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05、绝对幼稚

人们为了某个理由而离开。他们告诉你他们的理由。他们给你一个响应的机会。他们不会就那样子离开。不,这么做是绝对的幼稚。

——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梦用绿色钢珠笔写下了十九个字的道别信,那支笔卡利普平常始终放在电话旁边,如今却不见踪影。他翻遍了整间公寓仍找不到,所以卡利普猜测,如梦在临走前最后一分钟写下这封信后,顺手把它放进皮包里,心想也许以后还用得着。过去她偶尔心血来潮提笔写信时(她总是写不完;就算真的写完了,她也从来不把信放进信封里;就算真的放进信封里,她也从来不会寄出去)所偏爱的粗原子笔,摆在老地方:卧房的抽屉里。

卡利普花了好一段时间翻箱倒柜,想知道她的信纸是从哪一本笔记本里撕下来的。他翻出旧写字台抽屉里所有的笔记本,与信纸逐一比对。卡利普听从如梦和耶拉的建议,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笔记本收藏于此,建立起一座个人的历史博物馆:小学的数学作业簿,里面以每打六块钱的价格计算鸡蛋的售价;宗教课上强迫抄写的祈祷文笔记本,最后几页画着纳粹党徽和斗鸡眼宗教老师的肖像;土耳其文学笔记本,边缘画满了女人的衣裙,写满了国际偶像、英俊的本国运动员,以及流行歌星的名字(“考试可能会考关于《美与爱》的问题”)。

他花了许多时间重复翻检抽屉,徒劳无功;搜遍每一个箱子的底部,勾起悲伤的回忆;再一次伸手探进如梦的口袋,一如往昔的幽香似乎与卡利普作对,说服他一切都不曾改变。直到晨祷的呼唤已过,终于,当他再度瞥向旧写字台时,他才凑巧发现被如梦撕去一页的学校作业本。虽然他之前已经检查过了,但没有仔细注意里面的图画和批注(“行政内阁搜刮国有林地的行为,促成五月二十七日的军事政变”;“水螅的横切面看起来很像奶奶餐具橱里的蓝色花瓶”),此时他才发现作业本中间被匆忙草率地撕掉了一页。它所提供的线索,只是再度透露出如梦的鲁莽仓促,只是印证了他一整夜努力堆积的线索,小小的发现,一段段如同坍塌的骨牌般相互堆砌的回忆。

一段回忆:许多年前,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同坐一桌,有一位讲课枯燥乏味、讨人厌的历史老师,时常突如其来举行随堂小考:“把纸和笔拿出来!”整间教室顿时陷入毫无准备的恐慌,一片死寂,这时如果她听见学生从笔记本里撕纸的声音,便当场火冒三丈:“不准从你们的笔记本里面撕空白纸!”她尖锐的声音刺入耳膜,“我要单张白纸!那些撕笔记本的人是摧毁国家财产,不配做土耳其人,是败类!我会给他们零分!”她还真的说到做到!

一个小发现:夜半时分,一片寂静,只有冰箱无缘无故断断续续地发出恼人的声响,经过不知道第几次的翻检后,卡利普在如梦衣柜的底部,发现一本翻译的侦探小说,塞在她留下来的墨绿色便鞋之间。公寓里有几百本这种小说,他随手翻了翻手中的黑皮书,封面印着一只小小的、神情阴险的大眼猫头鹰,正当他打算把它丢到一旁时,他那只在一夜之间学会如何翻遍衣柜底部和抽屉角落的手,仿佛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张从彩色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个俊美的裸男。卡利普直觉地比了比这个男人和自己的大小,他望着照片中颓软的家伙,心想:她的这本杂志一定是在阿拉丁店里买的。

回忆: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卡利普丝毫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在侦探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这些故事里的英国人都是神探,而蠢蛋们都是超级蠢蛋,主角和配角包括凶手和被害人的行为像是机器设定,不符合人之常情,他们只是依照作者的逼迫,照本演戏。(打发时间嘛!如梦总是这么说,接着一边啃书,一边猛嚼从阿拉丁店里买来的坚果零嘴。)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惟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像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

