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证词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对疑犯的正式警告之一。

一辆宽大的警车缓缓停在街沿石旁边,约五十英尺外,一道警戒线横在路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拦在外面。司机开着引擎,雨刷有节奏地刮去落在挡风玻璃上的毛毛雨。后座上,威廉·汉利总警司透过车窗,看着警戒线外围观的一群人,还有里面三三两两不知所措的官员。

“你待在这儿。”警司告诉司机,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照办,因为车内温暖舒适。他觉得,这种下雨天不适合在贫民窟的街上走来走去。他点点头,关掉发动机。

警司“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车门,再次用深蓝色的大衣裹紧身子,朝警戒线的缺口走去。一位浑身湿淋淋的警官在那里注视着警戒区出入的人。看到汉利后,他敬了个礼,站向一旁让他进去。

大个子比尔·汉利从一个自由党人社区的小警察干起,用了二十七年才升到现在的位子。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一英寸,身材像卡车一样结实,很适合干这行。三十年前,他曾经是爱尔兰阿斯隆郡英式橄榄球队中的最佳前锋,后来他穿上绿色的爱尔兰队球衣,加入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球队。在队长卡尔·穆伦的率领下,球队在三角赛中横扫英格兰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夺得了三连冠。他成为警察后,打球也并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低、工时长,但从中能获得满足感。当然,每个行业里都会有棘手的任务,今天上午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驱逐住户。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破败杂乱的旧房子,其所在地叫格洛斯特钻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个谜。那地方既没有英国格洛斯特王室的财富和名气,也没有昂贵炫目的钻石,它只是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后面的一片工棚贫民窟。现在,这里的大部分楼房已被夷为平地,原先的居民被安置到了政府建造的公寓楼里。透过雨丝,人们能够看到半英里外那些毫无生气的楼房的轮廓。

但这里是比尔·汉利管辖区的中心,所以,今天上午的事情由他负责,尽管这使他颇感头痛。

被两条警戒线隔开的地方,是以前梅奥路的中心地段。现在,这里与十一月的天气一样荒凉。街道的一边只有一堆瓦砾,推土机很快就要开工,为一座新的购物中心开挖地基。街道的另一边才是人群注目的焦点。这几百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一座建筑物。整个区域如一张馅饼一样平整,雨水在光滑的黑色沥青上闪闪发亮。这是一座停车场,面积有两英亩,是供将来在附近办公楼上班的人们使用的。整整两英亩的场地,已经围上一道两米多高的栅栏。事实上,这两英亩还差一点儿就要被全部围起来了。

场地中央,面朝梅奥路的地方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好像一排整齐漂亮的牙齿里嵌着一颗破旧的残牙。房子两边已经被推平,因此这座仅存的房子两侧都用木条支撑着。曾经与这座孤独的房子相连的所有房屋都不存在了。周围三个方向的地方都已铺上沥青,这座房子就像海滩上被海水包围的一座孤零零的沙堡。正是这座房子,还有住在里面被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上午的事件中心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已经迁居到新公寓楼的居民都赶过来,围观他们最后的一位老邻居是如何被赶走的。

比尔·汉利朝正门对面走去。那里聚集了好多官员,他们都盯着这座破房子,似乎世界末日来临,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面对人行道的是一面矮砖墙,把人行道与所谓的前花园隔开。这花园也没有花园的样子,只有几英尺高的杂草互相缠绕着。正门在房子的一侧,已经被无数扔过来的石子砸得伤痕累累。汉利知道,门内一定是个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正对面是一条狭窄的通往楼上的楼梯;门厅的右边应该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单间的客厅,门边的客厅窗户已经破碎,用纸板挡着;两者之间是廊道,通向一个脏兮兮的小厨房,还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和露天茅厕;客厅里应该有一个小壁炉,因为房子的一侧有一根烟囱伸向细雨蒙蒙的空中。汉利从侧面已经看到,房子后面有一个院落,与房子一般宽,长度约有二十五英尺。这个院子用六英尺高的木板栅栏围着。之前汉利已经得知,院子的地面上到处是鸡屎,因为那老头儿在院子边紧靠后栅栏那里修了一个鸡窝,养着四只芦花鸡。情况就是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为老头作了安排,提供了他一套明亮又干净的新公寓,甚至还在别处另送了他一座小房子。社工、救济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他们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答应他推迟搬迁日期;但他就是不搬。他住处的前后左右都已经被拆光了,他还是拒绝搬走。工程有条不紊在进行中,停车场已经修建平整,浇上了沥青,老头的房子周围也被围起了栅栏。然而,这老头依然按兵不动。

