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巧设圈套

收到熊耳的实验结果以后,大町警察署十分兴奋。但是,实验仅仅是科学地证明了确有一个罪犯存在,而对罪犯本身仍然一无所知。“科学”这一字眼很唬人,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说明罪犯的真实面目。

尽管肯定了是谋杀,但警察署并没有成立破案班子的计划。被害者的尸体早已化成了骨灰,杀人现场的情况也依然是个谜。

熊耳沉重地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过去也是吃破案这碗饭的,怎么却把尸体这一犯罪的重要证据轻易地付之一炬了呢?

当然,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顶这一特殊现场,或许也不会被罪犯在尸体上所做的手脚蒙混过去。

罪犯充分利用了山顶的特殊环境。山峰虽然比“俗世”高二、三千米,但绝不会改变人们的天性与邪念。有时人们为山峰的妖娆秀丽、巍峨雄姿所感动,以为那会劝恶从善,其实只是一种浪漫的错觉。凡是人迹所到之处,无论山峰还是俗世都是完全一样的。

固有的俗世概念并不确切,应该说人迹所到之处统统都是俗世。可是,熊耳却不知不觉地盲从了人们的说法,真以为“山峰是纯洁神圣的,登山者中无恶人”,并因此毫不怀疑地把在神圣的山顶上发现的尸体作为遇难者处理了。

他憎恶罪犯利用了登山者的“纯朴”。

“无论如何要抓获他!”这已成为熊耳一个坚定的信念。

罪犯的所作所为难道真是无懈可击吗?熊耳准备首先全力找到破绽之处。他行凶后是怎么脱身的呢?尽管还理不出头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他没有借助于直升飞机之类的机械力量,罪犯自己肯定也是一个擅长于登山的人物,否则就不可能登到现场。

被害者——熊耳已很有自信地称遇难者为被害者了——在被害前后,并没有直升飞机之类的东西飞临K岳山的上空。使用这类东西,不仅需要同谋,而且必然会有很多目击者,同时也会引起被害者的警惕,不易下手谋杀。

罪犯是依靠自己的双腿爬上“无人登临的山顶”,又从那里逃掉的。但目前还完全猜想不出他使用了什么方法。罪犯选择的“密室”,的确是天衣无缝的。他在那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其它地方是否有破绽之处呢?

从一具单纯的遇难尸体上,自己到底根据什么断定有罪犯存在呢?对!是根据头盔。假如没有头盔,影山隼人就会作为一名在北坡因滚石事故身亡的登山者,仅仅在K岳遇难史上留下短短的几行记录。没有头盔就不会发现罪犯。那么罪犯为什么要留下它呢?理由很明显,不戴头盔是不会攀登滚石很多的北坡的,何况奥村田山庄的招待们,都知道影山携带的物品中有头盔。如果在尸体周围找不到它,无疑是被谁拿走了。这反倒容易让人生疑。

若是在赤裸的头部留有致命伤,而四周却找不到致伤之物,应有的头盔也不翼而飞了,那么,不论尸体是发现在多么神圣的地方,人们也不会被“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骗过。

留下头盔是迫不得已的。这一事情本身并没有留下什么破绽。

唯一的危险是把头盔同被害者(当时称为遇难者)头部的创伤相比较。但可惜的是,仅仅用肉眼粗略地验尸后,尸体就被迷信“登山者中无恶人”的头脑简单的警官火化了。

现在就不怕再检查头盔了。不过罪犯并没有注意到头盔内部和下沿的损伤。那么,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是不是罪犯呢?

不,不会的。她不在现场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若假定她是罪犯,又该怎样解释她把早该处理的头盔珍惜地保存下来,并毫无难色地借给熊耳呢?罪犯是不会自己往脖子上套绞索的,何况她也不可能登上山。汤浅贵久子不是罪犯。那罪犯又是谁呢?

“有了!”

正在冥思苦想的熊耳,眼睛突然凝视着前方不动了。

把被害者的尸体火化后,似乎消除了对罪犯的最大威胁,但事情果真如此吗?若是罪犯在这以后意识到了头盔内部留下的疑点和下沿的损伤,他会怎样呢?