细节:如梦离开前,曾经拿杀虫剂——罐子上画着一只大黑甲虫和三只蟑螂来吓唬顾客——在浴室、厨房和走廊里狂喷了一通(那些地方还臭得很)。她没有多想,扭开了所谓的“巧妇炉”(多此一举,因为星期四是大楼的中央热水日),略翻了一下《民族日报》(有点皱),并且用随手抓到的铅笔在上面做了几题填字游戏:陵寝、峡谷、月亮、力量、即兴表演、虔诚、神秘、倾听。她吃了早餐(茶、羊奶酪、面包)但没有洗碗。她在卧房里抽了两支烟,在客厅里抽了四支。她带走了几件冬衣,一些她说会伤害皮肤的化妆品,她的拖鞋,好几本没读完的小说,平时挂在抽屉把手上但没有钥匙的幸运钥匙圈,她惟一的首饰珍珠项链,以及她的附镜发梳。她穿走了与她头发颜色相同的厚外套。她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塞进她之前向她爸爸借的中型旧皮箱里(梅里伯伯从巴巴里海岸带回来的),当初他们借用的原因是想旅游时备不时之需,只不过他们从未成行。她关上了大部分的橱柜(用脚踢),把抽屉也都关好,把随身用品归回原位。她一口气写完道别信,没有停顿。垃圾筒或烟灰缸里找不到揉成一团的草稿。

或许它根本不是一封道别信。虽然如梦没有提到她会回来,但也没有说她不会回来。似乎她抛下的是这间公寓,而不是卡利普。她甚至提出七个字的请求,邀他成为共犯:“应付妈和其他人。”他也立刻接受了这个角色。他很高兴她没有明白地说她的离开是卡利普的错,他更欣慰自己可以当如梦的共犯,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至少还能成为她的犯罪同伙。为了答谢他的帮忙,如梦给予卡利普一个五字承诺:“会保持联系。”然而,一整夜,她都未与他联系。

反倒是暖气炉,一整夜,不断发出各种呻吟、叹息和咕哝。间歇的寂静中,雪花飘落。一位卖奶酒的小贩一度叫卖起发酵奶,但没有再出现。如梦的绿色签名和卡利普互相对视,目光久久无法移开。屋子里的物品和阴影完全变了样,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卡利普想说:“蜘蛛!原来这些年来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品看起来像蜘蛛。”他想睡个觉,说不定可以做场好梦,但是他睡不着。一整夜,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把整间公寓再翻箱倒柜一遍,不顾先前是不是已经搜过了。(他刚才已经查过衣橱里的箱子了,是不是;他查过了,应该是;可能还没;不对,他还没查过;现在他得全部从头再翻一遍。)手里拿着满载记忆的如梦,皮带扣环,或是她遗失很久的太阳眼镜的空盒,他会猛然明白自己的搜寻毫无目标,于是再把手里的物品一丝不苟地放回原位,像是一个博物馆研究员,小心翼翼地拿取收藏品。(那些故事书里的侦探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根本是作者偷偷把答案透露给这些侦探——太天真了,以为读者会笨到去相信。)他像个梦游者,双脚踩着恍惚的步伐,走进厨房,他翻了翻冰箱,却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接着他发现自己回到客厅,才刚坐回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却马上又重头展开相同的搜索仪式。

