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沃德利,”我说,“你看上去很邋遢。”可是,我的话音颤抖起来,使我想表达的意思变弱了许多,我是想让他知道我并不怕那支枪。

“我刚才,”他说,“埋了个人。”

天上的云走得很快,淡淡的月光时隐时现。即使这样,我仍能看清楚,他身上沾满了湿漉漉的沙子,就连头发上、眼镜上都是。

“咱们在防波堤上散散步吧。”他建议说。

“这很难办到,”我告诉他,“我踢斯都迪时把脚弄伤了。”

“是的,”沃德利回答说,“他认为是你踢的他,他感到很生气。”

“我等着他今天来找我。”

“我们再也不会看见他了。”沃德利说。

他把枪筒轻轻地摇晃了一下,好像是让我坐在屋里最舒服的那把椅子上。我往前走了几步,他跟在我后面。

这段路可真不好走。防波堤顺着沙滩、沼泽地和海湾延伸,有一英里多地。防波堤顶部有的地方很平,但有时你不得不跳过四五尺宽的小沟,再不就得挑好道走。天又黑,再加上我身上的伤,我们走得很慢,可他几乎并不介意。在我们身后,商业大街上偶尔有辆小汽车驶过,向转弯处开去,不是到普罗文斯敦酒家就是继续往前开,穿过沼泽地,上了公路。我们沿着防波堤走了几百英尺后,这些车子就离我们很远了,车灯看上去好似海上的船灯,离我们很远,很远。

潮水还很高,但已经开始退了。防波堤的巨石高出水面八九英尺。脚下是从沼泽地那边涌回来的海水,流经防波堤时发出轰轰的响声。我大脚指头和肩膀一阵阵隐隐作痛,但我只好挺着。如果我的生命就将在这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结束,那倒没什么,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地方。我仔细听着海鸥那不安的扑打声,对我们这种夜间“散步”不满地叫唤着。在晚间,这种叫声可真够响亮的!我感到似乎能够听到水湾里大叶藻的晃动声和海绵动物在牡蛎壳上吃东西的声音。海浪上下波动使漂浮在水面上的杂物与小浪花轻轻地拍打着防波堤的石头。这是个没有风的夜晚。要是没有十一月的寒气的话,宁静的海面会让人以为现在是盛夏。但不是,这无可争议的是晚秋的夜色!北方的寒冷充满了宁静的夜,它告诉我们,在永恒之中,充满魅力的王国是冰冷而寂静的。

“累了吗?”他问道。

“你想一直走到头吗?”

“是的,”他说,“我事先告诉你一声,过了防波堤,你还得走上半里地的沙滩。”他向左指了指,可能是在防波堤与一英里地远以外的灯塔中间那个地方。灯塔坐落在科德角海滨外滩的末端。那片沙滩上没有人家,也没有正式的路,只有四辆交通工具可并排走的小道。十一月的夜晚,那儿非常静。

鬼城曾经在那儿兴隆一时。

“那可够远的了。”我说。

“看看,你是不是能走完。”他回答说。

他离我有好几码远,这样就用不着用手端着枪。当我碰到难走的地方(有一两个斜坡因为潮水的流动变得很滑),他只是站着不动,等着,直到我走了过去,他才肯迈步。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情绪又上来了。在这危急关头,车的消息并不重要。我的大脚指头,不管是断了还是没断,似乎能动弹一点儿了,受伤的那条左胳膊上下动几下也不疼了。除此之外,我一点也没感到害怕。尽管我在监狱里对沃德利有了点儿了解,我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毕竟在被开除那天,看到他哭了,另一方面,我不想做些野蛮的动作以刺激他勾扳机的手指头。年轻时他的确是很危险的。

走完了一大半路以后,我要求休息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坐在离我十英尺远的地方。我俩坐得不算太远,可以交谈。现在,他把枪握在手里。就是在这儿,他很快地告诉我一些细节。他想跟我谈谈。

简述一下就是:尼森死了。斯都迪死了。贝思和博洛·格林离开了镇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问。

“博洛杀斯都迪时我在场。而且我肯定看见贝思和博洛离开了镇子。嗯,是我给了他俩钱。他们是坐你砸坏的那辆车走的。都是她的车。”

“他们到哪儿去了?”

“贝思想到密执安州(密歇根州)去看父母。很明显,他们是想隐居在查尔瓦科斯。”

“博洛可以在查尔瓦科斯大出风头了。”

“漂亮的黑人除了在新港以外,到哪儿都受欢迎。”他绷着脸说道。

“难到贝思没想想蜘蛛吗?”

“我告诉她,说他把她给遗弃了。她似乎没感到惊慌失措。她说,她打算把房子卖了。我想她一直在想密执安。”

“她知道斯都迪死了吗?”

“当然不知道。谁能告诉她呢?”

我试图用得体的方法问他下一个问题。好像我一直和一个陌生人谈话,并且刚刚给他讲了个波兰笑话。现在,我想问,“你是不是有机会变成波兰人?”所以,我以相当中肯的语调问道:“你知道谁杀了蜘蛛?”

“要是你想知道的话,那就是我。”

“你干的?”

“很贪婪。”沃德利说。

“你是不是想敲我的竹杠?”

“对。”

“我可以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蒂姆,我认为你近来跟人脑袋有牵连。至于尸体,你知道,是蜘蛛跟斯都迪处理的。”

我冒险猜测了一下。“是他俩埋的尸体?”我问。

“那两个女人。”

“埋在哪儿啦?我想知道。”

“我俩就到那儿去。”

“那可太棒了。”

我们都不吱声了。

“就在鬼城那儿。”我说。

他点了点头。

“你知道鬼城的事儿吗?”我问。

“当然。帕蒂·拉伦告诉我的。她离不开那个地方。遗憾的是,她的尸体分散得太远了。”

“从她的角度看,是这样。”

“她的脑袋在哪儿?”沃德利问。

“在海底。我就知道这么多。不是我亲手干的。”

“反正我不想帮她这么大个忙,”他说,“把她的脑袋跟身子接上。”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斯都迪和蜘蛛都埋哪儿啦?”我问。

“不远。我把他们埋在一块儿了。两女两男。他们彼此离得很近,所以如果灵魂升天时他们会互相帮助的。”他忽然感到想笑,但因为他没笑出声来,所以我们俩谁都不会认为我会跟他一块笑出声来。

然后,他举起枪,朝天上放了一枪。“嘭”的一声,就像个吹鼓了的纸袋被突然拍破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没什么可值得庆祝的。

“你放枪干吗?”我问。

“太兴奋了。”

“噢。”

“我感觉很好。我把该埋的都埋了。干得不错。”

“博洛没有帮你一把吗?”

“当然没有。我把他和贝思打发走了,这我刚才告诉你了。他太操蛋了,不能让他在这儿久待。我告诉你他很强壮,他用手把斯都迪给杀了。把他给勒死了。”

“在哪儿?”

他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种邪恶的神色。我说的是似乎,因为我在月光下看不清楚,但我感到他是故意不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会让他感到很愉快。

“你为什么想知道那件事?”他终于开口说。

“好奇。”

“求知的欲望可真强烈啊,”他说,“你以为,如果我把你给杀掉了,我不是说我想或不想——说老实话,我没有理由——你以为,如果我回答了你提出的几个问题,你到那个黑暗的世界里就能够更好地武装起来吗?”

“是的,我想我的确是这么感觉的。”

“太好了,我也是。”他狡诈地一笑,“这全都发生在普罗文斯敦的森林里。斯都迪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个窝棚,孤零零的一间小房。我们吵了起来。”

“你把那两个家伙打死后,领着博洛去拜访贝思。”

“是的。”

“他和她走了。就是这样吧?”

“昨晚他们俩待在一起。很明显,在你离开博里格后,她跟他玩得很开心。所以,我催促他们一块儿去旅行。”

“但博洛干吗要杀斯都迪呢?”

“因为我事先告诉他了。”沃德利点了点头,“我说,斯都迪杀了帕蒂·拉伦,并把她的尸体喂他的狗了。”

“我的上帝呀。”

“斯都迪一条狗也没有。”沃德利说,“据我所知。但你会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来的。这小子是条野狗。”

“可怜的斯都迪。是他杀死了帕蒂·拉伦吗?”

“不是。”

“谁干的?”