本来自以为犯罪是天衣无缝,稳坐钓鱼台的罪犯,意识到这一致命之错时,将会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

对!罪犯意识到头盔上的破绽后,必定会不择手段地设法获取它,他很可能要接触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

向汤浅贵久子索取头盔的人就是罪犯!

熊耳为自己所推导出的结论而兴奋,他马上往贵久子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

虽然是通过交换台,可贵久子的声音还是象市内电话中一样清晰。熊耳稍叙寒暄后马上转入正题。

“想要头盔的人?嗯……。”在电话的另一端,贵久子似乎在认真回忆着。

“好象没有什么人。”

好一会儿贵久子才回答。头盔原来只是作为影山的遗物保存下来的,已经丧失了使用的价值,不该再有人来要它。

“真的没有任何人吗?请你再好好想想。”熊耳仍不死心,固执地追问。贵久子的记忆已成为追捕罪犯的最后一条线索了。

“再想也……。”贵久子有些为难地说。

“是吗?”

熊耳万分失望,话筒沉甸甸的,似乎要拿不动了。

“啊,有了。”这时,贵久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

“嗯?有什么了?”

“不过不是索取头盔。”

“有关头盔的任何情况都行。”

贵久子的话又勾起了熊耳的一线希望。

“知道真柄慎二吧?他是影山最要好的登山伙伴,援救时一起上山的。他提议要把影山的一部分骨灰埋到奥村田能看到K岳的墓地上,并把影山的登山用具也一起陪葬。”

“到时要把头盔也埋掉吗?”

“是的。”

“是真柄先生提出要把头盔陪葬的吗?”

“对,是这样。”

“侦探先生,啊,对不起,我总把熊耳先生当成侦探。”

“这没关系,虽然我不是刑侦科的,但制裁罪犯也是警官的工作。”

熊耳是言不由衷。现在自己所干的并非山岳遇难救援队的本职,而是类似于刑侦科的侦探们的工作。他不由暗自苦笑。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熊耳又回到本题上。

“是熊耳先生几次挂电话到我家中的那天晚上。当晚我之所以回家晚了,就是由于见到真柄和他谈论这件事的缘故。可这事难道有什么可疑吗?”

那天晚上的事情象烈火一样在贵久子的记忆中熊熊燃烧起来。前些日子,在她得知头盔实验结果的同时,也知道了影山大概死于谋杀,但她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一谋杀会与影山唯一的结组伙伴,同时对自己也不是外人的真柄有关。那天以来,虽然他疏远了自己,但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自己仍然会羞得满脸通红。

“你把借头盔给我和实验的事告诉真柄了吗?”熊耳顾不上回答贵久子的疑问,焦急地追问。

“还没有告诉。从那以后还没有见过面,他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

那个晚上以后,真柄反而象个陌生人一样。痴情男女发生一两次最终关系后,反倒会产生一种隔开两人的反作用力。

熊耳此时闪过了一个念头。

“汤浅小姐,请你务必听从我的劝告。”

“什么劝告?”

“首先绝对不要把借给我头盔和实验的事情告诉真柄先生或其他人;另外你是否可以按照真柄先生的提议,把头盔和其它遗物一起埋到墓地去?”

“真柄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贵久子的声音带有几分忧虑。

“汤浅小姐。”

熊耳改变了口气。知心朋友间的毫不拘束的闲谈忽然变成了警官的讯问。

“问你一个不礼貌的问题。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和真柄先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般的朋友啊。”贵久子有些心虚地回答。

“真是这样吗?”

“这是什么意思?”