当地新闻媒体热闹了一番,并以《梅奥路隐士》的标题作了报道。当地小青年也聚拢来,朝着窗口投掷石子和泥块,把窗玻璃砸了个七零八落。老头隔着破窗户大声叫骂,这使得他们更加起劲。

最后,市政厅下达了驱逐令,地方法官也下令对住户实施强制动迁。在这个潮湿的十一月上午,许多市民也汇集到这座房子的正门前。

房管局局长招呼汉利。“真是麻烦事,”他说,“这就是麻烦,我真讨厌这种强制驱逐。”

“是啊。”汉利说。他扫了一眼人群,有两名法警前来执行任务,他们长得膀大腰圆,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另有两位市政厅的官员、两个汉利手下的警察、一名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名小官吏。当地报纸的资深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在场,身后跟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年轻小记者。汉利与当地媒体的关系一向很好,与那些老员工交情也不错。双方各司其职,没必要钩心斗角。巴尼眨了眨眼睛,汉利点点头表示回应。小记者认为这是亲密的象征。

“你们要用武力把他轰出来吗?”他轻快地问道。

巴尼·凯莱赫瞪了他一眼。汉利把灰色的眼睛转向这个小青年,盯住他看,直到小记者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多嘴。

“我们会尽可能温和的。”汉利认真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忘记这么短的一句话,而是为了找点事情做。

地方法官命令的时间是九点钟,现在已经是九点零两分了。汉利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官员走到房门前,大声地敲起门来。没人答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人答应。那官员回头看汉利,汉利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市政厅的驱逐令。他的声音洪亮,里面完全能够听到,却仍然没有回答。他回到路上的人群中。

“不如我们给他五分钟时间?”他问道。

“好的。”汉利说。现场警戒线的外面,格洛斯特钻石区的前居民们在这里越聚越多,人群中开始传出小声的议论。终于,后排的一个家伙壮起了胆子。

“别折腾他了,”那声音说,“可怜的老头。”

汉利信步走到警戒线那边,不慌不忙地挨个巡视着一排排面孔,凝视着每一双眼睛。大部分人都避开了视线,没人敢吱声。

“你们这是在同情他吗?”汉利温柔地问道,“去年冬天把他的窗户全都砸碎,让他在里面挨冻,这是同情他吗?向他扔石头和泥块,这是同情他吗?”一阵漫长的沉默,“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汉利说完就回到门前的人群里。两名法警正盯着他,汉利朝他们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动手了。”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其中一人绕到房子侧面的网状栅栏与砖砌墙角之间。他熟练地轻轻一撬,就撬开三块栅栏木板,进入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撬棍连连敲门。他的同事在前面听到响声后,也敲响了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应答。待在前门的那个人把撬棍尖头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把门撬开了。门开启了一条三英寸的缝后就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法警无奈地摇摇头,转向门的另一边,撬掉两个合页,把门拆下来放在前花园里。接着,他把堆在门厅里的椅子、桌子一件件搬出来,直至房间被清空。最后,他走进去喊道:“拉金先生?”后边传来有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的朋友从厨房那头进来了。

