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祖国、斯大林和红色印花布

那是一个春天……

我们的一批年轻士兵牺牲了,他们死在了春天,在三月和四月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春天,已经是鲜花盛开了,每个人都在盼望胜利,这时候埋葬死者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和沉重。也许别人已经对您说过这些吧,那也请再记录一次吧。我的记忆太强烈了……

我在前线一共两年半的时间。我这双手做过成千上万次包扎,清洗过成千上万的伤口,包扎了一个又一个……有一次我去换围巾,头一靠在窗框上,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才感觉好些。医生看到我这样,破口大骂,可我什么都听不明白……他离开之前,命令我做两次额外勤务,我的助手向我解释怎么回事:因为我离开岗位超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发现我睡着了。

现在我的身体也很不好,神经衰弱。每当有记者问我:“你得过什么奖章啊?”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没有得过奖励,上级从没发过我奖章。也许有很多人都没能获得奖章,但是每个人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全力以赴了……难道能够奖励所有人吗?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最大的奖赏,那就是5月9日,胜利的日子!

我还记得一个不寻常的死亡,当时没有人想得通,也找不出原因,但我一直都记得……就在我们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天,有一个大尉死去了。我们知道,在占领期间他的全部家人都死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一直在等待胜利……他生怕死得早了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要踩上敌人的国土,看到敌人的痛苦、敌人的悲伤,要看到敌人怎样哭泣,敌人怎样受难,要看到敌人的家园变成废墟瓦砾……可是他突然就死了,并没有受过伤,什么都没有。原来,他是达到目的了,他看到了一切,然后就死去了。

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会想起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死了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库拉耶娃

(护士)

我请求离开火车赶往前线,马上就去。我的部队已经开拔了,我要追上部队。同时我心里有数,要是从前线回家,哪怕是花上一天时间,也比从后方走要早到家。我把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我们的姑娘现在也都还记得说:“她当时不想在狙击连呢。”实际情况是,我到了狙击连,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又找到了一些穿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那是前沿阵地。我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摸爬滚打,急速奔跑我都行……只是血腥味太重,我一直不习惯血腥味……

战争结束后,上级把我分配到产房当助产士,可是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很短……因为我对血腥味过敏,身体碰不得血。我在战争中看到过那么多血,已经不能再继续看下去,身体不能再碰更多的血了。我于是离开了产房,转到急救室。我浑身都生了皮疹,喘气都困难。

我曾经用红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件上衣,但是只穿了一天时间,双手就长满了斑点,发成了水泡。原来,无论是红色的棉布或红色的花朵,不管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我的身体都不能接受。任何红色,任何血的颜色都不行。现在我的家里就是没有任何红色,绝不能有红色。人的血液是非常鲜艳的,不管在大自然中还是在画家的作品中,我都没有见过这样鲜艳的颜色。只有石榴汁有些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像那种成熟的石榴……

——玛丽亚·雅可夫列夫娜·叶若娃

(近卫军中尉,狙击排排长)

呵呵呵……哈哈哈……所有人看到我身上的色彩都会大笑起来,因为我总是穿得五彩缤纷,就是在战争中我也是如此。我并不是军人,身上就戴着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还好我们的长官思想开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民主。他不是军人出身,是从大学来的。您想想看,他是一位副教授呢,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在那个时候他可算是异类了,一只珍禽异鸟飞到了我们这里……

我喜欢戒指,虽然都是便宜货,但是我有很多,两只手上全戴着戒指。我喜欢良好的心灵状态,我追求时尚,收藏各种小饰物,琳琅满目,多不胜数。我们家里人都嘲笑我:“我们这位狂热的小莲娜,她过生日还有什么礼物好送呢?当然戒指是不嫌多啦!”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个戒指是哥哥用旧罐头盒子给我做的,还有一个是用酒瓶底的玻璃,磨啊磨啊,磨成了一个吊坠,那是一块绿色碎玻璃,还有一个是浅咖啡色的玻璃吊坠。

我身上挂了一大串,就像喜鹊一样,全都闪闪亮亮。没有人相信我是在战争中,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是在此刻,我和你坐在这儿谈话时,我也不相信呢。不过在我的首饰盒里,还有一枚红星勋章,最美丽的勋章……真的,好看吧?那是上级特别颁发给我的。哈哈哈,严肃些说的话,算是历史证明,对吧?你的这个玩意儿,录音机,还在记录吧?就是说,为了记录历史……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我不是个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无法活下来。我从来不羡慕男人,无论是儿童时期、少年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很高兴做一个女人。有人说,武器,冲锋枪啦、机关枪啦,都是美丽的东西,里面有许多人的思想和激情,而对于我来说,武器从来都不是美丽的。我看到过男人如何对一支漂亮的手枪大为歌颂赞叹,但我确实无法理解。我就是一个女人。

