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莱斯汀·詹姆斯

一天夜里，玛丽打电话告诉我明天不用开车去上班了。然后电话那头的她屏住呼吸，等我问她为什么，于是我便问了。

“店里着火了。”她的语气有些得意。

“什么？”我吓了一跳。

“别担心，”她说，“我没事，主要是房子被烟熏得不轻。店里全是保险损失评估员。”

“要我过去吗？”我问。

“我正要去你家。”她说。

结果，她整个十二月都住在我家。

玛丽并不担心店里的损失，因为说实话，现在肉铺的生意并没有皮特和弗里兹打理时那么好。这怨不得玛丽。甜菜种植兴起后，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服务的超市渐渐流行起来，我觉得这种模式能吸引顾客，但玛丽不以为然。无论如何，这次火灾是翻新店铺的好机会。要不是火灾，她根本翻新不起。玛丽兴奋极了。还没收到理赔金，她就叫来工人们开始重新装修肉铺。熏肉室被烧出一个洞，里面的电路也烧坏了。玛丽运气好，她住的地方只不过墙面上有几处被烟熏得发黑。里屋满是烟味，锤子咚咚作响，灰泥遍地，工人走来走去，她不想住在那儿。于是她跟我说，她更愿意和多特一起住在拉塞尔的旧房间，要是我不介意，就这么安排吧。

我告诉她：“我不介意。”

但事实是三天之后，我就坐立难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多特和我已形成一套生活习惯，而玛丽频繁地举办读书会打乱了我们晚上的安排。她又去图书馆借了她最爱的那本书，那是一本关于手相的书，作者是切洛。玛丽研究手相好些年了，我已厌倦了。我知道自己的掌纹代表着什么。

“没爱情，没金钱，不会去夏威夷旅游。”当她提出为我看手相时，我告诉她，“不用看了，谢谢。”

“我只想看看你智慧线的岛纹是不是缩小了，”她对照着书说，“这可能预示着脑瘤或突发中风。”我们围坐在客厅的燃气暖炉旁。我看着蓝色火焰倒映在窗户的网格阴影上，告诉玛丽，燃气暖炉中跃动的火焰比切洛的书藏着更多的奥秘。

“那么你告诉我，”说这话时，坐在椅子上的她为了表示强调而微微前倾，“孩子出生时，手掌就有特定的纹线。偏是那几条纹线，而不是其他的。你怎么解释呢？”

映在她脸上的火焰看起来再平常不过，却非常耀眼。玛丽最近开始每天戴不同颜色的头巾，今天戴的是白色的。她明黄色的眼睛眼角上挑，脸颊上毛细血管密布，像是用线缝合的针脚。如果你原先不知道她是女的，那光看外貌完全看不出她是男是女，别人或许会以为她就是著名的切洛先生本人。

“没什么可解释的，”我坚定地说，“只是几条纹线而已。”

但玛丽不再听我说话，她正在为多特看手相，尽管此前她已看了无数遍。但多特对此乐此不疲，现在她正让玛丽从手掌里看看自己未来丈夫的名字缩写。多特还不到十一岁，但已不止一次坠入情网。看到她疯狂暗恋却得不到回应的样子，我真于心不忍。为了吸引注意力，她练就一副低沉、洪亮的大嗓门。她像我一样，骨架大、个头高、下颌宽大，笑起来牙齿全露在外面。她太过热情，吓跑了其他孩子。为了得到男友，她撞倒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脸按在雪里摩擦。为了和其他女生玩，她把她们连衣裙的腰带和自己的绑在一起，拖着她们满操场跑，直到她们答应传纸条给她。

修女们拿多特没办法，我也束手无策。于是我做了件错事，对多特有求必应，直到一无所有。我想成为一个自己儿时不曾拥有的好妈妈，让多特不至于沦为我这样的女儿。我从多特身上看到了太多自己的影子，我了解她的感受。我比男生都高大，但从没像多特那样将他们打晕。

虽然我不赞成，但玛丽却怂恿她欺负别人、谈情说爱。

“我看到一个S，”她沉思道，“然后一个J。也就是……S.J.。”

“不是他。”多特失望地说。她盯着自己的手掌，好像能用目光改变那些纹路。

“把作业拿到厨房去，”我说，“快点做完。”

