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这是我们之间最具敌意的一个时刻,他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目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这就是我从与乔尔上校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人的尖尖手指甲、淡紫色手绢和穿在软鞋里的纤长的脚,使我一直想像着他在首都时的情景,他一准是那样,在剧场的幕间休息时,总是站在过道上对着同伴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干吗非得要离他远远的?我和他一起吃、一起喝,我带他看风景,在他每一次写工作报告时给他当助手,我干的还不止这些。帝国并不要求效力于它的成员须互敬互爱,它只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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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份给我的报告,以我一个地方治安官的眼光来看实在过于简短。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把这事情结束掉,根据法律条款,我唤来卫兵,要他作一个陈述。他叙述了一遍,我记下了他的话:“囚犯一下子失控了,攻击来作调查的长官。我被叫进去帮忙制住他。我进去时,厮打已经结束。那个囚犯失去了知觉,鼻孔里在流血。”我在他的证词上指了一下须签署自己名字的地方。他恭敬地朝我这里接过了钢笔。

“是那个长官要你这样跟我说的吧?”我柔声问他。

“是的,长官。”

“那个囚犯的手是被绑着的吗?”

“是的,长官,我是说,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他,填写丧葬许可证。

然而,在上床睡觉前,我提着一盏灯,穿过广场,绕过后面的街道走到谷仓那里。那小屋门口是一个新的卫兵,也是个农家子弟,裹着毯子正在睡觉。我走近时,蟋蟀停止了歌唱。可是拉开门闩的声音却没有把卫兵惊醒。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有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

那个男孩睡在角落里一张铺着麦秸的床上,还活着。看上去是在睡觉,但从那紧张的身姿看来他并没睡着。他的两手被绑在胸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长条白布裹着的东西。

我唤醒卫兵:“谁让你把尸体放在那儿的?谁把它缝上的?”

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愤怒。“是和另一个大人一起来的那个人,长官。我在值班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告诉那男孩说,‘和你爷爷睡在一起,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他还假装要把那个男孩也缝进裹尸布里,用和他爷爷一样的裹尸布,但他后来没这样做。”

那男孩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眼睛紧紧地闭住。我们把尸体抬了出去。在院子里,就着卫兵举着的灯光,我找到裹尸布缝口的针脚,拿刀尖挑了开来,把那层布从老人头部那儿卷了下来。

他的灰色胡须上粘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拉上吧。”我吩咐说。卫兵把打开的袋子扎了起来。但又散开了。“他们说他是头撞到墙上了,你怎么看?”他谨慎地看着我。“去拿些细绳来扎上。”

我把灯举到男孩头上照着他。他没有动,但是当我弯腰用手触摸他的脸颊时,他退缩了,开始发抖,整个身子哆嗦得上下起伏。“听我说,孩子,”我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蜷缩起身子用捆着的手挡着自己的脸。两只手满是瘀肿和紫瘢。我摸到了他的骨头。凡我接触到这孩子身上的地方都极其可怕。“听着:你必须对那长官说实话。他就是要听你说真话——说实情。一旦他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就不会再伤着你了。但你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痛得不行,也别太丧气。”我找到捆扎的绳结把绳子解了开来。“两只手互相搓搓,让血流动起来。”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摩擦着。他疼痛地蜷拢手指。我的行为很像是一个母亲在安慰被父亲暴怒地扁过一顿的孩子。因为有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审讯戴着两副面具,有两个声音,一个严厉,一个诱导。

“他今晚吃过什么吗?”我问卫兵。

“我不知道。”

“你吃什么没有?”我问那男孩。他摇摇头。我感到自己的心十分沉重。我从未想到要卷入到这种事情里去。我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转向卫兵。“我现在要离开了。有三件事要你去做。第一,等这孩子的手好些了你得再把他捆起来,但别捆得太紧让手肿胀起来;第二,我要你把院子里那具尸体留在那儿,别再搬进来,明天一早我会派一班殡葬人员来收尸,你就交给他们好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是我的命令;第三,你现在把这小屋锁上跟我来。我要你到厨房里给这男孩拿点吃的东西来,来吧。”

