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可以问安娜衣橱在哪里，可是他一看见安娜坐在床上朝他微笑，他就又一次为她的面容所感动，那个问题就从脑子里飞走了。

我现在开始记起你了，他说。不是每件事都能想起来，只是零零碎碎一闪一闪的念头，一星半点的记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是吗？

大约二十一岁，我想，安娜说。

可我老是失去你。你有时会出现几天，然后又消失了。也许过了一年，两年，四年，然后你又突然冒了出来。

你不知道能对我做什么，这便是原因。你花了许多时间才搞明白。

后来我就派你去执行你的……你的任务。我记得很为你担惊受怕。可你后来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回来了，不是吗？

一个坚强而敏捷的姑娘，布兰克先生。

没错。正是这样才给了我希望。如果你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穿衣服吧，布兰克先生，安娜说。瞟一眼她的表，时间很赶了。

赶这个词让布兰克先生想起一个令人头晕的符咒和刚才那会儿举步维艰的烦恼，可是现在，他跨过卫生间的门槛走到床边，这短短的一段距离已经给了他某种信心：他的头脑是清楚的，感觉自己不会有倒下的危险。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赋予他这种力量，他将此归功于安娜的仁慈之心，归功于她和他一起度过的这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从而把他极度渴望的爱辐射到自己身上了。

找出来的衣服全是白色的：白色的棉布长裤，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色衬衫，白色平脚裤，白色尼龙袜，还有一双白色的网球鞋。

奇怪的选择，布兰克先生说。我穿上就像个“白天使”。

这是个特殊要求，安娜回答。是彼得·斯蒂尔曼要求的。不是那个父亲，是儿子，小彼得·斯蒂尔曼。

他是谁？

你不记得了？

恐怕不记得了。

他也是归你管的。当时你派他去执行某项任务，他就是一身白。

我派遣过多少人？

数百人，布兰克先生。我都数不过来了。

好吧。那就接着做吧。我不认为这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他没费什么事就解开长袍带子，让袍子滑落到地上。他又一次赤裸着全身站在安娜面前，没有些许的尴尬或羞怯。他朝下瞟了一眼，指着自己的阴茎说：看这多小啊。“大人物”现在也未必是大的，不是吗？

安娜笑笑，手掌拍拍床，示意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布兰克先生照她的吩咐做了，这时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的孩童时代，回到了怀蒂还在的时候那些骑在马上摇晃的日子，以及他们一起穿过沙漠和群山朝遥远的西部进发的情景。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她也曾像这样在楼上的卧室里给他穿衣服，当早晨的阳光从软百叶帘里斜射进来，一切已穿戴齐整，这时他突然意识到母亲去世了，也许已去世很久了，他不知道安娜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新的母亲，即便他已上了年纪，否则为什么在她面前自己会这么放松自如（通常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害羞，在别人面前对自己的身体相当敏感的人）？

安娜下床蹲在布兰克先生面前。她开始给他穿袜子，先给左脚穿上一只，再给右脚穿上另一只，然后套上短裤往上撸，这时布兰克先生站起来配合她，她的手顺着他的腿挪上去，挪到他的腰部，把这曾称雄一时的“大人物”遮住了，如果不是这样，这玩意儿肯定会再次勃起宣告自己对布兰克先生的支配地位，那一来又得折腾好几个小时才能完事。

布兰克先生重新在床上坐下，穿长裤时两人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过程。当布兰克先生第三次坐下时，安娜往他脚上套上运动鞋，先是左脚，再是右脚，然后系鞋带，先是左脚上的，再是右脚上的。穿上鞋，她直起身子坐在布兰克先生旁边帮他穿衬衫，先是提着他的左臂穿过左边的袖子，再让右臂穿过右边的袖子，最后从上往下替他把扣子扣好，在这个缓慢而费力的过程中，布兰克先生的思绪飘到了别处，回到他童年时代的屋子里，那是和怀蒂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他想起她曾用同样的耐心为他做过同样的事情，如今，距他人生最初的开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现在，安娜走了。不锈钢餐车也消失了，门已关上，布兰克先生重新独自待在屋子里。他想要询问的那些问题都还没问到，有关衣橱，有关手稿中所称的联邦，还有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还是根本就没有锁上，等等，布兰克先生在这幽暗之处又回到了安娜进来前的状态。一开始他只是坐在狭窄的床上，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但用不了多久，一旦他感觉到能有从容以赴的力量，他会从床上站起来，再次努力走到桌边去查看那一摞照片（如果他能够唤起自己的勇气去再次面对那些人像），然后继续阅读囚禁在乌尔蒂玛房间里那人的手稿。但眼下，他除了坐在床上思念安娜，祈盼她仍陪伴在他身边，渴望能够把她抱在怀里，什么都不能做。