两人在一楼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接着,他们发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声音喊道,就像是比骑手先发现狐狸的侍从。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帮上点忙。一个法警从前面的门框探出头来。汉利朝楼上的卧室窗户点头示意,于是那两人踏上了狭窄的楼梯。窗边的脸不见了。没有发生扭打,很快,他们就下来了,前面的人怀里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进毛毛细雨中,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救援人员拿着一条干毛毯急忙走了过来。法警支撑着老头站稳,把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上去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并且有些晕眩,但主要是被吓破了胆。汉利作出了决定。他转向自己的汽车,招呼司机把车开过来。市政厅之后可以把老头送到老人院去,但现在得先让他好好吃顿早饭,喝杯热茶。

“扶他到后座去。”他对法警说。等老人被安置到温暖的汽车后座上后,汉利也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

“走吧,”汉利对司机说,“从这儿出去半英里,第二个路口左转,那儿有家公路咖啡店。我们去那里。”

当汽车倒出去,穿过警戒线、经过围观的人群时,汉利看了一眼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老人穿着一条破旧的宽松裤和一件薄夹克,里面的衬衣没扣上。据说,他这几年里一直邋里邋遢、愁眉苦脸的。老人默默地盯着前排座位的靠背,对汉利的凝视毫无反应。

“这天迟早要来的,”汉利温和地说,“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

汉利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如果高兴,他能把码头上的小流氓们揍得尿裤子。虽然满脸横肉,鼻子还被打折过两次,但大个头比尔·汉利是个善良的人。老头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但没有说话。

“搬家,我的意思是,”汉利说,“他们会找个好地方安顿你,冬天暖和,吃得也好。你会明白的。”

汽车在小饭馆前停了下来。汉利下车后,转向司机。

“带他进去吧。”他说。

温暖的餐馆里热气腾腾,汉利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警车司机扶着老头走到角落,帮他靠墙坐下。老头一语不发,既没说谢谢,也没表示异议。汉利看着柜台后墙上的菜单。饭店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露出探询的眼光。

“两个鸡蛋、培根、西红柿、香肠和薯条,”汉利说,“给角落里的那个老家伙先来一大杯茶。”他把两镑纸币放在柜台上,“我等会儿回来拿找头。”

司机从角落的餐桌回到柜台前。

“待在这里看着他,”汉利说,“我自己来开车。”

司机心想,今天真是好运气,先待在暖和的汽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咖啡馆里,正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要跟他坐一起吗?”他问道,“他身上有股味儿。”

“看着他。”汉利重复道。他自己则开车回到了梅奥路的工地上。

施工队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想浪费时间。承包商的工人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原主人那些脏兮兮的家什物件都搬出来堆在路边,任凭雨淋。现在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雨伞,在一边看着。停车场里,两辆橡胶轮子的挖土机正在待命,准备从屋后开始,把后院和茅厕逐一碾平。挖土机的后边是一排翻斗卡车,一共十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片。屋里的水、电和煤气供应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切断了,所以,房子里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装过下水道,所以,配有地下化粪池的露天茅厕也很快会被填埋起来,浇上永久性混凝土。看到汉利又从汽车上下来,房管局局长向他走去,并朝一辆敞着后门的市政局货车示意了一下。

“我已经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他主动介绍,“旧照片、硬币、几枚奖章、一些衣物,还有装在一个雪茄盒里的一些私人证件,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的一堆老古董,“都在那儿,卫生局官员建议一把火全烧了。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

“好的。”汉利说。那官员说得对,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汉利似乎还是想在道义上帮老人一把。

“他能拿到一点赔偿费吗?”汉利问道。

“噢,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解释他的部门并不是没人性的禽兽,“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设施、固定设备以及一切个人物品所受的损失,我们都作了一个合理的估价。还有搬家安置的补贴……虽然坦率地说,相比于他长时间拒绝搬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他的这点损失算不上什么。”

这时,一名工人从房子一侧走出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都耷拉着脑袋。

“这些家伙怎么办呢?”他问道,并不是特别在问什么人。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抓拍了一张照片。不错的照片,他心里想——“梅奥路隐士”最后的几个伙伴,很好的注释。一名承包方的人说,他家里也养着鸡,可以让这几只加入到他那里的鸡群中。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子,把这两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后放到了面包车上,以便之后送到家里去。