为什么我一直孑然一身?我从来没有过未婚夫。追求者倒是很多……但我还是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的女伴全都很年轻,我热爱青春,我害怕战争,但更加害怕衰老。你来得太晚了……我现在所想的都是关于衰老的问题,而不是战争……

你的这玩意儿还在记录呢,对吧?是为了历史,对吧?

——叶莲娜·鲍里索夫娜·斯维亚金采娃

(列兵,枪械员)

我,终于回家了,家里人都还活着……是我的妈妈保护了所有人:爷爷和奶奶、妹妹和弟弟,现在我也回来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带回来一大堆奖章,我也带回来一枚勋章和两枚奖章。但是在我家里,名次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大英雄是妈妈。她保护了全家,既保护了家人也保护了房子,那是一场那么可怕的战争啊。爸爸从来都不佩戴任何勋章或者军功章,他认为在妈妈面前夸耀战功是很羞愧、很尴尬的,因为母亲没有任何奖章……

但是,在这一生中,我从没有像爱妈妈那样去爱过任何人……

——丽塔·米哈伊洛夫娜·奥库涅夫斯卡娅

(列兵矿工)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久以来,我早就和死亡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要这样说,那是一种奇异的关系……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那天我就坐在这辆电车上。突然间电车停了下来,有乘客尖叫起来,有女人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好喊的。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可怕,我在前线死人见得多,没有任何反应。我已经习惯于在死人中间活着,与死者为伍。我们就在尸体身旁抽烟、吃饭、聊天。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既不在远处,也不在地下,就像和平生活时一样,永远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就是看到棺材也害怕。这种感觉过了几年之后又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和其他人一样了……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

(中士,狙击手)

那是发生在战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正在剧院里看戏。中场休息期间,灯光亮起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顿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政府包厢中,坐着斯大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被捕了,我的哥哥在劳改营里毫无音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泪水夺眶而出,幸福得喘不上气来!整个剧院大厅都沸腾了,观众们全都站立起来了,鼓掌长达十分钟!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向了战争,参加了战斗。可是在战场上,我听到过悄悄的对话……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伤员在走廊里边抽烟边交谈,当时有人睡了,有人没有睡。他们说到了图哈切夫斯基,说到亚基尔,还说到几千名失踪者,还有几百万受难者!他们都去哪儿了?乌克兰人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他们是如何被镇压……他们把那次斯大林制造的饥荒称为大饥荒,悲痛欲绝的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乌克兰的土地是那么富有,插下一根小树枝就能长出一棵大树。德国战俘们都把乌克兰的土壤倒进包裹里寄回家去。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肥沃,地表以下一米深的土都是黑色的,即使地表层也都能丰收粮食。他们的对话很轻,声音压得很低。人们从来不聚众谈话,永远是两个人。第三个人就多了,因为第三个人可能就会告密……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笑话是为了不要哭,就是这个意思……话说有一天深夜,在一个板棚里,囚犯们躺在地上聊天。他们互相询问:“您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有个人说,是因为说了真话;第二个人说,是因为父亲;第三个就回答说:“是因为懒。”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惊讶。那人就解释说:“是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伙人坐在一起聊大天说笑话。有一次回家晚了,老婆问:我们是现在就去告发他们,还是等到明早再去呢?我就说:明天早上再说吧,现在想睡觉。于是被别人先告发,一大早就被抓来了……”

你说这事情滑稽吧?但是却叫人笑不出来。倒是让人想哭,应该是哭。

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在等待亲人从战场回来,我和妈妈却等着亲人从劳改营出来,从西伯利亚回来……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证明了自己的热爱,现在他们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弟弟是1947年才回来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爸爸。我最近去乌克兰看望我在前线时的女伴们,她们住在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大村庄里。在村庄中间竖立着两座方尖碑:一座是纪念死于饥饿的半个村子的人,还有一座是纪念死于战争中的全村男人。而在俄罗斯又怎能计算得过来?幸好总还有人活着,你们可以去问活着的人们。亲爱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写写我们的痛苦吧,我们有流不尽的泪水。我的姑娘……

——纳塔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库普里亚诺娃

(外科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