着胡子生长的方向，一点儿一点儿刮。这就对了。”

我刮掉拜伦脸上最后一丁点儿剃须膏后，他的脸庞光滑得就像婴儿，看不到任何伤口和胡茬儿。

快到中午时，拜伦的妻子和女儿来了。拜伦躺在西风的悼念室里，身上盖着白布。旁边的一盏落地灯发出玫瑰色的灯光，温和地洒在他脸上——这比备尸间里强烈刺眼的荧光灯强多了。

我给拜伦刮完脸后，不知麦克用了什么法子，拜伦的眼睛和嘴巴竟然闭上了，估计这是殡仪人员特有的技能。现在，这位先生沐浴在玫瑰色的灯光里，看上去那么安详。我总觉得会有人在悼念室里大喊大叫，嚷嚷着“上帝啊，他们竟然把他的胡子刮得这么难看”。但我没听到有谁这么说，心里一下子踏实许多。

听他的妻子说，拜伦当了40年会计。看来他是个讲究人，应该会感激我的细心服务。他没能逃脱肺癌的魔掌，临终前连下床上厕所都困难，更别提拿刀刮胡子了。

他的家人离开后，我们就要安排火化。麦克把拜伦推进火化机的血盆大口，然后灵巧地操作起控制台。两个小时后，炉门打开了，拜伦的尸体化成了灰烬，闪烁着红色的火星。

麦克递给我一根金属做的耙子，向我演示如何把遗骸从炉子里耙出来。正当我们把骨灰倒进骨灰盒时，电话响了。天花板上的喇叭传出震耳的铃声，生怕机器运作时大伙儿听不见电话响。

麦克把他的护目镜扔给我，说道：“你把剩下的掏出来，我去接电话。”

我立刻照他说的做，结果发现拜伦的头骨竟然完好无损。我打量了一下四周，确保不会被人看见（不管活人还是死人），才小心翼翼地伸出耙子去够。它离我越来越近，我一伸手，就把它从炉门口捡了出来。头骨还是热的，上面布满了骨灰，摸起来却挺光滑。虽然手上戴着工业用手套，但我仍能感受到平滑的触感。

拜伦用了无生气的眼窝瞪着我，我试图回忆起两个小时前他还没有被火化时的模样。鉴于我俩是理发师和客人的关系，我理应记得他的长相。但是他的面容、他的身体，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就像诗人丁尼生说的，自然母亲用她的“腥牙血爪”，毁灭了她创造出的每一种生灵。

化成无机粉尘的骸骨是那么脆弱。我刚想仔细瞧瞧侧面，整颗头颅一下子在我手里裂开，灰烬顺着我手指的缝隙滑落。拜伦，这名父亲、丈夫、会计，彻底变成过去式。

晚上我回到家，室友佐伊正坐在沙发上哭个不停。不久前，她在危地马拉背包旅行，和一个有妇之夫坠入爱河，现在正为这个男人伤透了心（这件事打击到的不仅是她的自尊心，还有她的性取向）。

“上班第一天，你感觉如何？”她含着泪问我。

我和她吐槽麦克，说他就喜欢不动声色地暗中评判我，还跟她讲给尸体刮脸的初体验，但我不准备告诉她拜伦头骨的事。在那非常时刻，我感到一股奇特诡异的力量，把我变成了浩瀚宇宙中的人骨粉碎机。这是我的秘密。

“良宵”酒吧传出吵闹的音乐声时，就该睡觉了。我躺在床上，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头盖骨。如果有一天，我作为凯特琳的一切——我的眼睛、嘴唇、头发和身体——全都化成了灰，那我的脑袋会怎样？说不定它也会被一个二十来岁、戴着手套的倒霉孩子弄碎。嗯，就像我干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