我能感到多特在我背后做鬼脸，这是母亲的直觉。

“我来辅导你。”玛丽随即说。于是她俩进了厨房，留下我一个人。有一阵子，我听到她们边翻多特的书边发出笑声。我能肯定她们正在嘲笑我，并且我以后还会这么想。晚上，玛丽睡多特的床，多特则倒头睡在一张简易小床上。我快要睡着时，听见她俩在窃窃私语，不过我不会叫她俩安静下来，因为我知道玛丽不会听我的。

原来如此，我看着暖炉的火焰，突然明白了，这就是自从玛丽搬来后我一直闷闷不乐的原因。我就像有了两个任性的女儿，她们不听我的话，根本不在乎我。我是这儿唯一的大人，而她们在人数上压倒了我。

玛丽和多特回到房间后，我决定问问玛丽房子翻新得怎么样了，或许还能暗示她尽快搬回去住。但没等我开口，多特就宣布她有个藏了一星期的秘密要说。玛丽会心一笑，猛打手势让我来听听，很明显，多特已经告诉她了。我有些伤心，但还是努力做出迫不及待的样子。

我们都安静下来，多特大声说了起来。

“我将扮演耶稣的父亲约瑟，”她宣布，“我们最近一直在为下周的圣诞节戏剧演出排练。”

我觉得他们选我女儿扮演耶稣之父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我看了眼多特，想象她戴着长长的灰白胡子，穿着粗布长袍的样子。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木匠约瑟举起木槌的影子。我叹了口气，勉强微笑一下。我不得不承认，她能演得很传神。

多特递给我一张折叠起来的油印通知，是老师发的。上面写道，学校将在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举办圣诞节戏剧演出，邀请家长们参加，同时可以带上自己的拿手好菜或甜点，演出结束后会有一个百乐餐。通知下面有条虚线，我需要写上准备带去的菜，但虚线上已写了吉露果冻。

“吉露果冻沙拉。”玛丽注意到我的眼神后说。我看了看多特，尽量显得通情达理一些。

“我为你自豪，”我对多特说，“我当然会到场。”

然后我要求多特穿上睡衣去洗脸，她说不要，我说不行。玛丽退了一步，没参与我和多特的争论。多特又拖了一个小时，这让她既兴奋又满足。后来，她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上楼，高唱着最爱的颂歌，“啪喽啪啪啪噜”——这是其中一句合唱。听着她在楼上走廊的脚步声，我很满足。尽管她不好对付，但我是她妈妈，是那个在圣诞节告家长书上签名的人。但我不能对玛丽这么说，会显得我愚蠢、太小心眼，谁知道我突然对她说出了更愚蠢的话。

“我猜你肯定要在吉露果冻沙拉里加萝卜吧？”

我突然发问，刺耳的声音似乎在房间里回荡。

玛丽一脸无辜，说以为自己做好带过来能省去我的麻烦。她说我太忙，所以她来做这道她拿手的沙拉。我没表示感谢，因为她越俎代庖，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她明知我不喜欢她的吉露果冻沙拉。我之前对她说过。她竟然在里面放核桃，还有碎芹菜、通心粉、洋葱和小棉花糖，最糟糕的是她还放萝卜片。

我只要想到她那奇怪的吉露果冻沙拉就来气。麦麸曲奇，单层蛋糕，炖的动物肝脏，玛丽做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不想让她糟糕的厨艺影响别人对多特的看法。

但我还是冷冰冰地说：“好，随你吧。”

多特洗过澡后，精力充沛，穿着羊毛睡衣下楼。今晚她无比兴奋，因为晚了一小时睡觉，宣布了自己担任主演的消息，并且我们还答应了去观看她的演出。我不忍心扫她的兴，但片刻之后她却出人意料地给自己泼冷水。

“忘了告诉您，我们演《圣驴》。”

然后她的神情突然变了。

“我讨厌驴。”她仿佛在自言自语。

“怎么了，多特？”我问。

但奇怪的是，她没再争论，而是早已转身上楼，爬到床上。

那天晚上，我留玛丽在楼下聊了很久。我仍然烦她，之所以拖着她聊那么久，其实是为了不让她打扰多特睡觉。直到她睁不开眼时，我才让她上楼，她打着哈欠，累到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也很累，而且我引开了玛丽的注意力，多特就只能独自面对驴的问题。无论究竟是什么问题，都该由我帮她解决，我该跟着她上楼，好让她告诉我哪儿出了问题。但我知道，如果这么做了，玛丽一定会跟着我，然后插手多特的事。

