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穿着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用石头敲击了胡桃两次,厨房里的餐具摇晃着,胡桃就打开了。我吃胡桃的时候,保罗过来了,被敲击声吓住了,他穿着睡衣裤,喝上一两杯水,如果像昨天晚上那样喝得酩酊大醉,那就喝上两杯水。我不用听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也知道他喝水的时候说什么:你不是真的相信胡桃有什么作用吧。我当然不会真的相信,正如我不是真的相信所有我养成习惯的东西。我是越来越顽固不化了。

    既然我想这样,你就让我相信吧。

    保罗不会再作任何补充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在审讯前脑袋里必须有空间,不应该去争吵。尽管我有胡桃,但绝大多数审讯还是漫长得折磨人。只是我从哪儿知道,如果没有胡桃,审讯不会变得更糟呢。保罗不明白,我依然更多地依赖于我养成习惯的东西,而他则以自己湿漉漉的嘴巴和喝光的杯子对它们表示蔑视,然后将杯子放好。

    一个人被传讯的时候,会对那些有用的东西养成习惯。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其他人未必,我却对那些东西养成了习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过来了。

    保罗说:

    你就不用搭理它们了。

    相反,他常常思考我被传讯时那些等待我回答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而我做的,那是疯了。要是他给我准备的问题正是我所期待的,那是很有必要的。可迄今为止,他提的都是另外一些问题。

    说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对我有用,那是要求过高了。它们有用,但不是对我有用。一些东西,它顶多就是过日子的那种生活。人们对此不应该指望自己获得脑袋里的幸福。对生活可以谈得很多。对幸福没什么好谈的,否则它就不再是幸福了。甚至连人们错过的幸福,也是经受不住谈论的。在那些我所养成习惯的东西那里,涉及的是日子,而不是幸福。

    保罗无疑说得对,胡桃和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只是在额外地制造恐惧。那又能怎样,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制造恐惧,为什么还希望制造自己的幸福呢。我在安安静静地为此忙碌着,不像其他人那样提出很高的要求。谁也不会渴望由另一个人制造的恐惧。对于幸福,那就相反了,因此这不是好的目标,不适用于任何一天。

    那件仍在生长的绿色衬衣,有一粒很大的珠光纽扣,是我从厂里众多的纽扣中特地为莉莉找出来的。

    审讯时,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转动那粒纽扣,即便所有的神经在我的心里发出轰鸣声,我也会平心静气地回答。阿布在来回踱步,他必须正确地提问,这使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必须正确地回答同样使我心烦意乱一样。只要我处之泰然,他就会把一些东西,甚至所有的一切都错误处理了。当审讯结束回家时,我穿上了那件灰色衬衣。它意味着:这件衬衣,它还在等待。它是保罗的。当然,因为这些名字我常常怀疑。可它们还没有什么坏处,连我不被传讯的时候也没有。那件仍在生长的衬衣帮了我的忙,而那件仍在等待的衬衣可能帮了保罗的忙。他心急如焚地担心我,如果他坐在房间里等待、喝酒或者在城里四处酗酒,我也同样心急如焚地担心他。如果一个人必须自己离开,将恐惧带走,让幸福留下来,由另一个人等待着,那么他的日子就要轻松得多。坐在家里等待,就会把时间拉长直至断裂,恐惧将升至极点。

    至于我相信那些我已经养成习惯的东西,那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事。阿布嚷道:

    你瞧,这些东西吻合了。

    我转动我衬衣上的那粒大纽扣,说道:在您那里是,在我这里不是。

    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的时候,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现在,有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过道上。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他的孩子将食指塞到父亲的鼻孔里。弯曲手指,寻找鼻屎,这是一个人早就学会的事。到了后来,人家会告诉他,一个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寻找鼻屎,而且只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对这位父亲来说,这个还不晚,他微笑着,或许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驾驶员下车了。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现在还是上午,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下,不让人看到是他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中央不闻不问了。他摆出一副架子来,好像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无聊,出去溜达一下晒晒太阳而已。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话,那但愿是站着喝。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他也是不允许喝的。除了他之外,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有权闻一下白酒的芳香。可他装出完全相反的样子。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关于白酒这件事,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我倒宁可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才放弃购买白酒的。谁知道他何时回来呢。

    自从我把幸福放在家里之后,有人行吻手礼时我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了。我把手关节弯曲到上面,阿布说话就不再毫无阻碍了。我和保罗练习过吻手礼的动作。因为我们想知道,阿布中指上的印章戒指是否对行吻手礼时压伤手指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用一块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在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有时候,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于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声大笑的。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可以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个折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他边上,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