“可能过一会儿我会告诉你的。”他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觉得他的枪口可能会低一点儿了,但没有,一点也没有。它一直对着我。那圆圆的枪口产生的效果就像检察官眼睛上的两个高光点一样有力。

“我看,”最后我嘟哝一句,“咱们该走了。”

“嗯。”他说,然后站了起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可以再问你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怎么把这两个家伙的尸体弄到鬼城的?”

“我把他俩塞进我车子的行李箱里,然后把车开到我租的那幢房子那儿。那幢房子地处滩角。那儿没人。所以,我没费劲儿就把两具尸体拖到我船上,是在白天干的。”

“尸体不沉吗?”

“我看来真没劲。”

“你以前身体很弱。”

“蒂姆,我现在是在做工抵补。”

“我应该干。”

“可能,你必须要干。”

“你用船把尸体运到鬼城,然后就把它们埋了?”

“只是那两个小子的尸体。实际上,我一开始就该干埋人这个活儿。我要不把那个小活儿分派出去,蜘蛛和斯都迪不可能会屡屡对我施展这样的手段。”

“但无论如何,你在把他俩埋了后,又把船开回到滩角那幢房子那儿了吧?”

“是的。”

“然后,信号发送器就把你带到了我这儿?”

“不,你把我的信号发送器给扔了。”他又一次令人费解地笑了笑,“我是碰巧遇上你的。”

“那可够可怕的了。”

“我喜欢这样,”他说,“这可能是天意。”

“是的。”我说。

“你有记忆幻觉吗?”他问,“这种能力总跟着我。我琢磨我们是不是不止一次不在同一个环境中了。也许,下次我们应该干得更好一些。”

“我可不知道。”我说。

我们继续朝前走。“我得承认我在找你的车。”他说。

“我到处转悠,终于看到了你的波其车。”

“我说不好这叫我感到高兴还是忧伤。”我回答说。可能是天意,但我不得不表现出病人在手术前那种愉快的幽默感。

我们继续往前走,谁也没吱声。在我们下面,水面粼光闪闪。我思索着浮游生物的发光活动,但脑袋里空空的,什么新玩意儿都没有。我们来到前进道路上最深的一个裂沟。由于我跳不过去,我只好顺着边上的小石头往上爬,结果把手划了个口子。听到我的咒骂声,他以同情的语调说:“让你走这么远可真够狠心的了,但这很有必要。”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啊,走啊,最后只是双脚有节奏地一个劲儿地往前挪动。所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来到离我们的出发点有一英里地远的另一个海岸了。现在,我们离开防波堤,沿着海湾沙滩的最后一个海湾走着。脚踩着湿乎乎的沙子,冰凉冰凉的。但渐渐地,海滩变干了。月亮躺在云朵里,四周很黑,每走一步都得很小心。在沙滩上,不时会遇到旧船板,硬邦邦地躺在那儿,像一具具尸体,月亮似的发出淡淡的银光。你可以听到退潮声,惊飞的矶鹞的尖叫声,螃蟹爬的沙沙声和地鼠的叽叽叫声。我们的脚踩在牡蛎壳、尖嘴蛤壳、空帘蛤、贻贝和油螺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被踩碎时,这些钙质的东西能发出多少响声?干枯的海草和果囊马尼藻在我们脚下像花生壳一样发出嘎嘎的响声。在逐渐退去的潮水上面,黑乎乎的海港浮标显露出来。

我们大约走了半小时。在水边,粉色的水母和月水母懒洋洋地浴着月光,好像太阳光下的肥胖女人。人们称为美人鱼头发的海草被冲到了岸边。我在潮水边上湿乎乎的粼光闪耀处走着,好像我生命的最后几束光线可能要和这些冷光溶在一起似的。

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条沙地,和其他沙地没什么两样。他用手指了指一小块低洼沙地。这块沙地穿过一片高草,一直通向海滩洼地。如果你坐在那儿,根本就看不到海湾。我试图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在鬼城的沙地上,但我怀疑,鬼魂们是不是在这儿定居。在我们面前,光秃禿的,一片漆黑。在这片沙滩上,风一定会很厉害的。我想,鬼魂乐意群聚在一个世纪前漂向商业大街的那些小木房子附近。

“帕蒂的尸体就埋在这儿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他点了点头。“我看不见我把他们埋在哪儿了,是吗?”

“是的,光太暗了。”

“在大白天也看不见。”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埋在哪儿的?”

“根据他们和这些灌木的位置来断定。”他说,用手指了指低洼地边上的几株植物。

“似乎不太清楚。”

“你看见那个翻过来的马蹄蟹壳子了吗?”我点了点头。“再仔细瞧瞧。我往里面放了块小石头,这样它就不会动了。”

在这昏暗的月光下,我根本没看见,可我假装看见了。

“帕蒂·拉伦,”沃德利说,“就埋在那个蟹壳下,杰西卡埋在她右边四尺远的地方,蜘蛛埋在她左边四尺远的地方。斯都迪在蜘蛛左边四尺远。”

“你选好埋我的地方了吗?”这是我想说的一句话——这是勇敢的病人冲动时最起码的要求——但我并不相信我的声音。我感到嗓子有点沙哑。真有点荒唐,现在,在临死前,我的心情就和我在高中第一场足球赛发球前的心情一样。确实,我的心情没有我在金手套大赛第一场比赛时紧张。是不是生活把我的心冻成冰了,或者我还在严密注视,准备抢他的枪?

“你为什么要杀死帕蒂·拉伦?”我问。

“别那么肯定说就是我干的。”他回答说。

“杰西卡是谁杀的?”

“噢,不,劳雷尔在性格上有些严重缺点,但我绝不能杀她。”他用没拿枪的那只手摆弄着沙子,好像是在苦思着下一轮该说些什么。“听着,”他说,“我想我还是告诉你吧。”

“我希望你能这样。”

“这又有什么关系?”

“正像我说的那样,有关系。”

“要是你直觉真准的话,那就甭提多有趣了。”

“请告诉我。”我说。我好像在对一位年长的亲属说话。

他喜欢这样。我相信,以前他从没听见过我的话语里有这种音调。“你知道,你是个多粗野、龌龊的人吗?”沃德利问。

“我们总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告诉他。

“你是个贪婪得叫人害怕的角色。”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明白你干吗要说这些。”

“我朋友伦纳德·潘伯恩在许多方面都很蠢。他声称自己在同性恋群体中寻过欢、作过乐,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沾过边儿。他是壁橱里的生物。他的同性恋欲望叫他吃了不少苦头!他感到万分痛苦。在性生活上,他是多想成为正常人啊。劳雷尔·奥克伍德和他同欢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些你都想过没有?你没想过。你就在他眼皮底下跟她性交。”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杰西卡,你管她叫杰西卡,告诉我了。”

“你说些什么呀?”

“是的,乖乖,那天晚上都很晚了,星期五晚上——六天前,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你就在普罗文斯敦了?”

“那当然。”

“杰西卡说了些什么?”

“她感觉良好。你让他们看完那出戏后——他们都是普通人!——竟然厚颜无耻地把他们抛回到他们车里。‘迷路吧!’你冲着他们嚷道,‘你们这两头猪。’这对侍者的正直感该怎么讲呢,马登?你们这种人,个个都是愚蠢的小丑。他们还能说什么?他俩自己走了,然后吵了起来,吵得一塌糊涂。朗尼恢复了本来面目。就像个发脾气的小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吵得很厉害,难解难分。他骂她母狗,她跟他叫老娘们儿。老娘们儿。这个词可真叫朗尼受不了。可怜的朗尼,他钻出车,狠狠地把行李箱盖关上,然后走了。她是这么想的。她在等他。她甚至都没听见‘嘭’的一声响,但她意识到她听着了一个什么声音。刚才肯定‘嘭’地响了一声,就像开启香槟酒瓶盖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她独自一人坐在车里,车就停在一个人也没有的维斯角海滩停车场上。她刚刚被朗尼臭骂一顿,变成了母狗。她听见有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是不是朗尼想缓和一下紧张空气?她等了一会儿,然后钻出车来看看。根本看不到朗尼的身影。噢,乖乖。她一时冲动,打开了后行李箱盖。他躺在那儿,死了,嘴里含着枪。对我同类中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亲爱的朋友,’他可能会这样说,‘我宁可在嘴里含着一根男性生殖器,但有人要是出去时奶头冰凉,那孩子就得去含冰凉的奶头啦。’”

沃德利在讲这段故事时,一直把枪口对着我,就像他的食指一样。

“他在哪儿弄到的安有消音器的22号手枪?”我问。

“他一直把枪带在身上。几年前,我买了一套很少见的手枪,有三支——我认为,全世界划拉到一块也不超过一百支——我送给帕蒂·拉伦一支,送给朗尼一支。但这是另外一码事儿。不管你信不信,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爱朗尼。”

“我闹不清,他为什么只在星期五晚上才带枪?”