这一切必须停止，等整个屋子都安静下来，我躺在床上想。我决定不管怎样，即使会引起误会，我也要让玛丽在圣诞节戏剧演出结束后回她自己家。在那之前，我可以再容忍她像个小女孩似的，跟多特待在一起。她们很晚还在走廊上窃窃私语，分享各自的秘密，这些我都尽量容忍，但仅仅到戏剧演出结束为止。结束之后，我要让女儿只归我一个人。

但第二天早上，我回想这个决定时不禁有些迟疑，因为玛丽跟我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关于多特的事，不过当然了，要不是我昨晚拖着不让她睡，恐怕也已经知道多特为什么讨厌驴了。

我们到肉铺时已近中午。停业了几个星期，我们打算几个小时后开始营业。和以往一样，我们开始为老顾客准备订单，这在我看来预示着希望。眼前的翻新工作还在继续，工人们的围裙里塞满了工具，我想催他们动作快些，但他们已在尽最大的努力赶工。对我来说，他们疯狂的锤打声和刺耳的钻头声都是象征着勤劳的欢快之声，但玛丽却火冒三丈。

“吵得我心烦。”她边说边包装德式小香肠，每包香肠一磅重。

“他们越加紧干，你就能越早搬回家住。”我答道，无法抑制语气中的期待。

“哦，”玛丽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我总可以住到福克斯酒店啊。”

“哦，不，”我故作真诚地回答，“别住酒店，你住我们家肯定对多特有好处。”

“我也这么想。”她眯起眼睛盯着我，那种眼神通常只用来对付想赊账的顾客。但想占便宜的是她，而不是我。她想和我住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多特慢慢喜欢上她。这我能理解，毕竟玛丽孤身一人，但玛丽让多特喜欢她的方式令我不满。比如说，华莱士·费弗也喜欢我的女儿，但他从不会像玛丽那样插手我和多特的私事。

所以，我面无表情地瞪了玛丽一眼，她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按了收银机上的现金按钮，添加了一份订单。当我算出总额时，她转过身来，恍然大悟。

我使劲关上收银机的抽屉时，她问我：“你知道昨晚她说讨厌驴是怎么回事吗？”我不想沦落到非得去问她的地步。

但玛丽并没等我发问。

“多特喜欢那头驴，多半是因为那个演驴的小男孩，”玛丽骄傲地说，“她喜欢上他啦。”

“我猜到了。”我平静地答道。但我内心觉得自己已忍耐到了极限，可能会被逼得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背过身，陷入了沉思。她已如此深入我女儿的内心，到什么程度才会停下呢？如果多特离家出走，我想她可能会跑去镇上和她姑妈住在一起，那么玛丽就大获全胜了。她会辞了我，不让我去肉铺。我得雇个律师才能将女儿赢回来。这太不公平了，我永远唱黑脸，督促多特完成作业，而玛丽却和她有说有笑，允许她晚睡，以至于她上课打瞌睡。我要想方设法让多特吃青豆，帮她洗脖子，而玛丽却看着她的手相，说一些哄她的谎话。我缺乏母爱，因而渴望做一个好母亲。我小时候多希望能有个妈妈告诉我该怎么做，而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多特。我一直都在，反而让她觉得乏味了。我特意做了汉堡配炖菜当晚饭，而玛丽却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

一星期后，圣诞节戏剧演出的那天早上，天气阴冷，天气预报说今天仍不宜出行。多特一直兴奋地转圈圈，根本停不下来。她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开心地拥抱了我和玛丽。我看得出玛丽很感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才没对多特说再见，也没祝她好运。多特忘记梳头了，蹦蹦跳跳地出门，看起来又疯又傻。我才不管她刚才有没有抱我，拿起梳子就去追她，一路踉踉跄跄，最后在公交车站抓住了她。

“多特，”我说，“站好，冷静一点，不然等你上台时就没精神了。”