贵久子的口气也有些强硬起来。她倒不是发怒,而且担心熊耳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请不要动怒,此事至关紧要。眼下关于头盔的事,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为发现杀害影山的罪犯,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恳求你。我借的头盔会很快还给你的,还不至于马上就分葬骨灰吧。在我还你之前,若是真柄先生问及头盔的下落,只告诉他你珍藏着就行了。我尽可能早日到东京面告详细情况。在这之前请拖延点时间,这些都拜托你了。”

为了避免贵久子再详细打听,熊耳挂上了电话。

想接近头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真柄慎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就怀疑真柄还为时过早。他作为死者最亲密的登山伙伴,要把死者的骨灰和遗物一起埋在能看见他生前喜爱的山峰的地方。

这是登山伙伴的一种浪漫的想法,可以看作是登山友谊的表现。把头盔算在遗物中也并不奇怪,它与死者的丧生有着直接的关联,不包括它可能反而不正常。

不过,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巧妙的销赃灭迹的地方了。估计罪犯在意识到头盔上留有致命破绽,并千方百计设法弥补的同时,也一定会明白接近它的危险性。

利用“无人登临的山巅”和“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而进行的犯罪,的确是一件成功之作,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追捕的线索。如果没有头盔,甚至不会想到这是一起谋杀案。即使从头盔的线索怀疑到是谋杀,只要不接触它,罪犯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侦破中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如果罪犯察觉到警方已从头盔上推断出了谋杀嫌疑,他(尽管犯人性别未明,但熊耳根据现场的特殊性已确认是男子)肯定不会再向头盔伸手。可如果罪犯不知道警方的动向,尽管是一种危险的赌博,他也必定要想方设法处理掉头盔。假如这条线索也断了,影山之死就只好维持遇难身亡的结论了。

所谓成功的犯罪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利用精神失常犯罪,尽管从社会常识来看是犯罪行为,且人证物证俱在,但法律上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虽然罪行确凿,罪犯明确,但没有能确认有罪的证据。

三是案子陷入迷津,虽有作案的痕迹,却找不到罪犯。

四是尽管犯罪是千真万确,但由于找不出痕迹和证据,甚至无法证实真是犯罪。

在以上各项中,第四种是最成功的犯罪。熊耳认为如果罪犯未觉察到警方的动向,他必然要争取第四种类型的成功犯罪。只要头盔还在,他的犯罪就只能是第三种类型。

但是,若是获取头盔的手腕不高明,就会弄巧成拙,偷鸡不成蚀把米,降到第二种类型。

熊耳要贵久子严守秘密的目的就在于此。

但她果真能听从熊耳的劝告而守口如瓶吗?与熊耳相比,贵久子同真柄的关系更密切。熊耳不过只是初交。她完全有理由偏袒情人的密友。

“情人的密友!”

熊耳被自己的推论惊呆了。难道两个登山者之间会为一个女人而争风吃醋吗?表面是以相互信赖的绳索紧密联结起来的亲密无间的登山伙伴,而实际上却为了一个女人而你死我活地明争暗斗。

这个女人如果是汤浅贵久子,那完全可以估计到角斗的激烈程度。一个单身汉会不择手段地争得如此美貌的女人。

甚至就连已经没有资格的熊耳,看到那样美丽的女人伤心落泪,不是也抱怨影山死得不应该吗?

如果真柄惧二真是被汤浅贵久子迷住了,他就完全具备了杀害影山的动机。这一点已被后来熊耳的个人侦查所证实。另外,他也有着这一特殊的谋杀案中罪犯所应具备的条件。

在日本登山界中,他是与影山齐名的出类拔萃的登山家,和影山一起攀登欧洲阿尔卑斯山那被人称之为“魔鬼之壁”的光明角北坡时,创下了首次冬季登顶成功的记录。

他完全有登上“无人登临的山顶”的技术和力量。他也许还有想和影山相较量的那种登山家的竞争意识,这也是促成他犯罪的一个因素。

但是,自从向贵久子提议分葬骨灰之后,已过了将近半个月,他却没有任何新的动向。他是为自己成功的犯罪而感到万无一失了,还是由于已经充分意识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落入陷阱,因而在小心谨慎地窥测着时机呢?或者他的确是清白无辜的。

但无论做何种解释,他的确是在影山死后唯一企图接近头盔的人。

这是一种还不能肯定地称之为“接近”的微妙的接近,但至少其直接后果是将头盔从人们眼前抹去,好一条妙计!