“他一度把枪带在身上。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男子汉,蒂姆。”

“噢。”我说。

“从来没想到吧?”

“要是我跟杰西卡的事儿惹恼了他,那他干吗不开枪打死我?”

“你不带枪,”沃德利说,“因为你会用它。他不能。噢,我了解朗尼。他希望能用惊天动地的事件来化解他的愤怒。杀了你,杀了劳雷尔——但是,当然,你们俩他谁也杀不了。他是个同性恋者,亲爱的。”

“所以,他才自杀?”

“我不想说谎。这不是你的错儿。他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面临着一场相当严重的刑事处分。一个月前,他求我帮忙。我告诉他我试试看。但你得知道,尽管我很有钱,但替他还清债务也会叫我喘不过气来。他意识到了我不可能替他付这么大一笔钱的。”

我又哆嗦起来,可能是累的。我的鞋跟裤角都湿了。

“你想拢堆火吗?”

“是的。”我说。

他想了一会儿。“不行,”他最后说道,“恐怕不太容易。这儿的东西都很湿。”

“是的。”

“我烦烟。”

“是的。”

“真抱歉。”他说。

我用手玩起沙子来。突然他开了一枪。听着,嘭。子弹钻进我鞋跟下面一寸深的沙子里。

“你干吗开枪?”我问。

“别想用沙子来迷住我的眼睛。”

“你是个神枪手。”

“我练过。”

“这我看得出来。”

“这可是得来不易。对我来说,要把好手弄到手都不容易。你想这公平吗?”

“也许很公平。”

“恳求魔鬼都够了。”

我俩谁也没吭声。我尽量不让自己身子战抖。对我来说,这样的战抖可能会激怒他,接着他还会干什么呢?

“你只给我讲了一半,”我说,“杰西卡给你打电话时你干了些什么?”

“我尽量让她镇静下来。当时我的心情也不平静。朗尼死了!最后我告诉她要她在车里等我,我开车去接她。”

“你当时想干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想。遇到这种情况,你能告诉你自己的只是‘一团糟’。但同时,我开车驶向维斯角。可别人告诉我的方向不对。我来到了北特普罗,方向正好相反。等我摸到维斯角时,劳雷尔不见了,她的车也没影了。我回到海滩角,准备告诉帕蒂·拉伦,她告诉我的方向是错的以及我对她这种做法的看法,她也不见了。那天晚上她没回来。从此以后,我再没见到杰西卡的面。”

“帕蒂·拉伦跟你住在一起吗?”

“我们快要住在一起啦。”

“我很愿意这样。”

“首先,告诉我,帕蒂到你那儿去过吗?”沃德利问。

“我想,没有。”

“你想不起来啦?”

“当时,我烂醉如泥。她可能路过那幢房子了。”

“你知道,”沃德利问,“帕蒂·拉伦过去对你的健忘症都说些什么?”

“不知道。”

“她过去常说,‘傻透了腔了。’”

“她会说这样的话的。”

“她总是管你叫大傻瓜,”沃德利说,“在坦帕你给我们开车时,趁没人在附近,她总是这样对我说。上个月,她还以那种方式说起你呢。大傻瓜。她干吗要管你叫大傻瓜呢?”

“也许她喜欢用这个词儿。”

“帕蒂恨你恨透腔了。”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说。

“我想,我知道,”沃德利说,“有些男人鼓励他们的女人进行特殊的口淫,这样他们会觉得很舒服。”

“噢,基督。”我说。

“你跟帕蒂干过这种事吗?”

“沃德利,我不想谈这种事儿。”

“异性恋者对这种事都是守口如瓶。”他叹了口气。接着,他转了转眼珠子,“我希望,我们能有堆火。这样会更性感一些。”

“的确会更惬意一点儿。”

“但是,我们办不到。”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打了个呵欠。这时我意识到,他打呵欠就像只猫。他不觉得那么紧张了。“帕蒂·拉伦过去常对我口淫,”他说,“实际上,这就是她促使我娶她的方法。那以前我从没舒舒服服地玩过。我俩结婚后,她不这么干了。凉火鸡。在我告诉她我想继续干那种事时,她说,‘沃德利,我不能干了。我一看见你的脸就想起你的屁股。’所以,当她管你叫‘大傻瓜’时,我很不高兴。蒂姆,她跟你干过那种事吗?”

“我不想回答。”我说。

他开了一枪。从他坐着的那个地方。他瞄都没瞄,把枪冲前一伸,勾了扳机。只有神枪手才这么打枪。我裤子很肥,子弹从我膝盖上部的裤筒里穿了过去。

“下一把,”他说,“我就要打烂你的火腿了。所以,还是请回答我的问题吧。”

他把我给镇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的勇气已降到了零点。在这种条件下,能打肿脸充胖子就够不容易了。

“是的,”我说,“我只让她干过一把。”

“是让她还是强迫她?”

“她想要干。她很年轻,这种事对她来说很新鲜。我敢说,那以前她从没干过这种事儿。”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干的?”

“在我跟帕蒂·拉伦第一次上床睡觉时。”

“在坦帕?”

“不是,”我说,“她从没告诉过你吗?”

“你先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和一个姑娘到了北卡罗来纳州。我跟那个姑娘同居两年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广告,到北卡罗来纳去见一对想过上一次换妻周末的夫妇。我们到那儿时,看到了一个大块头的老头儿跟他的年轻新娘,帕蒂·拉伦。”

“当时她是叫帕蒂·厄伦吧?”

“是的,”我说,“帕蒂·厄伦。她嫁给了本地的一位传教士。这个人还是高中足球队教练和镇子上的按摩疗法医生。他的广告里写着他是个妇科学家。但他很快就告诉我,‘这是个幌子。美国姑娘认为要是能找到个妇产科医生,谁也抵不住换妻的引诱。’他是个大块头儿,身材很难看的老家伙,秃顶,但下面很慷慨,这是后来听我女朋友说的。叫我吃惊的是,他俩处得挺好。在我那边儿,帕蒂·厄伦听说我是从纽约来的真正侍者后很激动。”我没再多说。我因为说得太多了,感到不大舒服。我的确没觉出来他正仔细听着呢。

“头一天晚上,她真跟你干那事儿啦?”

我用不着再跟他兜圈子。

“是的,”我说,“那天晚上同我们待在一块儿的任何一个晚上都不一样。我们似乎是天生的一对儿。”我想让他在我死后一辈子都琢磨这句话。

“她什么都干了吗?”

“或多或少的。”

“或多?”

“就那么干的。”

“在坦帕她又跟你干那种事儿了吗?”

“没有。”我扯了个谎。

“你在蒙我。”他说。

我不打算让他再来一枪。这时,我想起来了,沃德利的好爹米克斯可能经常问也不问,上去就揍他。

“我说实话你能受得了吗?”

“人们总对有钱人说谎,”他说,“所以,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会同真理共存,不管它让人多么不愉快。”

“那好吧,”我说,“在坦帕,我们确实干了那种事儿。”

“什么时候?”他问,“什么场合下?”

“在她想让我杀了你时。”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赌博。可是,沃德利是说话算数的人。他听了后,觉得我没撒谎,就点了点头。“我总是这么想。”他说,“当然啦,”他继续说道,“所以她总是那么说你。”

我没告诉他,自打北卡罗来纳那一宿后,有一段时间,帕蒂·拉伦一直给我写信。这就好像我回到了纽约,我们的那宿欢乐也回到了她的身边。她不得不从她嘴里把那宿的记忆抹去。“傻瓜。”她在信里总是这么称呼我。“亲爱的傻瓜。”她在信里常常这样开头,再不就是:“听着,傻瓜。”直到信断了,傻瓜这名才没了。当时,我在监狱里已经蹲了一年了。在监狱里,我不喜欢别人这样称呼我。我没回信。她也不来信了。我们失掉了联系。几年后,有天晚上,我正在坦帕的一家酒吧里站着,突然感到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穿着十分入时。她说,“你好,傻瓜。”这种巧合弄得我目瞪口呆。

“我猜她真想把我给杀了。”沃德利说。

“你猜着了。”

他开始哭起来。他忍了好大一会儿,终于再也忍不住了。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被这一切感动了,但这只是我的半个身子。我的另一半却十分紧张——千万不能动,动弹一点就可能没命了。

几分钟后,他说,“这是我离开埃克塞特后头一次哭。”

“真的?”我说,“我平常总哭。”

“你能哭得起,”他说,“你有点儿男子气,所以有倚靠。我多多少少是个自我创造物。”

我没吱声。

“你跟帕蒂是怎么再度结合的?”我问。

“她给我写了封信。那是在我们离婚几年以后啦。我恨她是有道理的,她在信里就这么说的,但她真的很想我。我告诉自己:‘她这是缺钱花了。’我把她的信给扔了。”

“离婚时她没得到一大笔钱吗?”