她的脸颊泛着红晕，眼睛炯炯有神，双手抱着一个纸袋，里面装有华莱士的旧浴袍和我的皮凉鞋，其他服装由修女们准备。寒风刺骨，我光着双腿。路面很滑，凸起的地方上面的尘垢都结了冰。我给多特梳头时，她很不安分，用手扯着身上穿的蓝色丝绒外套的线头。公交车救了她，门刚唰地打开，她就蹿了上去。

“您再见到我时，我就穿上戏服啦！”她大叫着。

公交车的变速箱不耐烦地轰鸣着，多特沿过道跑到了后排坐下，据说那是调皮捣蛋鬼的专区。不过她向我招了招手，透过积着厚厚灰尘的车窗看过去，她的小脸好似一缕纯净的光。公交车小心翼翼地驶远，她的身影也随之消失了。我回到屋里，心里已有了具体计划。

首先要打电话给华莱士·费弗，因为我车上的那个橡胶雪地轮胎已经腐朽，晚上路面会结冰，所以我需要他开车载我去。我不想坐玛丽的车，因为我打算偷偷带去一道特制的秘制沙拉。演出结束后，家长们饿着肚子前往礼堂后方，那儿的长餐桌上摆满盖着盖子的各式菜肴，那时她才会知道我带了什么菜。很快，我便决定做玛丽不敢做的事。我认为母亲心生嫉妒后有权做些出格的事。我要让所有奇怪的目光都投向玛丽，而不是多特和她的母亲。我们会吃光自己纸盘里的食物，和华莱士·费弗聊天，对周围挠头、窃笑的人们视而不见。而玛丽将会站在别处，独自一人忍受耻辱。我不在乎，我甚至不打算观看演出时和她坐在一起。

当我回到屋里，玛丽已准备好开车进城了，我很高兴她这么早离开。我打算请一天假，好好准备今晚的秘制沙拉。

“不用特意等我，”我在她出门时对她说，“你到了礼堂就找座位坐，到时候人很多。”

她朝我点点头，便开车走了，眯着眼睛透过挡风玻璃上那一小块防霜冻的塑料布看着前方。我打电话给华莱士，商定出发时间，觉得整件事会按计划进行。但当然了，生活中很多时候计划都赶不上变化，这次也是。

那一晚，礼堂拥挤嘈杂。我在一片混乱中端着盖有锡纸的平底锅，和华莱士一起走了进去。但我还没来得及像其他家长一样把平底锅放稳，玛丽就看到了我们。她今天盛装打扮，头戴黑色无檐帽，帽子上缀着一个莱茵石配扣，身穿一条崭新的人造丝绸连衣裙。衣服质地特别，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连衣裙那蓝色的底料上布满了黑色的标记，就像是史前人类用木炭写成的。这些标记清清楚楚，似乎是文字，却不好理解。我忍不住倾身向前，试着理解它们。

“我给你们留了座位，”她说，“就在前排，快来，不然就被别人占了。”

“我一会儿去找你。”我将华莱士推到她身旁，让华莱士和她一起去。所幸的是，她急于占座位，没注意到我准备的一锅菜，于是我赶紧把它放到其他菜中间。我跟站在后面整理纸杯的老师们打了招呼。今晚，连沙姆韦老师也露出愉快的笑容，不过她的目光对着人群，在玛丽帽子上那闪闪发光的莱茵石配扣上停留了片刻，眼神中流露着一丝警惕。

最后，我走向玛丽为我留的座位，坐在她和华莱士中间。华莱士是多特的好朋友，玛丽心生嫉妒，几乎从不跟他说话。玛丽也怪华莱士推动了甜菜种植，因为甜菜种植引来了新兴连锁超市，而那些超市抢走了她不少生意。我们环顾四周，被周围人的兴奋感染。灯光打在由钢丝箍紧的桶上，桶闪闪发光。爸爸们卷起袖子，从边车上搬来折叠椅，以安顿穿着毛领衣服的祖母们。礼堂前部的舞台两侧入口处，修女们戴着黑面纱聚集在一起。破旧的礼堂是教堂的多功能活动室，这里可以举办婚宴和丧宴，也可以讨论教堂预算和玩宾果游戏。那块破旧的紫色天鹅绒幕布是一所公立学校废弃的。人走过时，木地板嘎吱作响，摇摇晃晃。但墙壁用一串串金属片装饰着，闪闪发光。周围紧张忙乱的声音越来越响，忽然间又安静下来，只剩幕布后的沙沙声。在窸窸窣窣的说话声中，我们听到了多特的名字，非常开心。灯熄灭了，礼堂完全安静下来。幕布在一阵吱吱声中拉开了。灯光下站着一个小男孩，身着针织披风，头戴墨西哥大宽檐帽，去过墨西哥的人会把这种帽子挂在墙上。小男孩悲伤地讲述了一长串关于他的驴朋友的故事，他不得不将驴卖给制胶厂，好填饱自己的肚子。他身后灯光暗淡，放着几排座位，座位上的一年级合唱团正为驴的命运唱着挽歌。