我并不想对这件事作些添油加醋的描述,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服务的负责任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我负责征收什一税和其他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不至于缺少供给,监督我们这里惟一的一个下级官员,顺带也管一下贸易,一周主持两次法庭的开庭审理。有空时,我就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地吃吃睡睡。等到我去世时,我希望在帝国的公报上能登上三行小小的公告,提一下我的功过就行了。在平静日子里过平静生活,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高的要求。

但去年关于不安分的野蛮人的传闻从首都传到了我们这里。生意人的行商路线遭到攻击和掠夺。库房物品偷窃事件大幅上升,而且越来越猖狂大胆。一队人口普查人员失踪了,后来被发现埋在一个浅浅的坟坑里。州长在调查出行时都发生了枪击事件,边界巡逻队也卷入了冲突。野蛮人部落都有了武器,流言到处乱飞。帝国必须采取预警措施,以防发生战事。

在这些动乱中我自己却什么也没见着。私下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朝代必然要发生一次的事儿,必定是这样的,这是关于野蛮人歇斯底里的说法的一个片断罢了。边境地区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梦到有双黢黑的野蛮人的手从床下伸出来握住她的脚踝;也没有一个男人不被想像中这样的景象吓住:野蛮人跑到他家来闹宴,打碎盘子,放火烧帘子,强奸他的女儿。可我觉得这都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像出来的,你让我看到一支野蛮人军队,我才会相信。

在首都人们关注着北部和西部的野蛮人可能已经联合起来了。司令部的官员们被派到边境地区来;堡垒要塞加强了警戒。商人们要求派遣武装人员给他们保驾。国防部第三局的人在第一时间被派到边境来,还有国家指导人员、侦察隐蔽的煽动行为的专家、想弄清真相的热心人、审讯专家等都纷纷拥了过来。看这样子我的安逸日子要结束了,尽管那时我还能怀揣一颗平安的心睡觉,很清楚尽管这儿那儿都有些磕磕碰碰的事儿,这世界还是按着自己的方式在平稳运转。如果我只是把这两个所谓的囚犯交给乔尔上校就好了,我会这么说:“瞧,上校,您是行家,该怎么处置他们您瞧着办吧!”——如果我那时正好外出打了几天猎——我本该如此的,也许去上游转悠几天,回来后压根儿没工夫看他的报告,或是在他的报告上不经意地瞄上一眼,就把我的封印盖到他的报告上去了,对他那个“调查”也不作任何质询,就当是压在石头底下的“报丧女妖”①——如果我聪明点的话就该这么做,然后,我现在可能已经又在那儿猎兔猎狐了,心安理得地调情去了,就等着这桩调查案结束、所有边境地区的动荡平息下来。但是,老天,我没能置身事外:那一刻,我把自己的耳朵锁定在谷仓小屋那儿传来的叫喊声里,因为那儿正在使着某种招儿,然后,当天夜里,我提上灯,为自己良心的缘故向那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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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的这边到那边全都铺上一层白雪。这是从天上无处不在的光源里散落下来的,好像太阳化作了薄雾笼罩了人间。在梦中我经过兵营大门,经过光秃秃的旗杆。广场在我面前伸展开去,伸到尽头时融入闪闪发光的天空。城墙、树木、房屋逐渐消褪下去,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形状,消失在世界的边缘。

当我悄悄地走过广场时,几个黑色身影从白色背景中跳了出来,孩子们在玩用雪搭建城堡的游戏,在城堡顶上他们插上了一杆红旗。他们戴着连指手套、穿着靴子,身上裹得暖暖的足够抵御寒气。他们一把一把地捧来白雪为自己的城堡筑着城墙,完善着城堡的建设。他们口鼻中喷着白呼呼的雾气。环绕着城堡的堞墙已经筑起一半了。我费劲地想要听清楚他们那飘忽不定的含糊的叫喊声,却什么也听不出来。

我明白自己如同阴影似的庞大体形有多么难看,所以,当我走近时,他们朝一个方向一哄而散没让我感到惊讶。只有一个,比别的孩子年龄都要大些,甚至都不能说是孩子了,她坐在雪地里,衣服后面披着风帽,背朝着我,正在做城堡的门,她的两条腿分开着,忙着挖洞、拍打着雪块、做着模型。我想像着她那被尖形帽的花瓣围绕着的脸,却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