不到一个小时东西就搬完了,这座小房子已被清理一空。身穿闪闪发亮的黄色油布雨衣的大个子工头走到市政官员面前。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他问道,“老板要求停车场完工,并用栅栏围起来。如果今晚浇上混凝土,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铺沥青了。”

官员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头转过身去,朝一辆移动式吊车挥了挥手。吊车的吊臂下悬挂着一只半吨重的大铁球,现在它正慢慢向房子的侧面开过去。定位后,随着一阵轻柔的咝咝声,车身被液压脚抬了起来。铁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然后摆动的幅度加大了。人群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见识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但这种情景总是看不厌的。终于,铁球撞向烟囱附近的房子侧面,打飞了十多块砖头,在墙面上留下两条裂缝,一路向下延伸。“啊……”人群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感叹。对于闲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搞破坏更振奋人心的事了。在第四次撞击时,楼上的两扇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与其余部分分裂开来,慢慢地转了半圈后,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结实的砖砌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分砸穿屋顶和地板,落在一楼地面上。这座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人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汉利警长重新坐上汽车,回到那个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原先更温暖潮湿了。他的司机坐在吧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汉利走进去时,司机掐灭了手中的烟头,从凳子上滑下来。老头似乎还在角落里忙活。

“他吃完了吗?”汉利问道。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黄油面包下肚的速度,就好像他明天没饭吃了似的。”

汉利看到,老头又把一块黄油抹在又白又软的面包上,开始咀嚼起来。

“面包得另外加钱,”店老板说,“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利看了看手表,现在十一点半。他叹了一口气,坐上一张凳子。

“来一杯茶。”他说。他已经通知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三十分钟后来碰头,把老人转给市政厅去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去处理他的案头工作。他很欣慰这件事马上要了结了。

巴尼·凯莱赫和他的见习小记者走了进来。

“你给他买了早饭?”巴尼问道。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利说,虽然凯莱赫知道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拍了几张照片了吧?”

巴尼耸了耸肩。“还可以,”他说,“鸡的那张很不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还有他裹在毯子里被弄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还记得一万人住在这个钻石小区的日子。那时候,他们都有工作。钱是少得可怜,但都在工作。当时,把一个地方变成贫民窟要花五十年时间;现在只要五年就够了。”

汉利哼了一声。“这是进步。”他说。

第二辆警车在门前停下来。刚才在梅奥路的一名年轻警官下了车,透过玻璃看到他的长官与记者在一起,便犹豫地停住了脚步。小记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巴尼·凯莱赫则装作没看见。汉利从高凳上滑下来,走向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名警察对他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一点情况。”

汉利招呼他的司机,两个人一起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要回去一趟,”他说,“看住那个老头儿。”他又朝咖啡馆里看了一眼。

远处的角落里,老头已经停止了进食。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卷了半截香肠的一块面包,一动不动地默默盯着人行道上三个穿制服的人。

工地上,所有动作都停了下来。身穿雨衣、戴着安全帽的承包队工人在房子的废墟旁边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与他们在一起。汉利下了车,从瓦砾堆穿行过来,走向正往下看的那一圈人。身后,还未散去的人群中传来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定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都藏在那里,怪不得死也不肯搬走呢。”

汉利走到那伙人中间,去看引起他们注意的地方。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矗立着,有五英尺高,周围是一堆瓦砾。烟囱底部,一个黑乎乎的旧壁炉依然可见。在一边,还有两三英尺的房屋外墙仍旧竖立着;内侧的墙根边上是一堆倒下的砖头,里面伸出一条干枯萎缩但依然清晰可辨的人腿,一片像是长统袜的布条还依附在膝盖下面。

“是谁发现的?”汉利问。

工头走上前来:“汤米用镐头在壁炉腔那儿干活。他清掉了几块砖,这样抡镐头更顺手些。他看到这个,就向我报告了。”

汉利一眼就找出了那名目击证人。

“那么,是在地板下面发现的吗?”汉利问道。

“不。这里整个住宅区都是建在沼泽地上面的,屋子里是水泥地。”

“那么是在哪里?”