“她不敢多要。我的律师可能会上诉告她,要求判她死罪的。她等不起。她从没告诉你吗?”

“我们不谈有关钱的事儿。”

“是她出钱养活你?”

“我想当个作家。我签了合同。”

“你文笔怎么样?”

“她把我整得头昏脑涨的,写不出叫我满意的东西来。”

“可能你是个侍者。”沃德利说。

“可能我是。”

“她经济方面的事儿你一点也不知道?”

“你是说她破产了?”

“她在投资方面没灵感。她乡下佬气太浓,不相信别人的忠告。我想,她这才意识到以后几年日子可能会不好过。”

“所以,她开始给你写信。”

“我尽可能不给她回信,但我还是回了。你知道吗?她在特普罗还有个信箱呢。”沃德利问。

“我不知道。”

“我们又通信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透露出她的兴趣来。她想买西面山上那幢房地产。我想,它可能会使她想起在坦帕失去的一切。”

“你玩弄了她的欲望吗?”

“我想把她的心给折磨碎。当然,我泡了她一顿。两年来,我一会儿叫她信心百倍,一会儿让她灰心丧气。”

“而我总在想,她那种可怕的情绪都是我给造成的。”

“虚荣是你的恶习,”沃德利说,“不是我的。我总在提醒我自己,回到她身边就等于回到魔鬼那儿。但是,我很想她。我总希望,她可能会真的认为我很迷人。”他用脚拍打了一下沙子,“对此你感到奇怪吗?”

“她可从没说过你一句好话。”

“她也没说过你的好话。帕蒂性格最叫人不愉快的一面是她好贬人。要是你想得到她同情,那得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可能,这是因为她在别的方面也有这种优点。”

“当然。”沃德利说。因为冷,他咳嗽起来。“你知道吗,过去我跟她在床上玩得很开心?”

“不知道,”我说,“她从没告诉过我。”

“我确实干得不赖。没一个爱搞同性恋的娘们儿能比我干得还好。有一段时间,我真的爱她爱得要命。”

“当她跟博洛·格林在坦帕出现时,发生了什么事?”

“我并不介意,”沃德利说,“我想,那算她有脑子。这些年她一直没来,要是她自己突然出现在我门口,那我一定会怀疑她。她把博洛带来,我们玩得很开心。博洛两头儿都行。我们这叫三管齐下。”

“你看到帕蒂跟另外一个男人干那事不觉得不舒服吗?”

“我总说,爱尔兰人的性观念天真得可以。这怎么会叫我感到不舒服呢?我对帕蒂干那事的同时,博洛干我。真销魂,这才叫生活呢。”

“那不叫你感到不舒服吗?”我又重复了一句,“帕蒂过去常说,你忌妒心很强。”

“那是因为我想当个好丈夫。这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感情。可现在,我扮演的是欲火十足的先生。我玩得很开心,所以我对劳雷尔说:到东部去,亲爱的女人,出个价把帕拉米塞兹房地产买下来。她去了。不幸的是,她的贪婪把事儿给整复杂了。朗尼·潘伯恩给我打电话时,提到奥克伍德,说她回圣巴巴拉去了。我并不赞成她这样做。她应该在波士顿跟银行讨价还价。所以,我不得不考虑,她是不是求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有钱朋友帮忙去了,要自己出钱把那幢房子买下来。这样一来,她可真把我坑了。我现在承认,我想买那幢房子。帕蒂·拉伦需要个城堡好当王后,但我想把我也带进去。这并不会引起强烈反对,是不是?”

“不会。”我说。

“可是,劳雷尔到圣巴巴拉使我感到不安。我建议我跟帕蒂一块儿到普罗文斯敦,来个突击式拜访。顺便说一下,这是甩掉博洛的一个良机。他太缠人了。”

沃德利嗓子变得很干哑,好像他不管喉咙怎样抗议还是决心把该说的都说完。我头一回意识到,他比我还要疲倦。他的枪口离地是不是只有一根头发丝儿那么高?

“在圣巴巴拉吃饭时,劳雷尔施展出全部招术。她告诉帕蒂各种叫人难以置信的话,什么帕蒂性格极好啦,等等。饭后,我告诉潘伯恩,‘我不相信你的女人。到波士顿去找点儿事儿干,跟劳雷尔待在一块儿,盯着她点儿。’毕竟是他推荐了她。我怎么会知道,我把他送上了绝路呢?”

我点着一支烟。“你和帕蒂也到东部去了吗?”

“是的。并且在滩角那儿租了处房子。我到那儿还不到十二个钟头,朗尼就自杀了。我再次见到劳雷尔是在蜘蛛·尼森路边的小屋子里。他带我到那去是去看她的尸体。你曾见过无头死尸吗?就像一尊没有头的雕像一样。”

“这是在哪儿干的?”

“在斯都迪家的后院。他把劳雷尔塞进个很结实的金属垃圾筒里。这是他们以前常用的老办法,然后再用塑料袋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

“你没感到难过吗?”

“我吓呆了。你想想跟蜘蛛和斯都迪这么邪恶的人在一堆儿看这样的东西情形该是怎样。”

“可你是怎么跟他俩认识的?”

“通过博洛·格林。我不得不告诉你,帕蒂失踪那天晚上,我到商业大街的酒吧里找她,碰到了博洛。我很容易就叫他相信了,我再也不知道帕蒂在哪儿。”

“通过他,你结识了蜘蛛?”

“不是,我是靠斯都迪介绍才结识蜘蛛的。博洛把斯都迪引见给我。”看样子,博洛和斯都迪去年夏天在一起贩卖毒品来的。这叫作因果报应。

听上去,他精神有些错乱。现在,我害怕起来,我怂恿他说得太多了。要是他涉毒的方面太多的话,那就说不好弹夹里的子弹要往哪儿飞。

但是,现在可不是害怕他的时候。他仍想把心里装的东西都倾吐出来。“是的,蜘蛛很快就开门见山了,几乎就在我们刚见面时。他说,他以前听说过我,并想马上就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我想避开他,斯都迪却在一旁口若悬河,说什么他能控制镇上吸毒成瘾、级别最高的警官。要是我肯出钱,他会为我跑笔大宗毒品买卖。是的,他说,就连警察局长也得听他的。你要相信,我会让他证明这一点的。这时,他和斯都迪把我领到斯都迪家把劳雷尔抬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劳雷尔?”

“银色手指甲,还有奶头。你看过劳雷尔的奶头吧?”

“你对蜘蛛干的这个活儿说了些什么?”

“我没说个不字。我感到好奇。我想:这个镇子可真特别!当个大旅馆的老板,控制山一样高的毒品,那可真够绝的了。我跟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差不多。”

“那不是真的。”

“不是,不是,但我是跟他说着玩儿的。我当时毕竟精神不好。朗尼死了。劳雷尔让人给肢解了。帕蒂失踪了。这帮无赖占有着那具尸体。所以,我很认真地问蜘蛛无头妇人是怎么到了他那儿的。当时他大麻烟劲正足,所以把什么都告诉了我。我真难相信有些罪犯是那么让人信赖。蜘蛛告诉我说,一个专捉毒品贩子的警察把尸体交给了他,自己却把人脑袋留下了。”

“雷杰西吗?”我问。

“就是他。”

“是雷杰西杀的杰西卡吗?”

