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①。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①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三十和四十年代。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②。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②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 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