工头弯下腰,指向壁炉的残余部分:“从客厅里看过来,壁炉好像是与墙壁齐平的,但其实不是。这壁炉原本是从房墙里突出来的,后来,有人在烟囱突出部位和房间尽头之间砌了一道简易的砖墙,一直通到天花板,形成一个十二英寸深的夹层。为了对称,壁炉的另一边也砌了一道墙,但那一边是空的。尸体就在假墙与屋墙的夹层里。为了掩饰,这个房间还重新贴过墙纸。你看,烟囱的突出部位与假墙用了同样的墙纸。”

汉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几片破碎的墙纸都带着相同的霉斑,不但依附着壁炉架上方的壁炉腔正面,也贴满了砖墙,包括掩盖了尸体的那部分。这是一种老旧的墙纸,上面印有玫瑰花蕾的图案,但在壁炉旁边,在房屋原先的墙壁上,一层年代更加久远的肮脏条纹图案墙纸也依稀可辨。

汉利站起身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你最好把工人们叫下来,让他们回去。这里现在由我们接管。”工人们纷纷走出瓦砾堆。汉利转向他手下的两名警察。

“继续保留警戒线,”他说,“把这个地方封锁起来。再多叫点人来,多设几个路障。我要你们把这个地方四面都围起来,谁也不准进来。我去加派更多人手来这里,还有刑事技术人员。未经他们允许,什么也不要碰。明白吗?”

两个警察敬了礼。汉利又回到汽车里,给总部打电话。他吩咐了几件事,然后,又把电话转到刑事调查部门的技术科。技术科设在赫斯顿火车站后面一座模样刻板的维多利亚式旧兵营里。他很幸运,接电话的是刑侦队长奥基夫,他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汉利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以及需要的帮助。

“我这就派他们过去,”奥基夫的声音在电话里噼啪作响,“你要谋杀组的人也去吗?”

汉利抽了抽鼻子:“不用了,谢谢。我认为我们分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有疑犯了吗?”奥基夫问道。

“噢,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汉利说。

他又自己开车返回那个小饭店。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试图穿过警戒线到里面去。这一次,值勤的巡警可没这么好商量了。

在餐馆里,汉利发现司机还坐在吧台前。那老头坐在后面,已经吃完了饭,正小口喝着茶。他凝视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她了。”汉利说。他朝桌子俯下身去,说话的声音很轻,不让餐厅里的其他人听到。

“我们还是走吧,嗯?拉金先生?去局里,怎么样?我们要谈谈,行吗?”

老头一言不发地迎视着他。汉利意识到,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开过口。老头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恐惧?放心?很可能是恐惧。怪不得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害怕。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汉利一只手坚定地挽住他的胳膊,他们一起朝警车走去。司机跟过去,坐到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萧瑟的寒风把太妃糖纸吹得满街飞舞,就像秋天的落叶,但街上没有一棵树木。汽车驶离了街边。老头躬身坐着,默默地凝视着前方。

“回局里。”汉利说。

任何国家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充满振奋和猜测。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单调乏味的程式和手续,还有行政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

大个子比尔·汉利亲眼看着老头被关进拘留所后面的一间拘禁室里。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要求找律师。汉利还不想起诉老头,毕竟,他还能以嫌疑人的名义拘留老头至少二十四个小时。首先,他需要的是更多事实。他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我们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曾这么告诫他。很好的忠告。由于手续不全而在法庭上败诉的案子,要多于靠聪明才智的胜诉。

汉利正式通知市验尸官办公室,报告一起死亡事件。他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在那位资深公务员要去吃午饭前找到了人。接着他又通知位于长途汽车站后面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说下午有一具尸体需要彻底尸检。他追踪到了法医蒂姆·麦卡锡教授。教授在基尔德尔俱乐部的门厅里静静地听完电话,然后叹了一口气——菜单上美味的野鸡胸脯肉看来是吃不成了。他答应马上过来。