“我不知道。他的确想把她的尸体给处理掉。这些缉毒警察太傲慢了。我敢肯定,他有十八种方法叫蜘蛛负罪。所以他自认为,他可以利用他。”

“为什么?要是发现了那具尸体,雷杰西可以说那是蜘蛛跟斯都迪干的。他俩对他毫无办法。”

“那当然,”沃德利说,“罪恶的支撑物是权力。没有帕蒂,我也变得精神不正常了。可是,在斯都迪的小房子那儿,目睹了可怕的惨状后,我回到了滩角。帕蒂·拉伦正在屋子里等我呢。闭口不谈她去过哪儿了。”

他又哭了起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可他硬把眼泪控制住了。就像个不许啼哭的小孩子似的,他说:“她不再想要帕拉米塞兹房地产了。既然朗尼自杀死了,她决定,那个密约算吹了。此外,她爱上了一个人。她想把真情告诉我,她说。她想跟另外一个男人私奔。她同他相处好几个月了。他想和她住在一起,但他又得忠于他妻子。最后,他才下定决心和她一块儿出走。我问她是不是愿意告诉我那个男的是谁。她说,他是个好人,一个身材健壮的男子汉,一个穷光蛋。那我该怎么办,我问她。博洛该怎么办?是博洛吗?不是,她告诉我。跟博洛相处只是个让人不快的错误。她也曾试图把这个新闯进她生活的人从心中抹去,但没成功。你想当时我的感觉会怎么样?”沃德利问我。

“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我并没像我想的那样玩弄把戏。我再一次意识到,我太喜欢她了,她给我点什么我都会很高兴地接受的,哪怕只是她的一个大脚指头。”他开始急促地呼吸着,好像没时间吸气似的。

“‘行’,我对她说,‘离开我吧。’当时,我希望保持一点儿个人的尊严。我感到自己就像是站在发狂了的艺术家面前的裸体模特。‘走吧。’我说,‘没什么。’‘不,’她说,‘并不是为什么。我需要钱。’蒂姆,她要的数目足够我维修帕拉米塞兹那幢房子的了。‘别发疯了,’我告诉她,‘我分文不给你。’

“‘沃德利,’她说,‘我想你欠我二百万还多。’

“我真是难以相信,这有多恶毒。你知道,我头一次见到她时,她只是个空中小姐,并不怎么文雅。你根本不知道,在我指导下她是怎么变的,她很聪明,学会了许多小花招,从而钻进了我的世界。我原以为,她要是有个旅馆作为自己宫殿的话,可能会高兴得发狂的。她的确也总是敦促我这么想的。可是你知道,她根本就没瞧得起上流社会。兄弟,她让给我了。她告诉我,应该把我准备拨用维修帕拉米塞兹房地产的那两百万拿出来,做其他生意。跟她那个神秘朋友!她可能会叫我投资贩卖可卡因。”

“这都是她告诉你的?”

“不,但她说的那些就够意思了。我可以猜出没说出来的那部分。最后她说,‘沃德利,我可警告你。把钱给我没错儿,要不然,这回你管保活不长。我叫我男友把你杀了。所有的虫子都会从你肚子里爬出来。’”

他用手擦擦脸。他鼻子可能感到不舒服。“‘行,’我说,‘我给你开个支票。’我回到卧室,取出那把22号手枪,装上消音器,然后来到起居室,朝她开了一枪。这是我一生中办的最冷静的一件事。我操起话筒准备给警察局打个电话。我正想自首,但想要活下去的一些魂灵可能从帕蒂那儿传到了我身上。我把她捆好,塞到车里,然后给蜘蛛打了个电话,要他在斯都迪家里等我,让他俩把她跟劳雷尔埋掉。我会付给他们一大笔钱的,我说。你想想蜘蛛说了些什么?”

“说什么啦?”

“‘你走吧,’他说,‘这我包了。’”

“剩下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吗?”

“从头到尾都叫人毛骨悚然。”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说你想要帕蒂·拉伦的脑袋呢?”

“因为那天我发现蜘蛛已经把帕蒂的脑袋给割下来了。他只把尸体埋了。他告诉我他要留着那个人脑袋。他告诉我时还咯咯一笑。蜘蛛说他准备让我拎着她的脑袋拍个照片,我看得出他在想什么。他想把希尔拜的几百万家财全搂到自己腰包里。他们以为我的钱唾手可得,好像这钱不是我的一部分似的。我想这回你该明白我为什么把他干掉了。除了钱以外,我还有什么?”他把手枪撂在身边的地上。

“就在这时,斯都迪和博洛回来了,算这小子倒运。我当时还站在蜘蛛尸体边上。感谢上帝,我说服了博洛,告诉他斯都迪就是他一直在找的家伙。”

沃德利用手捂住脸。手枪就在他身边的沙子上,但本能告诉我别动。沃德利抬起头时,脸上浮现出茫然的神色——最起码我看到的是这样。

“你可能不会相信,”他说,“帕蒂是我爱情的希望所在。我并不是光为自己打算。要是她能找到真正的爱情,我会在婚礼上当男傧相,她有这种可能性。我很喜欢这样的想法,我和她在科德角顶端创造了这个极为特殊的地方。最古怪的特殊人物都可以在那儿歇息。这是真正的社会名流和真正社会的结合,最完美的结合。噢,他们该多么希望我和帕蒂成为一唱一和的主人哪!”他疲倦地叹了口气,“她从不认真想这件事。她欺骗了我,总琢磨去做可卡因买卖,挣大钱。蒂姆,她是个大傻瓜。我可也不精明。像我这种人,要是不精明就非倒霉不可。”

他捡起枪。“我到这儿来是想杀死你。开枪杀人会让你有一种特殊的快感。比你想的还要令人陶醉。所以,我一直在找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把你干掉。可我想我办不到。我没生多大的气。”他叹了口气,“也许,我应该把自己杀了。”

“把自己杀了?”

“不,”他说,“这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审理我离婚案期间,我遭了不少罪。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嘲弄了。”

“这才对。”我说。

他侧身躺下,身子蜷缩成一团,把枪筒拿到嘴边儿。“我想你很走运。”他说,然后把枪口塞进嘴里。

可我想,现在他所感觉到的是,躺在这,身上连盖的东西都没有,这该有多单薄呀。

“完事儿以后,”他说,“你能用沙子把我埋了吗?”

“行。”

我说不清楚这之后我干了些什么,我站起来,朝他走去。他把枪从嘴里拽出来,对准我。

“不请客我就捣乱。”他说。

然后,他放低枪口。“坐在我身边。”他说。

我坐在他身边。

“用胳膊搂住我。”他说。

我顺从了。

“你有点喜欢我吗?”

“沃德利,我的确有点喜欢你。”

“我希望是这样。”他说,然后把枪口对准脑袋,朝大脑开了一枪。

尽管这支枪安了消音器,可这一枪的声音还是不小。可能是他灵魂的大门被打开了。

我们俩在那儿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同学中,没有第二个会得到我如此完美的哀悼。

最后,我冷得实在受不住了,我站起来,想挖个坑。可扁砾石片太凉,把我手指头都冻僵了。我只好把他放在一个浅坑里,往他身上盖了几寸沙子。我发誓明天一定带把铁锹来,然后朝防波堤走去。

我一踏上防波堤,脚步就慢了下来。来的时候我的脚很灵巧,可现在疼得就像一颗露出了神经的牙齿;肩膀每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但是,疼痛也有排除的办法。我一生经历的叫我无法承受的事使我彻底垮了下来,我感到很镇静,以一种宽慰的心情想起了帕蒂的死。是的,这可能是止痛的良药——悲伤。

我失去了一位我从来不能理解的妻子。随她而去的,是她那不可战胜的自信心的活力与同样可怕的深不可测的思想。

我开始想到帕蒂离开我那一天——是二十九天前,还是三十天前?我们开车出去观赏十月的秋叶,那比我们自家院子里的矮小松树要好看多了。在科德角海湾拐角处,奥尔良附近有。在公路的一个拐弯处,我看见一棵枫树。树上的叶子是橙红色的,在蓝天的反衬下分外好看。橙红色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秋天的棕色影子映在最后一抹红色中。我看着树,自言自语地嘟哝一句,“噢,你这个可爱的娼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坐在我身边的帕蒂说,“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的。”(这是她给我的唯一一次警告。)

“我并不知道,这关系重大,”我说,“我再也没有和这差不多的感觉,好像我连你一半的一半也没有。”

她点了点头。

在她那猫一样的奢侈中,总有鬣狗一样的残忍和贪婪——嘴角流露出冰冷的严厉,叫人难以琢磨出意思的阴笑。但有没有力气并不要紧,她总是自我怜悯。现在,她小声对我说,“我觉得我受骗了。我被骗得好苦啊。”