现在他站起来了。他本想拖着脚步走向桌边，但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穿的不是拖鞋，左脚网球鞋底部接触木地板时猝然发出的那种声音吓得布兰克先生差点跌倒。该死，他嚷嚷道，那些愚蠢的小白浑球。他想脱掉网球鞋换上拖鞋，但拖鞋是黑色的，如果换了拖鞋，他就不是一身白了，这可是安娜特意关照的，说这是出于那个叫作小彼得·斯蒂尔曼的人要求，谁知道那家伙到底是谁呢。

布兰克先生只好放弃他穿拖鞋时那种拖着脚步走路的方式，用一种趋于正常的步态走向桌子。不同于别人穿上这种鞋子所显出那种朝气蓬勃的步态，而是用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把一只脚从地面上拎起一两英寸，同时把上面的腿部向前挪大约六英寸，然后把整个脚底放在地板上，后跟和脚趾一起踩下。接着是一阵短暂的停顿，随后另一只脚重复这个过程。也许这样子看上去不美观，但对于他的目的却很有效率，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站在桌子跟前了。

椅子被推进去了，也就是说，如果布兰克先生想坐下来就得把椅子拉出来。在做这事时，他发现那椅子是装了轮子的。椅子并没有如他所料想的那样磨着地板拖拽出来，而是顺溜地滑出来了，几乎没费他一丁点儿力气。布兰克先生坐下，他很惊讶先前自己在桌边时居然一直没有留意椅子的这个功能。他把脚抵在地板上，稍稍推了一下，椅子就前后滑动了三四英尺。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他不仅能在这椅子上快活地前后摇晃，转着圈，事实上这椅子还能让他在房间里随意地滑来滑去，这可能对他的身体健康很有益处——比方说，如果感到两腿疲累，或是自己又一次犯晕时就用得上了。那时他可以不必站起来，有这把椅子，他坐着不动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这就可以保持着体力用到紧要关头上，这样的想法使他感到心安，可是当他滑动椅子稍稍靠近桌子时，那种因安娜的到来而中止了的、曾攫住他的负罪感突然又回来了，当他费劲地来到桌子跟前时，他意识到并不是桌子本身造成了这种压抑感，桌子只不过是桌子，而是堆在桌子上的那些照片和文件，毫无疑问，在那些东西里面，藏有一直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那是他痛苦的根源，就算他干脆离开桌子回到床上不去理会它们也不行，他必须强迫自己挺住，哪怕再折磨人再痛苦。

他低头瞟了一眼，注意到一本拍纸簿和一支圆珠笔——他记得起先在桌边时没看到这两样东西。不管它，他对自己说，他不假思索地用右手拿起笔，打开左手边的拍纸簿。为了不至于忘记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不那么健忘他就不是布兰克先生了——他写下了以下几个名字：

詹姆斯·P.弗勒德

安娜

戴维·齐默

彼得·斯蒂尔曼（小）

彼得·斯蒂尔曼（老）

这件小事弄完了，他合上拍纸簿，放下笔，把它们推到一边。随后，伸手去拿左边最远的那叠文件顶上的几页，他发现那些文件是钉在一起的，总共约有二十至二十五页，当他把文件拿到面前时，又进一步发现这就是安娜进来前他正在看的打印文稿。他猜想是她把那些文稿钉到一起的——这让他阅读起来方便一些——这时他意识到这些手稿并不算很长，他不知道詹姆斯·P.弗勒德来敲门之前自己能否把它看完。

他翻到第二页的第四段开始看下去：

过去的四十天里，没有挨过打。上校和他的人都没露面。我见到的唯一一个人是给我送食物和换便桶的军士。我一直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他，他进来时总是和我说几句话，但他显然受制于不得多嘴的命令，所以我没能从这个身材魁梧的穿棕色制服的人嘴里抠出一个字。后来，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军士打开门，两个年轻士兵抬进来一张小木桌和一把直背椅。他们把桌椅搁在房间当中，然后军士走进来在桌子上放下一叠白纸，一瓶墨水和一支笔。

——你可以写作，他说。

——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吗，还是在给我下命令？

——上校说你可以写作。随便你写什么都行。

——那如果我不写呢？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上校说处于你这种状态，一个人不大可能拒绝以写作的方式来自我辩护。