要组织人去找些帆布屏障,还要安排一些人带上铁锹和十字镐到梅奥路去报到。他把正在食堂吃午饭的三名刑警叫来办公室,自己准备了两份三明治和一品脱牛奶,边工作边吃了起来。

“我知道你们很忙,”他告诉他们,“我们都很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尽快了结,应该用不了多久。”

他任命首席侦缉督察为犯罪现场调查员,让他立即去梅奥路;又让两名年轻的侦缉警长分头执行任务,其中一个去详细调查那座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那房子归老头所有,是自由产权。市政厅地税局会有该房屋过去的交易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详细信息在财产注册中能找到。

另一名侦缉警长干跑腿工作。他要去查访梅奥路的每一家老住户,他们现在大都被安置在政府建造的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打听流言蜚语,还要走访小店老板,该小区拆毁前十五年间的巡警和当地牧师——所有了解梅奥路和老头情况的人,年头越久越好。而且,汉利还强调,调查对象还包括知道已故拉金夫人的任何人。

他还派出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他在拆房现场看到的被房管局货车运走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家具等,都拉回警察局的院子。

当他站起来伸懒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让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去。他自己喝完牛奶后,又等了五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坐在桌子旁,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墙壁,一名警察站在门边。

“他说过什么没有?”汉利轻声问那个警官。

“没有,长官。什么也没说。”

汉利点点头示意他离开。

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他在老头对面坐了下来。市政厅的记录显示,老头的名字叫赫伯特·詹姆斯·拉金。

“嗯,拉金先生,”汉利温和地说,“你觉不觉得,把情况坦白告诉我才是明智的做法?”

经验告诉他,没必要去吓唬这个老人家。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黑社会的街头地痞。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凶手,全都胆小而温顺。他在桌子对面显得高大而富有同情心,他们就纷纷把不堪的细节交代了出来,并很快显得如释重负。这个老头儿慢慢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会儿后,又低头去看桌子。汉利掏出一包烟,打开烟盒。

“抽烟吗?”他问道。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汉利说,但他把敞着盒盖的香烟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盒火柴。

“你本事不小,”他承认道,“在那座房子里坚持了好几个月,但迟早还是斗不过市政厅。这点你也懂的,对不对?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派法警过来,那滋味儿一定不好受。”

他等着对方发表评论,等着老头显露出任何打算交流的迹象,但没有。没关系,等待一个人开口说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的,而且他们迟早会说出来。说出来才会轻松,才会卸去负担。教会最清楚一个人在忏悔之后的轻松了。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多少年的担惊受怕和等待?从第一辆铲土机开到那个地方起,已经多少个月了,嗯?老兄,你肯定没少受折磨。”

老头抬起眼皮,与汉利的目光相遇,他也许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多年自我封闭的人或许是在寻求一丝同情。汉利觉得他快要开口说话了。老头的眼光飘移过去,掠过汉利的肩头望向后墙。

“这事结束了,拉金先生。全结束了,迟早会水落石出的。我们会追溯过去那些年月,慢慢地,一点点把真相拼凑起来。你知道的,是拉金夫人,对吗?为什么呢?她有了别的男人?或者只是吵了一架,还是只是一场意外?所以你害怕了,然后你就那么干了,过上了隐士那样的生活。”

老头儿的下唇颤动了,他用舌头去舔。

有突破,汉利想,现在快了。

“你一定过得很糟糕,这么多年了,”他继续说,“孤身独居,没有以前那样的朋友,就你自己。心中老是想着她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就在壁炉旁边的砖墙里面。”

老头儿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对往事的震惊?或许休克疗法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他眨了两下眼睛。我差不多要成功了,汉利想,我马上就成功了。但当老头的目光转移回来与他的目光相遇时,那双眼睛又变得空洞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汉利又耗了一个小时,但老头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随你便吧,”汉利边说边站了起来,“我会回来的,我们还得谈谈。”

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