男孩拉了拉手中乱作一团的绳子，驴就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它穿着灰裤子和网球鞋，圆桶形的身体往一侧倾斜。那纸糊的驴脑袋醉酒似的耷拉下来，大嘴巴笑得咧到了耳后根。两只黑眼睛画得一高一低，这奇怪的表情让它看起来挺骇人。

台下的家长发出“哦”“啊”声，有几位好像被吓到了。那头驴似乎不太讨喜。它的皮是染了色的粗布和毯子做的，看起来就像被虫蛀过，两只耳朵一长一短。玛丽绝对是唯一一个对这头驴有好感的人。她附在我耳边低声说：“瞧这驴，真神气！”

玛丽咬着嘴唇，平时凶悍的眼睛此刻闪着柔光。她把手套揉成紧实的一团，很像短袜。她满脸微笑地看着演出。小男孩正牵着他的驴，踏上前往制胶厂的漫漫长路。玛丽最爱的悲剧元素正在礼堂中弥漫开来。合唱团唱起挽歌，玛丽的眼睛更亮了。

戴着宽檐帽的男孩大喊道：“朋友！我们是朋友！”然后他和驴慢慢地走过舞台，边走边哭。但还没到制胶厂，约瑟就登场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担心多特会被绊倒或说错台词，但她没出什么岔子。

她戴着长长的用喷漆制成的假胡子，头上缠着一块旧窗帘布，披着华莱士借给她的棕色毛巾布浴袍。她穿着我的凉鞋，看着就像《圣经》里面的人物。我看到她手举一把木槌。玛丽自豪地点了点头，我猜那木槌是玛丽的旧羊首门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觉得约瑟就该拿施工工具，而不是用来宣判死亡的东西。或许因为这把木槌，多特看起来比教堂里的那些雕塑还肃穆，更加充满力量。我知道，台上是我的女儿，但还是觉得那就是约瑟本人。傻笑的恶驴悄悄地靠近她，她双脚分开，脚掌着力，挡住了驴的去路。玛丽说多特喜欢这个演驴的小男孩，可我现在只能看到他的灰色长裤和破旧的黑鞋。多特抓住驴的脖子，把它举起来，男孩的腿在半空中挣扎了一下。多特放下驴，对着驴的朋友说出了自己的台词。

“先生，您要带这头驴去哪儿呢？”

“我得把它卖给制胶厂，我的家人正挨饿呢！”男孩悲伤地回答。

“或许我能帮助您，”多特说，“我和我的妻子马利亚，还有我们的儿子耶稣，想逃离希律王。如果您愿意把它卖给我的话，我的妻子就能骑驴代步了。”

“我当然愿意把它卖给您，”男孩大声说，“这样，它就不会被杀了。”

“一定不会杀它，”多特说，“我们只骑着它穿过沙漠，前往埃及。”

多特从浴袍口袋里拿出一些由铝箔做成的大银币交给男孩。

就这样，买卖成交了。“圣驴”现在归多特所有。多特想拍拍它那正在咆哮的纸糊的嘴巴。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我后来只希望这场意外不会在我女儿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创伤。那驴向后退缩，难道剧本是这样写的吗？我心里纳闷儿，看看华莱士，再看看玛丽。但华莱士对我耸耸肩，玛丽眯起了眼睛，似乎早有预感。