被抛弃的这一夜,卡利普独自坐在这张椅子里,结婚三年来,他总习惯看着如梦坐在对面,紧张而焦躁地看她的侦探小说。卡利普眼前不断浮现相同的影像:她摇晃着双腿,手指缠绕头发,兴致盎然地翻动书页,不时发出深深叹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并不是自卑,挫败和寂寞(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那些感觉出现在他高中的时候,有几次,在那些蟑螂四处横行的糕饼铺和布丁店里,他目睹如梦和几个满脸痘痘的少年约会,不像卡利普,他们不仅上唇冒出了胡子,而且已经学会了抽烟。不,不是那样。他脑中想的也不是高中毕业三年后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他上楼去他们的公寓(“我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蓝色标签纸”),看到苏珊伯母坐在破旧的梳妆台前化妆,一旁的如梦瞥了一眼手表,不耐烦地摇晃双腿。在他脑海徘徊的甚至不是如梦的苍白倦容,他从没见过她这种神情,那时,他才得知她结婚了,嫁给一位年轻的政治运动家,而且不单单是基于政治因素。这个人,不仅周围的人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已经在《劳工的黎明》上以真名刊登了第一篇政治分析。一整夜,卡利普眼前浮现的画面,是他曾经错失的生活片段,一个机会,一小段欢乐: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流泻而出,映得白色的人行道莹莹闪烁,雪花落入灯光里。一个星期五晚上,那时他们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如梦一家人搬进顶楼公寓一年半之后。天色已黑,汽车和电车的轰隆声响在冬夜的尼尚塔石广场回荡,他们正要开始玩一个自创的新游戏:“我消失了”,游戏的规则结合了“秘密通道”和“看不见”,其中一个人“消失”到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或爸爸妈妈的公寓一角,接着另一个人必须把消失的人找出来。游戏很简单,不过不可以开灯,也没有时间限制,因此全赖搜寻者的想像力与耐性。当轮到卡利普“消失”时,他跑进奶奶的卧房,躲到衣橱上面(先是踩着椅子的扶手,然后,小心地,踏上椅背),他一面心想如梦一定不会发现他在上面,一面幻想她在黑暗中走动的模样。他想像自己在如梦的处境,设法体会她此刻的情绪,她一定正到处找他,焦急难耐!如梦一定快哭出来了;如梦一定无聊死了;如梦一定泪眼涟涟地哀求他出来,出来,不管在哪里!等了好久好久,对孩子而言仿佛是一辈子,他突然失去耐性,从衣橱顶溜下来,忘记自己这么一失掉耐心就已经结束了游戏。等卡利普的眼睛适应了幽暗的光线后,反而是他开始在整栋公寓大楼寻找如梦。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后,一股恍惚而恐惧的感觉涌上心来,一种失败的暗示,最后他不得不求助于奶奶。“老天爷,你满身是灰!”奶奶说,坐在他的对面,“你跑到哪里去了?大家一直在找你!”接着她补充,“耶拉回来了。他和如梦去了阿拉丁的店里。”卡利普连忙奔向窗户,来到冰冷、阴暗、墨蓝色的窗边。外头下着雪,一场缓慢而悲凄的雪,召唤你出去;一道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泻出,穿过玩具、图画书、足球、溜溜球、彩色瓶子。白雪覆盖的人行道闪烁着,泛着一片好似如梦脸颊的微晕光芒。

漫漫长夜里,每当卡利普回想起这幕二十四年前的影像,心底就涌起一股不快的焦躁,像是一锅突然滚沸的牛奶。这段生活片段究竟遗落在何方?他听见走廊里传来老爷钟无休无止的嘲弄滴答,这口钟曾经陪伴爷爷奶奶数过岁月,卡利普和如梦婚后不久,他把它从荷蕾姑姑家搬回来,带着满心的热情与坚持,把它挂在自己的幸福小窝的墙上,渴望借此留住童年的神秘与回忆。结婚三年来,不是卡利普,反倒是如梦,总觉得错失了某个未知生活的乐趣与游戏,郁郁不乐。