“你想要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然后,在她那有限的同情心的促动下,她碰了一下我的手。“曾经有一次,我以为我得到它了。”她说。我把她的手推了回去,因为即使我告诉了沃德利,我们在爱情方面仍然有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又见面了,在床上玩得畅快极了,就像一对跳火炭舞的演员。我们你上我下,欲火熊熊,达到了高潮。那天晚上,我们就像克里斯特法·哥伦布那样高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发现了美洲,我们的国家总是分成两半。我们俩在相互吸引的快感中跳着舞,亲亲热热地躺在一块儿,睡得那股香甜劲儿,就好像一对并排摆着的糖制奶头。

第二天早晨,大斯都坡,她丈夫,从其他几个帽子中,找到一个戴上,然后我们都到教堂去做礼拜,玛蒂琳、帕蒂、大斯都坡和我。他主持了礼拜仪式。他是我们美国的主要狂人之一:他会在星期六无节制地放荡,但在星期天他又能为别人举行洗礼仪式。我们圣父的庭院里有好多高楼大厦,但我敢肯定,大斯都坡把星期六看成了厕所。我从来就理解不了他们俩为什么会结合在一块儿。他是足球教练,而她是啦啦队队长。他让她遇到了麻烦,然后他俩就结婚了。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这是她在培养下一代上所做的最后努力。我们见面时,他们已经收到好几封响应他们那份广告的回信了(“……必须已经结婚”)。我要是有几分天资的话,非得写本书把大斯都坡和他那种美国思想描述一下不可。可今年不行。我只能给你讲讲他那次布道,因为我的确没忘。我在防波堤上,一边走一边回想着,我当时坐在一座平庸无奇的白色教堂里。那座教堂还没有一间教室大呢,也没有鬼城的小棚子雄伟。既然帕蒂现在已经离去了,他的声音又回荡在我耳畔。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他说。帕蒂挨着玛蒂琳坐着。她紧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像高中生那样轻声说道,“你的妻子——那就是他的梦。”可大斯都坡从没感到她也到场了。他继续说道,“会友们,这不仅仅是个梦。这是在目睹世界的末日。天上乌云翻滚,耶稣踩着祥云来召集他的孩子们。会友们,看到这一切可真叫人害怕呀:有罪的人连哭带嚎的,跪在他脚下,祈求开恩。《圣经》上说,将有两个女人磨玉米——一个将被带到天上,另一个则将被留下来。在床上将会有两个人。”——帕蒂·厄伦用胳膊肘冲着我肋条骨就是一下——“一个被带走了,另一个被留了下来。当妈的看到孩子从自己怀里被带到天上去见耶稣,会号啕痛哭的。她们被留了下来,因为她们抱着罪孽不放。”帕蒂·厄伦的手指甲深深抠进我手掌中,但我并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憋住自己别笑出声来还是因为太年轻受不住给吓的。

“《圣经》说,”大斯都坡说,“天上绝不允许有一丝罪孽的痕迹。你星期天上午坐在教堂里,而当天晚上离开了,因为你想去钓鱼,那你就绝对不能成为一名基督徒。会友们,魔鬼想让你说,‘一晚上不去没什么。’”

“是没什么。”帕蒂·厄伦对着我耳朵说,她嘴里的热气直扑我的脸。但玛蒂琳看到这情景可给气坏了。她不高兴地坐在我另一侧,冷冰冰,就像一堆凝固了的润滑油。

“然后,你做的是,”他说,“到电影院去,然后再去喝上几杯,然后你就踏上了到狱火和地狱去的路——在那儿,火没灭,虫子也没死。”

“你是地狱里的猫,”帕蒂·厄伦低声说,“我也是。”

“来吧,会友们,”大斯都坡说,“趁乌云还没到来,趁我们还来得及请求宽恕,今晚到耶稣那儿去吧。来吧,跪下吧。帕蒂·厄伦,请你走到钢琴前,和我们一起高唱第526曲吧。请耶稣在你心中歌唱吧。”

帕蒂·厄伦以劈柴火的架势弹了起来。全体教民齐声歌唱:

我没有请求,

可你的血为我而流,

你让我到你身边去吧,

噢,上帝的羔羊,我来了——我来了。

做完礼拜后,我们回到大斯都坡家,去吃他那老处女妹妹做的星期日晚餐。土豆炖肉煮得呈死灰色,都凝上了,冰凉冰凉的,外加蔫巴巴的萝卜缨子。我很少见到有谁能够像大斯都坡和帕蒂·厄伦在星期六晚上所做的那样,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在星期日晚餐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饭桌上,我们谁也没说话,临走时又相互握握手。几个小时后,玛蒂琳遇到了车祸。我再次见到帕蒂·厄伦是在五年以后。那是在坦帕。她跟大斯都坡离婚后,当了空中小姐。她在一次航班上遇到了沃德利,后来她就成了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女士。

回忆的力量会把你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所以我走在防波堤上时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跟来的时候差不多。潮水已经退去了,平坦的沙滩散发着一股沼泽地的气味。月亮下,角叉菜在水坑里微微晃动着,发出缕缕银光。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竟找到了我那辆波其车。死亡可能存在于一个宇宙中,而停下来的车可能是另一宇宙的东西。

直到我在点火器上转动钥匙时,我才想起来,我允许玛蒂琳到我家所需要的那四五个小时时间到现在可能过了。要不为这件事,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回家(帕蒂的家)去见雷杰西——不可能。我可能会到望夫台酒家喝他个酩酊大醉,等到第二天一早就什么都忘了。我点着一支烟,把车开上布雷德福特大街,往家里开去。一支烟没抽完就到家了。

在我家房门对面的街上,一辆警察巡逻车停在我父亲那辆车后面。那是雷杰西的车。这我早就料到了,可是玛蒂琳没来。

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看起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见到她,用她发现的那些残缺不全的相片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时,我才想起来,我甚至都没告诉她把相片带来。当然,她会带来的,可她真会带来吗?为了些实用目的而探索她的恐惧和悲伤,并不是她的天赋,也不是她的罪过。

但由于玛蒂琳还没赶来,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尽管我确实希望他平安无事)。所以,我尽最大努力蹑手蹑脚地绕到厨房窗户那儿。道奇和阿尔文·路德的身影清晰可见。他俩分坐桌子两头,手拿杯子,看上去轻松自在。的确是这样,雷杰西的枪和枪套挂在另外一把椅子上。我敢肯定,从他那镇静劲儿看,他并没发现大砍刀没了。但也可能是他没机会去打开车后行李箱箱盖。

我看着看着,他俩大笑起来。我的好奇心又来了。我想,都五个钟头了,玛蒂琳还都没来,所以五分钟之内她还是来不了,我得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我的心因为反对这一冒险行动而开始剧烈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绕了过去,从活板门那儿悄悄地溜进地下室,走到厨房那个位置的下面。地下室早就成了我的大后方。有多少次在宴会上,看到客人们在喝我的酒(帕蒂的酒)我感到心烦,于是,就到这里来。所以我知道,在地下室里能听到上面厨房里的说话声。

雷杰西在说话。他正回忆他在芝加哥当捉毒贩的秘密警察的那些日子呢。他告诉我父亲,他有个手相当狠的伙伴,一个名叫兰迪·里根的黑人。“你相信这个名字吗?”我听到雷杰西说,“当然,谁都管他叫罗纳德·里根。真罗纳德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但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儿。所以罗纳德·里根就成了我的伙伴。”

“有一次,我在我的酒吧间里雇了个招待员,名叫汉弗莱·胡佛,”我父亲说,“他常说,‘数数丢了的盐瓶,然后再乘上五百。这就是一晚上的收据’。”

他们大笑起来。汉弗莱·胡佛!我父亲的又一个诡计。他能让雷杰西那样的人一晚上坐在椅子上不动屁股。阿尔文·路德又接着讲他那个故事。里根似乎着手准备进行一次反可卡因大搜捕。可那个同谋是个叛徒。罗纳德在进门时,脸被子弹打烂了。那颗子弹是从锯掉了枪托的短枪里射出来的。他们给他做了手术,想恢复他那给打烂了的半边脸。“我真为那小子难过,”雷杰西说,“所以我抱了条小斗犬到医院去看他。我到他病房时,医生正给他安塑料眼睛呢。”

“噢,不不。”我父亲说。

“是这样,”雷杰西说,“一只塑料眼睛。医生给他安眼睛时,我站在一旁等着。等他们都走了,我把那条狗放到了床上。罗纳德那只好眼睛流出一滴泪来。罗纳德说——可怜的家伙——他说,‘狗见着我害怕吗?’”

