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下士班长古利亚耶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在我们看来，他能教我们什么啊？其实也就是教我们怎样战场求生……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全套的军服：军大衣、船形帽、军便装、军裙。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作这么小尺码的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于是就发给了我一双四十二码的大皮鞋，穿鞋脱鞋都不用解开鞋带，直接就可以把脚插进鞋筒。这双皮鞋那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队方步的时候，石子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大皮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难看死了！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您三次额外勤务！”

我回答说：“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没迈出腿就摔倒了，人从鞋子中甩了出去……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五码的高筒靴……

——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纪律、条令、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就是每天站岗放哨守卫飞机。按照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竟然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对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高级飞行员）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都是一头长发，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分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姑娘们一边剪一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发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队长同志，您的命命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

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

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就在镜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必须如此！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

训练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牺牲了两组学员，一共四口棺材。我们一共三个团，大家都伤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来说话了：“姑娘们，擦干眼泪吧。这还只是我们的第一次损失，以后还会很多。你们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

后来在战争期间，我们再也没有在安葬同伴时流泪，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们驾驶的是战斗机。对于所有女性身体来说，高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有时好像肚子直接顶住了脊梁骨。可是我们女孩子们飞得很棒，屡创奇迹，还有尖子飞行员！就是如此！您知道，我们飞行时，就连男人都看得惊奇：女飞行员又升空了！他们很羡慕我们……

——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

（空军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兵役委员亲自接待了我，他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愿意去高射炮部队吗？”高射炮？这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建议：“那我们把您派到游击队去吧。”我问他：“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最后兵役委员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

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可爱啊……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的……”在当时那种好心情下，接下来自然发生了些什么，人们都说，想从战争中洁身自好地走出来真是太难了。战争是个地狱。

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到达还没几分钟，主治外科医生出来打量我们一番，就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史蒂倍克美国重型卡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上手术台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了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儿，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两三个伤员中总有一个不治而死，我们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我们在士麦林卡火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火车停了下来，我们都四散逃离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阑尾，今天就已经在奔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一整夜躲避飞机，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样钻到地下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啊，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笑声。其实，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不是吗？我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树厉声尖叫……

我是在维也纳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动物园。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大家都被带到了集中营去看展览受教育，但我并没有去……直到现在我还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不去？……其实就是不想难受，就是想高兴点、开心点，想看看另一种生活……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我们家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的，我们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敌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又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打声招呼，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被扫射过了。

我们到达了前线。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肥皂还没有运到，原来的已经用完了。衬衫都很脏，满是虱子，还尽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难很难……

——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战洗衣队战士）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一个伤员，常常会想起那张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骨头都出来了……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口，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看到这样子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好可怜。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哼！”我心里责备自己，“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软弱的造物，还恶心啥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就这样，我开始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凤尾发型上戴一顶船形帽。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您知道吗？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遇到了空袭……敌机一遍一遍地轰炸，没完没了地轰炸。人们都争先恐后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声音微弱地呼喊：“帮帮我……救救我……”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护挎包的分量，还有一种负疚感。恐惧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扭头就往回跑：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到深夜才结束。清晨又下了一场雪，大雪覆盖上很多很多的尸体……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举着……伸向天空……您不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幸福感吗？我告诉您：突然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那种感觉就是幸福……

——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

（护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死者……我低头站在他旁边哭……痛哭不已……就在这时有伤员喊叫起来：“快来给我包扎腿啊！”他的一条腿在裤子上摇晃着，已经被炸断了。我撕下他的裤子。“把我的腿给我，放在我旁边！”我就那样做了。他们只要还有意识，就绝不丢下他们的手臂或腿脚。他们要回自己的断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

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扫射之后便开始地毯式轰炸，炸烂了这片地方。我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

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附近，挖个坑，把他们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轧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森林里去，特别是到长着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种地方停留……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

（骑兵连卫生指导员）

在前线我失声了……我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乡我的嗓音才恢复了。晚上亲朋好友聚餐时，几杯酒下肚大家就说：“来，维拉，唱一个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离开家上前线时，可以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个成绩优异、品行良好的苏联女中学生。可是到了前线……在那里我开始祷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祷，出声地祷告，祈祷词也很简单……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话……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妈妈。真正的祈祷方式我并不知道，我从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人看见我祈祷，我是暗地里悄悄祈祷，小心翼翼。因为……我们那时是另外一种人，当时都是另一种生活。您明白吗？我们想事情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明白……因为……我来给您讲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对于一个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们绝对不理解，说是如果耶稣爱你，为啥他不来救你啊？我是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读《圣经》的……现在我要一辈子读《圣经》……说回到那个士兵，他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种人……该怎么向您解释呢？该怎么解释啊……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样……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也是杀生的。现在想到这些了……是因为我老了吧。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我嘱咐女儿们，在我死后，我所有的战斗勋章都不要送进博物馆，要交到教会去，送给神父……那些死者，他们经常来到我的梦中……被我杀死的人们……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梦中来看我。我睁大眼睛找啊找，也许有人只是受伤，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死了……