——我估计他是想看我写下的东西。

——是啊，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他以后要把这些东西送往首都吗？

——他没说起他的意图。他只是说你可以写作。

——我有多长时间？

——这倒没说起。

——那么，如果纸张用光了呢？

——你所需要的纸和墨水都会得到足够的保证。这一点上校要我告诉你。

——请替我谢谢上校，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编造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以保住我的脑袋。他是在拿我消遣呢。请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这一手。

——我会将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上校。

——好，现在请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吧。如果他要我写，我会写的，但我得自己单独待着的时候才能写。

当然，我只是在猜测。实情是我一点都不了解上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倒是希望他是开始怜悯我了，但我怀疑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德·范加上校不算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假如他突然想让我的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一些，给我一支笔也是一个古怪的方式。一份满是谎言的手稿可能会让他感觉良好，但他不可能认为我真的会在最后关头改变自己的说法。他近来试图迫使我就范，我要是不照着做就几乎被打死，现在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根据谨慎的推断，我想，这是他自己在为下一步将发生的事情做某种准备。因为有太多的人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他不敢未经审判就把我处决。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审判——这案子一旦被提交法庭，我的事情就将公之于众。让我自己来写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收集证据，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以证明他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来对付我都是正当的。假如，举个例子，他未经审判就直接把我处决了。一旦首都的司令部听到我被处决的消息，他们便会依据法律展开官方调查，但那时他只需要拿出我写过的内容，便可以被免罪了。毫无疑问，他们会给予他嘉奖，奖励他将难题处理得这么干净利索。或许，他已向司令部写信谈过关于我的事，如今我可以拿笔写些什么，正是出于司令部的授意。一般情况下，从乌尔蒂玛给首都寄信大约三周送达。如果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半月，从我来时他写信汇报司令部，那么可能他今天收到了回信。让那个叛徒写写自己的故事吧——他们或许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了。

这是一种可能。或许，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上校只是想消遣一下我。谁知道他是不是想看我受折磨的惨样并以此为乐呢？在乌尔蒂玛这样的镇子上想找点乐子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办法自己发明一些，否则你很有可能会被这里的单调乏味搞得发疯。我可以想象那种情形，上校给他太太朗读我写的东西，他俩晚上坐在床上冲着我那可怜的蹩脚语句哈哈大笑。那该多有趣啊，是不是？如此令人开怀的娱乐，如此猥琐的玩笑。如果我能让他一直这么高兴，也许他会让我永远写下去，而我就渐渐成了他的玩偶了，一个蘸着用之不竭的墨水不断给他涂写笑话的小丑。就算他最终厌倦了我的故事而把我杀掉了，那些手稿仍然还在，不是吗？那将成为他的战利品——他的收藏品中新添的一只头骨。

然而，我还是很难抑制内心的喜悦。不管德·维加上校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他给我设置了什么羞辱的陷阱，我只能坦白地说这是我被捕以来最快活的时候。我坐在桌前，任凭笔尖在纸面上龙飞凤舞地游走。我停一下。我把钢笔伸进墨水瓶里蘸一下，看着黑色的字迹随着捏笔的手从左向右慢慢移动。移到头再回到另一侧，当字迹开始变淡时，我再停下来，把钢笔蘸进墨水池。这样一路下来，写到这一页的底下，每一簇墨迹就是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就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声音，每当我又写下一笔，我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虽然我没有张嘴出声。

那军士一锁上门，我立即就搬起桌子把它挪到西面的墙边，正好就在窗子下面。然后我回去搬椅子，把椅子搁到桌子上面，我先是爬上桌子，再爬上椅子。我要看看自己的手指能不能抓住窗上的栅栏，希望能把身子探上去瞧一眼外面的景色。可是不管怎么折腾，我的手指离那个目标总是还差一点。我不想放弃，脱下衬衫，往栅栏上抛去，心想也许能把衬衫甩过栅格，这样我就可以拽着衬衫袖子把自己拉上去。但衬衫不够长，也没有工具（一根杆子，一把扫帚，甚至一根树枝都行）能让衬衫绕过金属栅条，我只能拿着衬衫上下甩动，活像是在挥舞着一面投降的白旗。

到最后，最好还是别做这种梦了。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眺望窗外的景致，那就只能迫使自己专注于手上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别为上校而心烦，把所有牵扯到他的念头统统逐出我的意识，把他视为已知的事实抛在一边。他想要这份报告完全是他的事，我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决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叙述这桩事情。讲出我必须讲述的这个故事，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