卡利普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傍晚乘坐公车或共乘小巴回家,与车子里一脸木然的陌生人群推挤缠斗,摩肩接踵。一整天,他不断寻找各种琐碎到连如梦都不得不皱眉的借口,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她。等他一回到温暖的家,他会通过检查烟灰缸囤积的烟灰、烟蒂的数目和品牌,来推算如梦今天做了些什么——通常不会差太远。在这段幸福的剎那(很罕有)或怀疑的时刻,如果他像昨晚脑中想的那样,仿照西方电影中的丈夫,询问妻子这一天做了些什么,那么他们两人会陡然陷入尴尬,好像闯入了一个朦胧暧昧的模糊地带,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电影中从来不曾清楚解释的地带。直到卡利普结婚后,他才偶然发现这块神秘、隐晦、暧昧的区域,暗藏在某些无名人物的生命里——也就是统计上和政府机关称之为“家庭主妇”的这些人(卡利普从来不曾把如梦跟买洗衣粉带小孩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卡利普很清楚,在这个隐晦世界中,有一座长满奇花异草的花园,完全将他隔绝于外,就好像如梦深不可探的回忆。所有洗衣粉广告、图文小说、最新的外国翻译刊物、大部分广播节目和星期天报纸里的彩色夹页,都以这块禁地为共通的主题和目标。尽管如此,它依然远超过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比任何人所知的都还要神秘。有时候,卡利普会摸不着头绪,搞不懂为什么,比如说剪刀,会放在走廊里的暖气炉上面的铜碗旁边,或者当星期天他们出游时,巧遇某个他好几年没见但如梦一直在联络的女人,然后卡利普会一阵错愕,顿时愣住,仿佛撞见一条线索、一个从禁地浮现的暗号,仿佛过去暗地里广为流传的秘密教派如今无须再隐藏,大剌剌地呈现在他面前。令人恐惧的,是这个谜的传染力,它像某种神秘的邪教崇拜,蔓延在一群通称为“家庭主妇”的普通人之间。除此之外,更令人害怕的,是众人假装这个谜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奥秘的仪式,没有共同的犯罪恶行,没有狂热也没有历史,似乎她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秘密的共识,而是发自内在的欲望。像是后宫太监谨守的秘密,牢牢上锁,并把钥匙丢弃,谜底既诱人又叫人反胃:既然它的存在众所周知,或许它并非可怕得像一场梦魇;可是既然它隐而不宣地代代相传,从不曾被人明言提起,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卑微的秘密,丝毫谈不上什么骄傲、肯定或光荣。卡利普有时候会觉得这块地带如同某种诅咒,像是纠缠着一个家族世代成员挥之不去的诅咒。然而,目睹过太多女人基于婚姻、养儿育女或其他含糊的理由而突然辞去工作,自愿返回那块诅咒之地,他逐渐明白其中蕴含着某种密教的磁力吸引。尽管如此,他看到有许多女人,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摆脱了诅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但仍然难掩内心的向往,渴望返回熟悉的神秘,重拾被她们抛在脑后的魅惑时光,回到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幽暗禁地。

有时候,当如梦为了他愚蠢的笑话或双关语而捧腹大笑时,他会惊异不已;或者当她附和他的欢愉,任凭他笨拙的双手滑入她栗貂色的黑暗密林,撇开所有从杂志照片上学来的仪式,忘却所有的过去与未来,沉溺于夫妻间水乳交融的剎那,突然间,卡利普会忍不住想问他妻子一个涉及神秘禁地的问题,想问她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在某一个小时,除了洗衣服、洗碗、读侦探小说、出门之外,做了什么(医生说他们可能没办法生小孩,如梦对此也没表示特别感兴趣),但是,问题说出口后,很可能会在他们之间割裂一道鸿沟,得到的回答更可能是他们日常对话中完全陌生的语言,想到这里他无限恐惧,以致他问不出口,只能紧紧抱着如梦,任由自己剎那间脸色转白,彻底呆滞。“你的脸又呆掉了!”她会说。他想起小时候如梦母亲说的话,她会重复:“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

晨祷的呼唤过后,卡利普坐在客厅的椅子里打了个盹儿。梦中,水族箱盛满了绿色的液体,如同钢珠笔的绿色墨水,日本金鱼昏沉地游动,如梦、卡利普和瓦西夫谈论一个从前的错误,后来才发现又聋又哑的并不是瓦西夫,而是卡利普。然而,他们并没有太沮丧:毕竟,很快地一切都将会没事。