“‘不,’我告诉他,‘小狗已经爱上你了。’要是往毯子上撒尿是爱的表示的话,那小狗就已经爱上他了。”

“‘你觉得我看上去怎么样?’罗纳德·里根问,‘我想听真话。’可怜的家伙!他的一只耳朵也没了。”

“‘噢,’我说,‘不错。你从来就不是盆兰花。’”

他俩又笑了起来。他们在我进去之前,可能会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讲下去。所以我离开地下室来到外面,在前门遇到了玛蒂琳。她正鼓足勇气准备按门铃呢。

我没亲她。这可能是个小失误。

相反,她抱住我,把脑袋耷在我肩上,直到不哆嗦了为止。“真抱歉,我用了这么长时间,”她说,“我转回去两次。”

“没什么。”

“我把那些相片拿来了。”她说。

“到我车里去。那儿有支手电筒。”

在手电筒的光下,我再一次惊呆了。这些照片跟我拍的那些在淫猥程度上相去无几。但这里的人物不仅仅是帕蒂·拉伦。剪子剪下来的是杰西卡的脑袋。我又仔细看了一次。不,玛蒂琳看不出照片的差异。杰西卡的身子看上去很年轻,她的脸模糊不清,这是没照好,却也进一步暴露了阿尔文·路德·雷杰西的真面目。把妻子或女友的脸用脸罩遮好来拍裸体照是一码事,但说服跟你同床还不到一个星期的女人照这种相片是另一码事。本事毕竟是本事,我闷闷不乐地想道。我反复考虑是不是告诉玛蒂琳这个模特是谁。但我不想进一步让她感到不安,于是我就没吱声。我不知道告诉她在她丈夫的浪漫生活中又闯进来一个女人,是不是会使她业已破裂的心再裂开一半或是两半。

她又战抖起来。我决定把她领到屋里。

“咱俩得轻点,”我说,“他在里面。”

“那我不能进去。”

“他不会知道。你可以待在我屋里,还可以把门锁上。”

“也是她的屋,是吗?”

“那你就躲在我书房里。”

我们悄悄走上楼,到了三楼后,我让她坐在窗户边儿那把椅子上。“你想要个亮儿吗?”我问。

“我情愿摸黑待着。窗外的景色可真美呀。”我想这可能是她头一回看到月圆时的海滩夜景。

“你到下面干什么去?”她问。

“不清楚,但我得和他谈谈这事儿。”

“那可不行。”

“当我父亲不在时。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蒂姆,咱俩走吧。”

“咱们可以走,但我得先问他几个问题。”

“为了以后心静吗?”

“为了不发疯。”我差点儿没说出声来。

“握住我的手,”她说,“咱俩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俩握住手。我想,她的思想可能顺着我们扭在一起的手指头传给了我,因为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些日子。当时我是个侍者,当时侍者很稀缺(在纽约,好的年轻侍者在餐馆老板心目中的形象不亚于好的年轻职业运动员),她在一座黑手党控制的镇子中心的一家餐馆里当女老板,她俊俏迷人。她叔叔,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让她干那项工作,可她把餐馆看成自己的产业——有多少美男子、公子哥到她的餐馆去,想从她那儿捞到点儿好处,可我俩处了一年,一年美满的浪漫生活。她是意大利人,在爱情上十分真诚,我爱她。她喜静。她喜欢坐在昏暗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与此同时她用赤诚的爱温暖了我的全身。我可能会永远跟她待在一起,但我当时很年轻,一会儿就烦了。她很少看书。她知道随便哪位著名作家的名。但是她很少看书。她聪明伶俐,多情动人,就像缎子一样。但我们除了到自己家外,哪儿也不去。这对她来说足够了,可对我来说不行。

现在,我可能会回到玛蒂琳身边去。我的心上下跳动就像大海的波涛。月光下的波涛。帕蒂·拉伦给我的感情和阳光相似,可现在我是奔四十的人了。月亮和薄雾同我的情趣更接近些。

我放开她的手,在她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它使我想起她的双唇是那么甜美,活像一朵玫瑰。她的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响声,沙哑而富有肉感。要是我的思路不集中在厨房里的话,那真会美妙无比。

“我给你留支手枪,以防万一。”我说。随后把沃德利那把22号手枪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我有一把,”她说,“我把我自己那把带来了。”她从上衣兜里拿出一把很小的大口径短筒手枪。两发子弹。这时,我想起了雷杰西那把马格南左轮手枪。

“我们都成了武器库了。”我说,在昏暗的微光里,我看见她笑了。有时我想,一句好话,要是讲好了,会帮助你让她高兴起来的。

所以,我放心地走下楼来。

但是,我不愿意在裤兜或上衣袋里藏着把枪跟雷杰西说话,鼓鼓囊囊的,根本没地方藏。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我把枪藏在电话机上面那个架上,离厨房门不远,一伸手就能抓到。然后,我大步流星走进厨房。

“喂,我们可没听见你开院门声啊。”我父亲说。

我跟雷杰西打了个招呼,但我俩谁都没正视对方。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消消双倍的疲劳。我把第一杯酒一口干了。倒第二杯时,才往杯里放了些冰块。

“你在舔谁的大腿呢?”雷杰西问。他喝醉了。我仔细看他眼睛时才看出来,他并不像我在厨房窗户外面看到的那样镇静,也不像我在地下室里听他说话时猜想的那样坦然——不,他像许多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那样,能把不安的心情藏到身体的各部位中间去。他会像头野兽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但要是他有尾巴的话,它可能会一直在抽打椅子横档儿。只有他那双眼睛,一双异常明亮、野蛮的眼睛,才能透露出一丝线索来,告诉你他正坐在什么东西上。

“马登,”他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

“嗬嗬,”我父亲说,“你认为我俩处得不错。”

“道奇,你这人最好啦,”雷杰西说,“谁要是不同意,我就砸扁他。你说呢,蒂姆?”

“喂,”我把酒一下子干了进去说,“干杯。”

“干杯。”雷杰西一仰脖把酒喝光。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吱声。过了一会儿,雷杰西说,“我告诉你父亲了,我需要长期休假。”

“我们喝酒是庆祝你退休吗?”

“我准备辞职,”他说,“这个镇子上的人都不喜欢我。”

“当初他们就不该派你到这儿来。”

“对。”

“佛罗里达是你该去的地方,”我说,“还有迈阿密。”

“是谁,”雷杰西说,“把毛放在你屁股上啦?”

“全镇的人都这么说,”我告诉他,“众所周知,你是专捉毒品贩子的便衣警察。”

他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我可不想夸大事实。但这就像他不得不翻个床垫似的。“很明显,是吗?”他问。

“当抓毒贩便衣警察有一种职业病,”我父亲心平气和地说,“你藏不住。”

“我告诉过提拔我的那些傻瓜们,硬装州警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但这只是个圈套罢了。葡萄牙人愚蠢、倔犟,但有一点例外。你不能胡说乱扯,骗他们。代理警察局长!”要是有痰盂的话,他会往里面吐口唾沫,“对了,我得定了。”他说,“还有,马登,别说‘高呼三声万岁’。”他打了个嗝,考虑到这样有点粗鲁,就对我父亲说,“对不起。”他一下子变得愁眉不展起来。“这回我让海军陆战队的老兵给制服了,”他说,“你能想象出一个陆军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会接受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一串命令吗?这就像把肉排放在火上烤,然后再把一个长柄平底锅放在肉排上。”

我父亲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许他笑的目的是想改变一下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可雷杰西这番话并没把他逗笑。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马登,”雷杰西说,“那就是咱们还没来得及谈谈咱俩的哲学。可能是一醉解千愁。”

“你现在不是已经喝醉了?”我说。

“根本没醉。你知道我能喝多少?道奇,告诉他。”

“他说,他喝的还不到他酒量的五分之二呢。”我父亲说。

“要是你把一只米老鼠放进我杯里,我也能把它喝下去。我身体壮实,酒一沾肚就吸收了。”

“你有好多东西要吸收。”我说。

“哲学。”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认为我是个粗鲁、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的家伙。我的确这样,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警察是生来就愚蠢的人,而且又在愚蠢中长大。但他也指望能聪明点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上帝的希望。每当傻瓜明白点事儿时,魔鬼就给吓了一大跳。”

“我总认为,”我说,“当警察的人是想得到保护伞,好逃脱他的罪行。”

在这种场合下,这句话实在太冒失了。我刚说完就感到有些不妥。

“他娘的。”雷杰西说。

“嘿……”我说。

“他娘的。我正想谈谈哲学呢,你却挖苦人。”

“你再说一遍。”我竖起一个手指头,说。他刚想再说一次,又把话咽了回去。我父亲嘴闭得紧紧的。我这种做法让他老大不高兴。我能看得出来,把他放在哪儿才不明智。雷杰西跟我不一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是我和阿尔文单独待在一块,他一晚上都说“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肮脏灵魂的力量是什么?”雷杰西说。

“告诉我。”我说。

“你相信因缘吗?”