——维拉·鲍里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可是给妈妈写信我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道：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玛丽亚·赛丽维斯特罗夫娜·巴若科

（战地护士）

我出生在克里米亚……距离敖德萨不远。1941年，我从克尔登姆区的斯洛博德中学十年级毕业。战争爆发后，开始几天我一直从电台收听广播。我听懂了，我军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员会要求参军，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里两次，两次被拒绝。7月28日，后撤下来的军队通过我们斯洛博德，我就与他们一起奔赴前线，根本没有什么入伍通知书。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枪林弹雨中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过了十天后，我自己也被打伤，我就自己把弹片拔出来，自己给自己包扎……

1942年12月25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三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士兵——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当时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想知道我当时感觉到痛苦没有？太可怕了，我的妈啊！可是最终，一声枪响也没有……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就算是发了新衣服过两天也全都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我们要把那些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还要拖走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军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带走……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伤员，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就要来回这样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员的体重。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娘家姓古哈尔斯卡娅，卫生指导员）

那是1942年，我们越过前线去执行任务，隐蔽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是在深夜，他们一个劲儿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像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好像总是人影绰绰……鬼怪精灵在附近……而我孤单一人……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或者一口气急行军转移三十公里，背着全部战斗装备，又热又乏，连马匹都累瘫了……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问在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等我答复……我知道你在等什么答案……你以为我的答复一定是，战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这样吧？我认识你那帮哥们儿，新闻记者那些玩意儿……哈哈哈……你怎么不笑啊？啊？

其实我要说的是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在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裤，这才是最可怕的了。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形容不出来……嗯，首先吧，非常难看……你上了战场，本来是准备为祖国去牺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裤。看起来总是很可笑、很荒唐。那时候的男式内裤都是又长又宽，是用棉缎制作的。在我们掩蔽洞里有十个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裤。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过了四年。

后来我军反攻，打出了苏联边境……用我们政委给我们上政治课时的话说，就是我们打到野兽的巢穴去了。我们到达第一个波兰村庄附近时，全都换了服装，上级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还第一次给我们送来了女人内裤和胸罩，整个战争中这可是头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吗？我们总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为什么不笑？你哭了……是啊，为什么要哭呢？

——萝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准我上前线……我当时刚过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入伍通知书送到她家，她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妈妈不许我去参军，她说：“尼娜，你才几岁啊？再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母亲就是疼爱孩子。

战士们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都很体贴照顾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军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伪装隐蔽在我们后面。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这是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小宝贝？”

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时发出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还有野兽般的狂叫。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着他们，但只是稍稍靠后，可以说就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间扭在一起厮打……往死里整，砍杀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里捅，往眼睛里扎，往心脏和肚子里戳……这情景……怎么描述啊？我太软弱了……不能描绘那场面……一句话，女人从来不会见识到男人会这样子，她们在家时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没见过。叫人毛骨悚然……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还经常在夜里做噩梦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我总是被我自己的惊叫声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

（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们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那儿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是生死交关之地……鲜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红了……而我们必须从伏尔加河这边跨到对岸去。根本没有人理睬我们的央求：“你们在说什么啊，丫头们？谁会需要你们这些人啊！我们需要步枪和机枪射手，不是通信兵。”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八十多个女孩子。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小女孩没人要，嫌我们个子太矮，没有长大。他们想把我们留在预备队，于是我拼命大哭起来……

第一次作战，军官们就不断把我从掩体上推下去，而我总要从战壕里探出头，好能亲自看到一切。那时是充满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连长就大声吼道：“列兵谢苗诺娃，列兵谢苗诺娃，你疯了吗！我的小祖宗啊……敌人会杀死你的！”我当时还不能够明白，我只是刚刚来到前线，怎么就一定会被杀死呢？我那时还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么寻常的事情，又是多么随意的事情。死神是不请自来而并非相约而至的。

破旧的卡车拉着增援部队上来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发给他们每人两枚手榴弹就投入了战斗，根本没有枪，枪支只能用在正规的战场上。一仗打下来，没有谁还需要包扎抢救……全都战死了……

——尼娜·阿列克赛耶娃·谢苗诺娃

（列兵，通信兵）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全部战争……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一边哭着小声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哭着，还一边温柔地哄他。这时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粗鲁……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像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有很多很多伤员要救。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阳晒过的土豆……他们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势还是像在奔跑一样，却已经横尸在被炮弹翻耕过的野地里……就像散落的土豆……

——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

（列兵，卫生指导员）

我现在已经说不清那是在哪儿，是在什么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伤员挤在一个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伤员从战场直接运来，很多很多。好像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来歇口气，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过去。但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没有负伤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国兵走过我们的部队。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褴褛的毛毯盖在脑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结了冰。严寒使得森林里的鸟儿都飞不起来，连鸟儿都冻僵了。在俘虏行列中有个士兵……还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我当时正推着一独轮车的面包去食堂。他的眼睛就一直离不开我的手推车，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独轮车。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个面包，掰了一块给了他。他拿在手里……还不敢相信。他不信我会给他面包……不相信！

我当时心里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我当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而惊讶……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