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

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唇上搽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我们走进一家有几层楼的中国饭店,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面向市面的一面筑有阳台、平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在平台上,有中国乐队在奏乐。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怎么发迹的,怎样阔起来的。他说他讨厌谈钱的事,不过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把他父亲的财产就他所知讲给我听。事情起于堤岸,给本地人盖房子。他建起住房三百处。有几条街属他所有。他讲法语带有巴黎音稍嫌生硬,讲到钱态度随随便便,态度是真诚的。他父亲卖出原有的房产,在堤岸南部买进土地盖房子。他认为,在沙沥有一些水田已经卖掉了。我问他关于瘟疫的问题。我说我看到许多街道房屋整个从入夜到第二天禁止通行,门窗钉死,因为发现了黑死病。他告诉我这种疾病这里比较少见,这里消灭的老鼠比偏僻地区要多得多。他忽然给我讲起这种住房的故事来了。这种里弄房屋比大楼或独门独户住宅成本要低得多,与独家住户相比,更能满足一般市民居住区居民的需要。这里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家,喜欢聚居,他们来自农村,仍然喜欢生活在户外,到街上去活动。不应当破坏穷苦人的习惯。所以,他的父亲叫人建筑成套的沿街带有骑楼的住房。这样,街道上显得非常敞亮可喜。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天太热,就睡在骑楼下面。我对他说,我也喜欢住在外面走廊里,我说我小的时候,觉得露天睡觉理想极了。突然间,我感到很不好受。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心跳得不对头,就像是移到他给我弄出的新的创口上直跳,就是他,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下午求欢取乐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听不下去了。他看到了,他不说话了。我要他说。他只好说下去。我再次听着。他说他怀念巴黎,想得很多。他认为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相同,远不是那么乖觉讨喜。我对他说修建房子这笔生意也未必就那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交往期间,前后有一年半时间,我们谈话的情形就像这样,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我们的话题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内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对他说,他去法国住下来,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可以买到,女人,知识,观念。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他感到可怕。他说着,我在听,又说什么他是受骗了,还说什么他反正是爱我的,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

我对他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

他不擅于表达他的感情,只好采取模仿的办法。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先时我讲到我两个哥哥的情况,他已经是很害怕了,他那副假面仿佛给摘掉了。他认为我周围所有的人无不在等待他前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的眼里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对于我一家他只能是更加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是念商科学校,最后他说了真话,他说他什么书也不念,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所以他不能不离开法国。召他回家,是他的悲剧。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打算在这里以函授方式学完那里的课程。


和我家人会见是在堤岸请客吃饭开始的。我母亲和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他们不曾见到过、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他们吃饭。

几次晚饭请客的经过情况都是一样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他。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尽力看一看他,那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用功读书了,对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他们也就可以俯首就范了。在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母亲说话,她讲得也很少,起初尤其是这样,她对送上来的菜肴讲上那么几句,对价格昂贵讲一讲,接下去,就缄口不说了。他么,起初两次吃饭,自告奋勇,试图讲讲他在巴黎做的傻事这一类故事,没有成功。似乎他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也没有人听他。沉默之间,几次试图谈话,不幸都没有效果。我的两个哥哥继续大吃大喝,他们那种吃法真是见所未见。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把钱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第一次,我还记得,付账七十七皮阿斯特。我母亲忍着没有笑出声来。大家站起来就走了。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家请客一向不说什么谢谢,问安,告别,寒暄,是从来不说的,什么都不说。

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和他说话。在他们眼中,他就好像是看不见的,好像他这个人密度不够,他们看不见,看不清,也听不出。这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我的大哥不说话,对我的情人视若无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那样自信,真称得上是典范。在我的情人面前,我们也以大哥为榜样,也按照那种态度行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不和他说话。有我家人在场,我是不应该和他说话的。除非,对了,我代表我的家人向他发出什么信息,比如说,饭后,我的两个哥哥对我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我就转告他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起初他假装没有听明白。我么,按照我大哥的规矩,我不应该也不准重复刚才讲过的话,不许重申我的请求,如果我那样做了,就是犯了错误,他有所不满,我就应当承担一切。最后,他还是给了回话。他的声音低低的,意在表示亲密,他说,他想单独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他这样说,是想让这种活受罪的场面告一段落。我大概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以为又来了一次背叛行为,似乎他借此指摘我的大哥对他的攻击,指出我大哥的那种行为,所以我根本不应该答话。他呢,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他竟敢对我说:你看,你的母亲已经很累了。我们的母亲在吃过堤岸这顿神奇的中国菜之后确实昏昏欲睡。我不再说话。这时候,我听到我的大哥的声音,他短短讲了一句话,既尖刻又决断。我母亲却在说他了,说三个人之中,只有他最会讲话。我的大哥话说过之后,正严阵以待。好像一切都停止不动了似的。我看我的情人给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常有的那种恐惧。他不再抵抗了。于是大家动身去泉园。我的母亲也去了,她是到泉园去睡一睡的。