熊耳下了一个赌注,关键就看贵久子是否告诉真柄。一旦告诉了真柄,就永远成为第三种类型的成功的犯罪,再也不会找到罪犯了。

他把宝押在贵久子不告诉真柄上,并设下了一个圈套。

熊耳设下的圈套是这样的:按照真柄的提议,进行分葬骨灰,把头盔也随葬掉。在儿子喜爱的地方分葬一部分骨灰,想必其双亲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如果真柄真是罪犯,他真正的目的当然不是骨灰,而是头盔。把它埋在土里,从人们眼前抹去,这比放在贵久子那里要安全得多。

但还不能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埋在土里还可以挖出来。如果罪犯真是真柄,他就要把埋下的东西挖出来处理掉,或者是假装埋下去而实际上根本没埋。

熊耳的计划是:在分葬骨灰中听任真柄行事,而在事毕之后,尽管有些对不住死者,还是要掘开坟墓检查。

若头盔埋在地下,就意味着真柄是清白的;反之就意味着他真是罪犯。关键在于真柄会不会上这个圈套。熊耳自信他一定会上圈套的。

熊耳请求署长在一段时间内让自己专办这个案子。署长对此案也有浓厚的兴趣,破例批准了他非分的要求。

若把死亡事件都作为案件处理,发案率就会增高。把已经当作遇难身亡的事件重新翻腾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何況人手和经费也不够。尤其这一案子在开始侦破前就已显示出是一件极为棘手的无头案。

熊耳应庆幸的是,署长也是一个登山迷,同样憎恶选择山峰为作案地点的罪犯,并不一味计较个人的得失。

汤浅贵久子没有辜负熊耳的一片苦心。八月下旬,分葬了影山隼人的骨灰,在场的只有影山的母亲和真柄。分葬骨灰本身就证实了贵久子的确按照熊耳的指示,守口如瓶,保守着秘密。

贵久子本来也打算参加分葬骨灰的,但是她听从了特地到东京送头盔的熊耳的劝告,打消了这一念头。如果贵久子也一同去了,就会妨碍真柄处理头盔。为了使他上钩,要尽可能给他创造条件。一个老母亲总是好骗的,甚至都不必埋下去再挖出来,乘老母亲不注意,一开始就可以不埋下去。

熊耳还没有对贵久子明确谈过他设下的这个圈套,但贵久子已经意识到,他对真柄是很有几分怀疑的。这对她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熊耳还不知道真柄也是贵久子的救命恩人,所以甚至暗自想道:

“这个女人,难道未婚夫尸骨未寒,就又倾心于另外一个男人了吗?”这是他不放心自己所下的赌注的原因。

尽管如此,贵久子却听从了熊耳的指示。熊耳一直紧张万分地等待着分葬骨灰的结束。

虽然贵久子目前听从了熊耳的指示,但是,夹在死去的未婚夫和活着的向她大献殷勤的男人中间(熊耳可以肯定是这样),她的心一定是在微妙地动摇着,不知何时就会背叛熊耳。

贵久子不管多么眷恋死去的情人,但那毕竟已成为虚无缥缈的往事,显然是活生生的真柄更有吸引力。因此,时间拖得越久,圈套被识破的危险性就越大。

熊耳自然没有参加分葬骨灰。表面上他是一个与影山的遗族和真柄毫不相干的局外人。

只是由于要分配墓地,才由受厚生省之托负责管理墓地的奥村田村公所,派了一个耳聋眼花的老人,到现场去了一下。平常一定会去帮忙的上村茂助,也由于熊耳事先一再叮嘱,埋葬时根本没有接近墓地。

真柄在面向K岳的稀疏的白桦林中,把骨灰盒、冰镐、登山绳、钉鞋以及头盔统统埋葬,分葬骨灰结束了。

目睹此状,老母亲重新勾起了哀子之情,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夏日已快过去。积云大块大块地涌上高高的山脊。远方,耸立在群山之上的主峰透过乱云泛着白光。

熊耳并没有见到现场情况,这些都是茂助事后告诉他的。当时他在警察署。警方的任何一个微小动静,都会引起真柄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