“过来呀，我的小驴。”约瑟咬牙切齿，愤愤地对驴说。她拉住拴在驴脖子上的绳子，可能太用力了，驴头底下竟然伸出一只手，出人意料地把绳子从约瑟手中拽了回去。

我无助地举起双手，仿佛这样就可以阻止一切，但为时已晚。

观众在低声议论，几个孩子的爸爸笑得前仰后合。约瑟听到了那些嘲笑自己的声音！多特使劲把绳子从驴的手里扯回来，但演驴的小男孩又伸出手，直接把约瑟的棉线胡子拽了下来。

多特手臂肌肉紧缩，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用力。她的脸气得发红，发紫，继而发白。她把木槌高高举起！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观众目瞪口呆。多特像立即要作出审判似的，干净利索地将木槌砸在纸糊的驴脑袋上。

驴前半身的道具瞬间掉了下来，驴头飞了出去，摔得粉碎。圣约瑟像个罪犯一样，洋洋得意地紧攥着木槌，鄙夷地站在那个一头金色乱发的男孩身旁，但男孩却一动不动。这成了这部戏的最后一幕。

幕布落了下来，全场一阵骚动。一个金发胖女人慌忙从过道跑向舞台，不用说，她一定是演驴的男孩的妈妈。我坐在座位上，呆若木鸡。

“快去找多特，”玛丽挎上手提包，低声对我说，“不然那些修女可要让多特吃苦头了！”

我们让华莱士看好座位，去找侧门。我们穿过幕布，溜到后台。那些还没上台的天使和牧羊人沮丧地站在一起；圣母马利亚已扯下自己的面纱，正在角落里哭个不停；木制的牛和羊被刷上了油漆，呆头呆脑的，它们的侧影看上去很困惑。

“多特呢？”玛丽的声音太大，大家都转头看着她。

“她从礼堂后门逃走了。”一个修女抿着嘴回答。

“那快派人去找啊，”玛丽说，“不能让她光脚在雪地里跑呀！”

但没人去找多特。

我抓着玛丽的胳膊，把她拉到后门外。

“你开车，我们去找她，”我说，“别担心，她肯定穿了靴子。”

我们开着车，在阿格斯街上缓缓前行，来回寻找多特。新街太多了，有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们把车往回开，在玛丽家停了一会儿后，就直接回了家。我们到家时发现多特正裹着毯子坐在客厅的咖啡桌上，赤裸的双脚挨着取暖器。她穿的那双红靴子正晾在塑料垫子上。

“丫头！”我松了口气，大叫着跑上前去，但玛丽抢先了一步。

“等一等，”玛丽边说边拦住我，“她正伤心呢。”

多特无疑在隐藏什么。她坐在那儿，攥着假胡子，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生气，身体一直颤抖。她裹着毯子，垂头丧气，竟像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她伤心欲绝，脸色灰白，蓝眼睛里没有一丝愤怒，看起来既冷漠又陌生。

“多特。”我张开双臂说。

她犹豫不决，不愿直视我的眼睛，不知要不要投入我的怀抱，她终于缓缓向我靠近。但玛丽挡在我们中间，跪了下来，关节响了一声，又突然冲上去，窒息般地紧紧抱住我女儿的上半身。虽然抱着多特的是玛丽，但我并不计较，因为除了多特的悲伤，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但多特突然奔向我的怀抱，像小野牛一样把玛丽撞倒在地，摔得她眼前发黑。多特随后冲上楼去砰地甩上了房门。

玛丽咣当一声摔倒在地，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去扶她起来。但她没受伤，甚至似乎对多特所做的一切感到格外高兴。她推开我的手，自己站了起来。

“这才是我侄女。”玛丽理了理头巾说。

我跑到楼上。

“多特。”我一边敲门一边喊。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含混地说了些什么，便推开门进去。她坐在自己的简易小床上，屋里漆黑一片，我坐到她身旁，貌似不经意地张开双臂，缓缓将她揽入怀中。多特一动不动，但紧张得像一只受惊的动物，可能随时发起攻击，也可能在饲养员的照料下变得温顺。我换了个手法，张开手掌，慢慢地抚摸着她。我先把手放在她头发上，又向下去摸她的脖子。她几乎就甩开我了，可她做不到，她已没法逞强。她急需我的安慰，被我搂紧时已无力抽身。她重重的头靠在我肩上，我闻到了眼泪的咸味和毛衣的馊味。她双肩颤抖，我感觉自己的裙子湿漉漉地贴在大腿上，这才知道她在哭。多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声音既刺耳又低沉。