等他一醒来,卡利普来到餐桌前坐下,脑中想像着如梦十九或二十小时之前做过的事,一面在桌上寻找白纸。他没有找到——就如同如梦没找到一样——于是他翻过如梦的信纸,开始在纸背上写字,列出昨天夜里所有闪过他脑海的人和地。令人不舒服的名单越写越长,逼着他继续往下写,卡利普不禁觉得自己似乎在模仿某本侦探小说里的主角:如梦的旧情人、她“奇怪”的女性朋友、她偶尔提起的密友、她某段时间的“政治”同志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后者,卡利普决定,除非找到如梦,不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草草写下他们的名字,用不确定的元音和子音拼出姓名,随着笔迹上下起伏,他们的脸孔和形体逐渐累积意义和双关喻意。他们开心地向卡利普挥手招呼,向这位新手侦探眨眼,传递假信息,引他误入歧途。很快地,等听见清道夫来收垃圾、把大垃圾筒摔在垃圾车栅门上的声音后,卡利普才逼迫自己停下笔,把名单塞进他身上的外套内袋里。

卡利普关掉公寓里所有的灯,屋里只剩清晨积雪反射的蓝光。为了不让好管闲事的门房起疑,他把垃圾筒拿出去,不过事先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的东西。他泡了茶,给刮胡刀换了新刀片,刮好胡子,换上干净但未熨过的内衣和衬衫,然后收拾整理被他翻了一整夜的房间。当他换衣服的时候,门房已经把《民族日报》塞进门缝。他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耶拉的专栏提到“眼睛”的主题,关于他多年前某个深夜在贫民窟里闲荡时遇见的眼睛。卡利普记得读过这篇文章,以前已经刊载过了,尽管如此,他仍感觉到同一只“眼睛”瞄准着他,让他不寒而栗。这时,电话响了。

一定是如梦!卡利普心想。他拿起话筒时,甚至已经挑好了今天晚上两人要去哪一家电影院:皇宫戏院。但话筒那头传来令人失望的声音,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编出一个故事来打发苏珊伯母:对,对,如梦退烧了。她不但睡得很好,还做了一个梦;当然,她想跟妈妈说话——稍等一下。“如梦!”卡利普朝走廊里喊,“如梦,你妈的电话!”他想像如梦起身下床,一边找拖鞋一边懒洋洋地打呵欠,伸懒腰。接着,他在内心的放映机上换了另一卷带子:体贴的丈夫卡利普走进房去叫妻子接电话,却发现她像婴儿般熟睡在床。他甚至还故意走进走廊再走回来,做出假的“环境音效”,为第二卷带子增添真实感,让苏珊伯母信以为真。他回到电话旁:“她又回床上睡觉了,苏珊伯母。她因为发烧眼睛肿得张不开。她大概洗了把脸后又躺回床上睡着了。”“叫她多喝点橙汁。”苏珊伯母巨细无遗地指示他尼尚塔石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红橙。“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去皇宫戏院。”卡利普信心满满地说。“注意别让她又着凉了。”苏珊伯母说,或许担心自己干涉太多,她换了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像耶拉?还是你也感冒了?小心别感染到如梦的病菌。”他们同时挂上话筒,轻轻地,不是怕吵醒如梦,反倒像是怕弄伤了话筒,深深感觉到同样的恭敬、温柔和宁静。

挂上电话,卡利普回到耶拉的旧文章,再次沉入他不久前读到的角色、刚才提到的“眼睛”的注视以及他自己的混沌思绪中。一会儿他猛然顿悟:“一定是这样,如梦回去找她前夫了!”他很惊讶自己居然没看出这么明显的事实,整个晚上蒙蔽在自己的逃亡假想里。带着同样的坚决,他决定打电话给耶拉,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以及他做出的决定:“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等我在如梦第一任丈夫那里找到她时——不用花太多时间——我怕自己可能劝不动她回家。只有你才知道怎么样哄她回家(“回到我身边”,他想这么说但开不了口),“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叫她回来?”“首先,稳住你自己,”耶拉会认真说,“如梦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镇定下来。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来我这儿,到报社来。”可是耶拉既不在他家里也不在报社,还没到。走出门前,卡利普原本设想要把话筒拿下来,但他没有。假使他真的这么做了,到时候要是苏珊伯母说:“我打了好几次,老是通话中。”他便可以回答:“如梦没有把话筒挂好,你也知道她老是心不在焉,老是丢三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