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远远丢在一边了。我每次看他们在一起,那情景我相信我绝对看不下去。我的情人凭他那荏弱的身体是完全被抹杀了,而他这种柔弱却曾经给我带来欢乐。他在我大哥面前简直成了见不得人的耻辱,成了不可外传的耻辱的起因。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有在涉及我的小哥哥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对抗。牵涉到我的情人,我是无法和自己对立的。现在讲起这些事,我仿佛又看到那脸上浮现出来的虚伪,眼望别处心不在焉,心里转着别的心思,不过,依然可以看出来,轻轻咬紧牙关,心中恼怒,对这种卑鄙无耻强忍下去,仅仅为了在高价饭店吃一顿,这种情况看来应当是很自然的。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不眠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报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


在泉园,仍然是谁也不去理睬他。

每个人都叫了一杯马泰尔-佩里埃酒。我的两个哥哥一口喝光,又叫第二杯。我母亲和我,我们把我们的酒拿给他们。两个哥哥很快就喝醉了。他们不仅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的。尤其是小哥哥。他抱怨这个地方气闷不快,又没有舞女。不是星期天,泉园来客很少。我和他,我的小哥哥跳舞。我也和我的情人跳了舞。我没有和大哥跳,我从来不和他跳舞。我心里总是又怵又怕,胆战心惊,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

我们这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非常触目,特别是从脸色上看。

这个堤岸的中国人对我说他真想哭,他说,他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对他说,不要慌,一向是这样,在我们一家人之间,不论在生活中的什么场合,都是一样,一向是这样。


后来我们又回到公寓,我向他作了解释。我告诉他,我这个哥哥这种粗暴、冷酷、侮慢是因我们而发,冲着我们来的。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杀人,要你的命,把你这条命抓到手,蔑视你,叫你滚,叫你痛苦。我告诉他不要怕。他,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这个哥哥只怕一个人,有这人在,很奇怪,他就胆怯,这就是我,他就怕我。


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待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也不看谁。你被看,就不能回看。看,就是一种好奇的行动,表示对什么感到兴趣,在注意什么,只要一看,那就表明你低了头了。被看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看。看永远是污辱人的。交谈这个字眼是被禁止的。我认为这个字在这里正表示屈辱和骄横。任何一种共同关系,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都是可憎的,污蔑性的。我们在一起相处因为在原则上非活过这一生并为之深感耻辱不可。我们共同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虔诚的人物——这个被社会谋害致死的——我们的母亲的三个孩子的共同历史的内涵。我们正是站在社会一边将我们的母亲推向绝境。正因为人们这样对待我们的母亲,她又是这么好,这么一心信任人,所以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自从母亲陷入绝境,我们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她也无从预料,这里我主要指那两个男孩,她的那两个儿子。如果她能够预见这一切,对于她的故事竟发展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会闭口不说呢?怎么会听任她的面孔、眼睛、声音在那里谎话连篇?她的爱又将如何?她也可能就死了。自杀吧。把这个无法生活的共同关系打散吧。让大的一个和两个小的孩子彻底分开。她没有这样做。她是很不谨慎的,她真没有道理,真不负责任。她是这样。她活下来了。我们三个孩子都爱着她,还不止是爱。正因为这样,她过去、现在都不能保持沉默,躲躲藏藏,说谎骗人,尽管我们三个人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我们爱她,这是相同的。说来话长。已经七年了。这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十四岁,十五岁。再下去,十六岁,十七岁。

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在平屋前廊的阴影之下,我们空空张望暹罗山,在阳光照耀下,山脉莽莽苍苍,几乎是暗黑色的。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我们作为孩子,是无比英勇的,但毫无希望可言。