过了好一会儿，多特才又吸了一口气，我吓得差点把她摇醒。但她现在睡着了，什么都吵不醒她。我的手臂渐渐发麻，玛丽还在楼下等我，但我没有离开多特。她刚刚睡着，时不时翻个身，更紧地依偎着我，我依旧没有离开。我一动不动。

她慢慢松开了拳头，仿佛手里的沙子正缓缓落下，她的身子没那么沉了。暖气片在墙角微微地颤动。这周，多特的房间里鞋袜成堆，一股被丢弃的旧洋娃娃发霉的内衬的味道，还有她那只宠物仓鼠藏身的木屑散发的味道。闻起来像她给垒球手套上的油，像她喷在头上的紫丁香花香水，也像积在窗户和窗台间的冰冷的沙尘。那是多特的味道，像新生的树皮，清新而苦涩。那是我无论到哪儿都熟悉的味道。

房间里安静下来，我也睡着了，醒来时已不知几点了。下楼时，我看到玛丽正坐在燃气暖炉旁，一手拿着黄油面包，一手端着一杯淡咖啡。我看了看表，已是午夜了。

“我煮了一壶咖啡，”玛丽指了指厨房，“自己倒吧。”

于是我倒了杯咖啡。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只听得到彼此嚼面包和啜饮咖啡的声音。

“华莱士肯定留下来向那些家长解释了，”我找话说，“修女们一定会想办法让演出成功的。”

“那小子真欠揍，”玛丽说，“真是一头蠢驴！”

我也这么认为。玛丽猜他大概是新来的孩子，以前一定住那种六联式的硬纸板盒。我告诉她，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孩子们就免不了掐来掐去，但总有一天就不掐了。玛丽提到演出过后的百乐餐时，说自己找到了从未用过的秘密配方，家长们定会围在自己那盘果冻前，一边把盘子装满，一边对那盘加了特殊食材的果冻赞不绝口。从多特房间出来后，我就一直半睡半醒，有些恍惚，于是想都没想就说到了自己带去的那道菜。

“你看没看到我用特制平底锅带去的东西呢？”我问。

“没有。”她答道，连锅里装的是什么都没问。我拍拍她的椅子，笑了起来。

“好吧，你听好，”我说，“那道甜品是以你的名义送去的。”

“我的名义？”她来劲了。

“我在锅底贴了你的名字，”我说，“不过是我自己做的。”

玛丽安静了下来，满心好奇。

“你到底做了什么？”她问。

“吉露果冻沙拉。”

“好吧，哪一种呢？”她回道。

“螺母和螺栓做的，”我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垫圈，为了这盘果冻，拉塞尔的工具箱被我洗劫一空了。”

玛丽的眼神一下子冷冰冰的，瞪了我好久。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朝杯子吹气，好像要把咖啡吹凉。我以为她会听懂我的笑话，然后放声大笑。我想，她什么反应都行，唯独别是当时那样。她一言不发，肩膀垮了下去，背驼了起来。我看着身穿奇怪花色连衣裙的玛丽，终于明白她伤心了。我知道她不会承认自己伤心了，其实她比我更渴望一场圆满的演出。她想走来走去，尝尝每位家长带来的拿手热菜，然后品头论足，她想炫耀自己的侄女演了主角。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参与到多特的生活中来，也许也是最后一次，除非来一阵狂风将她的肉铺夷为平地。可现在，她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

“我要走了，”她说，“肉铺的门没锁，狗没拴。”

她披上外套，走了出去。我伫立在门口，看着她的车尾灯在黑夜里渐行渐远。我几乎从未设身处地地体会过她的心情，但现在我能体会到了。她一个人坐在卡车狭小的驾驶室里，摇摇晃晃。今夜这么冷，即使戴着花哨的薄手套，她也只能单手驾驶。她要边开车边向手心哈气，两只手就这样不断交替。从我这儿到阿格斯有三英里远，路况很差，路面结了冰，坑坑洼洼，非常危险，我望着她的车小心翼翼地驶远。红色的车尾灯在远处的路口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观鸟店

几天来，阿德莱德都沉默寡言，从卧室的小窗望向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时总是一副沉思的模样。她这是在警告奥玛她要发脾气了。她不是生奥玛的气，但不管怎样，她的怒气像雨水一样越积越深，奥玛挡也挡不住。每当阿德莱德情绪失控时，奥玛就退到一旁，任她拍桌子、踢东西、骂人、砸电视，只要她能平静下来，做什么都行。

天没大亮，醒来后奥玛发现阿德莱德不在床上，便溜下楼来，暗中观察她的情绪，发现她正在餐桌旁喝着可可饮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皮肤变得苍白如纸，头发也是如此，如一圈显眼的光晕。她的嗓音依然清澈，腰肢依旧纤细柔软，四肢灵活，反应灵敏，说话铿锵有力，犀利的眼神常使来看鸟的顾客不寒而栗。现在，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宽松长袍，显得鼓鼓的，她用一支削尖的铅笔戳着盆里的一棵小翡翠木。奥玛看了一会儿，就溜上楼去穿衣服了，然后从屋后破旧的楼梯下到一楼。

屋外，草上的露水已开始蒸发，棕榈树灰蓝的叶子生机勃勃，随着晨风阵阵摇曳。几只早醒的小鸟已开始不安分了，在圆形的铁丝笼里跳上跳下，它们想展翅高飞，因翼展不同而扇两次或三次翅膀，又落到笼子的另一边。每天早上它们都要挑战笼子的极限，体验一下笼子的大小和形状，然后才老实下来，唱唱歌，吃吃食。它们的脑袋太小了，小得像表芯，虽然精准却不好使，学到的一丁点知识睡一觉就忘光了。

奥玛踏进银色的大露台。阳光透过棕榈树，洒在露台上，吸引了来参观当地景点的游客。他进去时，鸟儿都伸出爪子腾空而起，先在半空中盘旋，而后飞到固定在混凝土里的枯树枝上，磨自己的喙。铁笼有着高高的拱顶，黑色的轮廓与珠灰色的天空形成对比。院子那头，阿德莱德开始发脾气了。奥玛没回头，但阿德莱德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尖叫，这让奥玛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在捕鱼船上，奥玛的朋友会把两条杂鱼穿在同一个钩子上，然后扔给海鸥。他们看着飞来的海鸥匆匆吞下杂鱼时被钩子穿住，最后糊里糊涂丧了命。这一幕让奥玛觉得他和阿德莱德也如同被恶意绑在一起的两条杂鱼，他对她的疼痛感同身受，却又无能为力。

奥玛穿过铁笼，回到喂食室。鸟儿们知道是要喂食，聚了过来，它们的眼睛如蛇眼一般明亮。它们胃口大，一天吃下的食物重量远超过自身的体重。奥玛不喜欢它们大清早闹腾，虽然它们只有这会儿看起来不是傻乎乎的。它们贪吃起来像捣蒜一样，不停地用喙啄着水果碎块和肥油。奥玛刚一转身，就听到屋里传来咣当一声，那是玻璃摔碎的声音，或许是阿德莱德把架子上的瓷器装饰品扫了下来，要不就是把厨房的酒杯架子拽倒了。不过，她从不伤害自己。玻璃便宜得很，离得最近的邻居也住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所以没必要拦她。可漫长的等待让奥玛心焦。

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想象阿德莱德发完脾气、恢复正常后的情形。他们手牵手，站在前院里蓝花楹花丛后面，嘲笑游客说的傻话；她玩纸牌赢了他，潇洒地摊开手中的牌；她把在门口车道上找到的一块平滑得发光的小石头放到他脸颊边；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给他一块香皂；她喂他一瓣熟透的橙子；她递一份报纸给他。他想象着他们紧紧蜷缩在那张有点凹陷的旧床上，酣然入睡。

屋内静了下来，空荡荡的，奥玛起身离开大铁笼。鸟儿在他身后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全然忘记了他的存在。天空低沉压抑，气温升高，毛毛细雨落在皮肤上，留下一丝余温。他听到阿德莱德在扫地，就停在门外等待，直到听见两次倒簸箕的唰唰声，才走进去。阿德莱德站在厨房中间，脚流着血，头发被金属发夹紧紧夹住，身上的白色长裙像蓬松的积云般垂下。二人四目对视，只见阿德莱德嘴唇惨白，满脸恐惧。她拿起一只咖啡杯，颤抖着倒满咖啡，奥玛从她手里接过杯子，以免咖啡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