我的小哥哥死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一九三一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西贡。十年之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的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提到我们的大哥。


我经常讲到我这两个哥哥。总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谈,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讲的。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她在外面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她总是以一种伤人的口气讲她两个儿子如何强悍有力。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的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她说起我的堤岸的那个情人,和我哥哥说的如出一辙。她讲的那些字眼我不便写出来。她用的字眼有一个特点: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那种意思。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不这么说了,因为小哥哥已经长大,而且成了受难牺牲者。


在我们家里,不但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没有圣诞树、绣花手帕、鲜花之类,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忆念。只有母亲有。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到小哥哥死后,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独有了。


在那个时期,由于堤岸的事,由于那种景象,由于那个情人,我的母亲突然发了一次疯病。堤岸之事,她本来一无所知。但是我发现她在冷眼观察,在注意着我,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她的女儿、她的这个孩子是十分了解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这个孩子周围出现了某种异常气氛,不妨说,特别是最近,有什么瞒着未说,有某种保留,很引人注意,她说话吞吞吐吐,比惯常讲话口气慢得多,本来她对不论什么事都很好奇,现在变得心不在焉,她的眼神也有变化,甚至对她的母亲、她母亲的不幸也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变成这样一副样子,不妨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母亲也被牵连进去了。在她母亲的生活中,一种恐怖感突然出现。她的女儿遭到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了,完了,将成为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我那个哥哥,就站在房门紧闭的房间的墙外。

那个哥哥在房门外边应着母亲,说打得好,打得在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亲切,他对母亲说,真相一定要查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目的是不要让这小女儿从此毁灭,不要让母亲从此走向绝境。母亲在房间里还是狠命地打。小哥哥大声喊叫,叫母亲不要打了,放开她。他逃到花园里,躲起来,他怕我被杀死,他对这个未可知的人,对我们的哥哥,一向都怕。小哥哥的恐惧使我母亲平息下来。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世。我也和她一起大哭。我说谎了。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我知道大哥紧贴在门上,正在侧耳细听,他知道我母亲在干什么,他知道他的妹妹全被剥光,他知道她在挨打,他希望再打下去,直到把她打死。我母亲当然不知我大哥的诡计,黑心的可怕的阴谋。


我们那时都还小。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他们互相扭打,什么话也不说,只听到他们气喘吁吁,口里喊痛,一声声的沉重的拳打脚踢。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我的母亲反正都是这场闹翻天的大戏里面的一个陪衬人物。

两个兄弟天性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如同恶魔,杀人不眨眼,这种性格只有在这一类兄弟、姐妹、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大哥不仅在家里,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要逞凶作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过不去。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惟一的大儿子叫做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竟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洁白的气息,我们的母亲的气息,我们母亲那种无限天真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期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时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也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我认为她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不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桥附近,在十六区。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三两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起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不少,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相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


贝蒂·费尔南代斯。对男人的回忆不会像对女人的回忆那样,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显现,两种回忆不相像。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是一个外国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现在眼前,在巴黎一条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过,她眼睛近视,她看不清,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对象她得两眼眯起来看,这时,她才微微举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也许有三十年了。那种优雅,我依然记得,现在要我忘记看来是太晚了,那种完美依然还在,丝毫无损,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损害的,环境,时代,严寒,饥饿,德国的败北,克里米亚真相——都无损于她的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尽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却超越于历史之上,永远在那条街上匆匆走过。那一对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着浅红色旧衣衫,在街上的阳光下,还戴着那顶沾有灰尘的黑色遮阳软帽。她身材修长,高高的,像中国水墨勾画出来的,一幅版画。这个外国女人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为之驻足,为之注目,赞叹她的优雅。就像是女王一样。人们不知她来自何方。所以说她只能是从异域而来,来自外国。她美,美即出于这种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装都是欧洲老式样的服饰,以及织锦缎的旧衣,成了老古董的套头连衫裙,旧幔子做的衣服,旧衬裙,旧衣片儿,成了破衣烂衫的旧时高级时装,蛀满破洞的旧狐皮,陈年古旧的水獭皮,她的美就是这样,破破烂烂、瑟瑟发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异乡、漂零不定,什么都不合体,不相称,不论什么对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样飘逸,那样纤弱,无枝可依,但是很美。自顶至身,她生成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触,就永远成为这种美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