“是的,”我说,“几乎总是这样。”

“我也是。”他说。他伸出胳膊,握住我的手。我想,他有一瞬间在反复琢磨是不是应该捏碎我的手指头,然后善心大发,松开了我的手。“我也是。”他又说了一遍。“这是一种亚洲思想,但见鬼的是,在战争中,是异体受精,对吧?应该是这样。是杀人那些人。最起码,咱们在这组纸牌里抓上他几张新牌,行不?”

“你的逻辑是什么?”

“我有一个,”他说,“它跟铁匠用的大锤一般大。要是在一场战争中,许多人不必要地死了,许多无辜的美国小伙子。”——他举起手,意思是你别回辩——“许多无辜的越南人,我可以告诉你,那问题就变成了: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赔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赔偿?”

“因缘。”我父亲说,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要害。要是我父亲都不知道怎样制服一个醉鬼,还有谁会知道?

“不错,是因缘,”他说,“你知道,我不是个普通警察。”

“那是什么,”我问,“轻浮的交际花吗?”

正巧,我父亲喜欢这个词。我们都笑了起来。雷杰西笑得挺勉强。

“普通警察抓没本领的恶棍,”他说,“我不,我尊敬他们。”

“那是为什么?”我父亲问。

“因为他们有勇气生出来。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论点:想想,腐朽、肮脏的灵魂的力量是,不管它多么丑陋,它还是成功地获得了再生。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同性恋者能再生吗?”我问。

这回我可把他给问住了。他的偏见不得不向他的理智让步。“他们也能。”他说,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感到厌烦。

“是的。”他说,看了看他的平底玻璃酒杯。“我决定辞职。实际上,我已经辞了。我给他们留了个条儿。我有些私事,准备休个长假。他们会看到那张条子,把它送交给华盛顿海军陆战队总部的,交给我的上司。他们把那个家伙电脑化了。现在,他只能用电脑来思维!你想他会说些什么?”

“他会说,你的个人私事变成心理原因。”我说。

“他娘的,管他怎么咧咧呢。”他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今晚,明天,下星期。”

“干吗不今晚走?”

“我得把警车开回去。那是镇子里的财产。”

“你今晚不能送回去吗?”

“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想休息一下。我一口气儿干了八年,连一回真正的假也没休过。”

“你为自己难过吗?”

“我?”我又犯了个错误,不该拿话激他。他看了看我父亲,又瞧了瞧我,好像头一次打量我们俩。“伙计,有话实说吧,”他说,“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过着上帝想让你过的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呢?”我父亲问。我认为他真的感到好奇起来。

“有刺激性的活动,”雷杰西说,“我做我想做的刺激性活动。生活给了男人两个卵子。我告诉你,我一天不干两个女人的次数都很少。要是不玩上第二个,我觉都睡不好。你看得出来吗?每个人的本性都有两方面。在我睡着之前,我得让它们表现表现自己。”

“你说的那两方面指什么?”我父亲问。

“道奇,你听着。它们是我的理智和我的疯狂。它们是我自己的两个名儿。”

“你现在讲的是哪个?”我问。

“理智。”他自己笑了笑,“你们寻思我是不是来讲讲疯狂。可你们还没见过它。我现在只是被迫跟两个所谓的好人谈话。”

他说得太过头了。我对他的侮辱并不介意,但让我父亲受这种凌辱是没理由的。

“在你把警车开回去时,”我说,“注意把行李箱里垫子上的血洗干净啦。大砍刀上的血把垫子都弄脏了。”

这就像从一千码外射过来的子弹。当他听明白时,子弹的力量也用尽了。最后,它落在他脚下。

“啊,对了,”他说,“那把大砍刀。”

然后,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我从没见过自己打自己还有那么狠的。要是换个人,这可能会很好笑。可是,是他打自己,那啪的一声响在厨房的空气中散开去。

“你会相信吗?”他说,“这会让我清醒些。”他抓住桌子边,用力捏了一下。“我试图,”他说,“在这件事上做个正人君子,然后悄悄离开镇子,马登,我既不侵犯人也不让别人侵害我。”

“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我问,“悄悄地离开?”

“我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如何。”

“不,”我说,“你是想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也许,这回你没猜错。我想,来看看你比抓你审讯更有礼貌些。”

“这是你需要的一切,”我说,“要是你把我抓起来,你就得按法律办事。我会一言不发,只去找个律师就行了。等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以后,他会让州立法院调查你。雷杰西,帮个忙吧。用你对待葡萄牙人的礼貌来待我。少跟我胡编乱扯。”

“说得好,”我父亲说,“阿尔文,他已经把话挑明了。”

“你知道什么,”雷杰西说,“你儿子并不是没事儿的人。”

我瞪了他一眼。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块儿时,我感到好像是个小木筏险些跟一艘大船撞上。

“咱俩谈谈,”他说,“咱俩之间相似的地方要比相反的地方多。这对吧?”他问我父亲。

“说吧。”我父亲说。

我父亲刚说完,雷杰西的面部表情就一下子变软了,我想,就好像我俩是吵架的弟兄,要求父亲说句公道话似的。有时,会有一种力量促使你把事情看穿,因为这时我才意识到,由于雷杰西在道奇身边,我是多么忌妒他呀。这好像,他是大麦克想帮助的心肠好、胳膊粗力气大、难以管教的儿子,而我不是。上帝呀,我就像大部分姑娘对待她们母亲那样,对我父亲并不太好。

现在,我们三个人谁也没吭声。下象棋时每走一步都需要时间。他现在正琢磨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我保持沉默。

最后,我想,他的思维比我还要混乱。

所以,我说,“要是我说错了,请给纠正一下。你是想得到下列问题的答案吧:第一,斯都迪在哪儿?第二,蜘蛛在哪儿?”

“对。”他说。

“沃德利在哪儿?”

“不错。”

“杰西卡在哪儿?”

“一点不错。”

“还有,帕蒂在哪儿?”

“让你说着了,”他说,“这些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要是他有尾巴的话,我一提到杰西卡,它就会狠狠地朝地上抽一下子,而在提到帕蒂时,可能会加重一倍。

“好了,”我说,“让我们来找找答案吧。”

我琢磨他是不是带录音机了。后来一想,带录音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并不是以警察的身份到这儿来的。那把257号马格南左轮手枪是我要去注意的东西,它现在待在椅子上挂着的枪套里。我用不着在乎他是不是会把我说的话录下来这种没多少可能性的事情。他到这儿来找我,毕竟是想让他自己神志清醒些。

“答案呢?”他又问一遍。

“那两个女的都死了。”我告诉他,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死了?”他那种吃惊的样子看上去有点虚假。

“我在藏大麻那个地方找到了她们两人的脑袋。”我等了一小会儿。他真不明白,硬装出吃惊的样子并不起什么作用。

“那两个人脑袋怎么了?”他问。

“是你把两个人脑袋放在那儿的,是不是?”

“我从没把那两个人脑袋放在那儿。”他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突然呻吟起来,就像头受伤的动物。“我一直在地狱里,”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一直在地狱里。”

“我认为你是在地狱里。”我父亲低声说。

“这再也没有多大关系了。”雷杰西说。

“你干吗要把杰西卡的脑袋割下来呢?”我父亲问。

他踌躇了一会儿,“我不能告诉你。”

“我相信你是想告诉我的。”我父亲说。

“咱们慢慢说,”雷杰西说,“要是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那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这叫等价交换。”

“这没用,”我说,“你得相信我。”

“你那堆《圣经》在哪儿?”他问。

“这没用,”我又说了一句,“每次我告诉你一些事儿时,你总是问另外一个问题。等我给你讲完了,我没理由让你再告诉我些什么事。”

“那咱们倒过来,”他说,“要是我先说的话,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你那把马格南左轮手枪。”我说。

“你认为我会连眼睛都不眨就一枪把你撂倒吗?”

“不对,”我说,“我想你会压不住火儿。”

我父亲点点头。“这符合逻辑。”他嘟囔了一句。

“那行,”雷杰西说,“但是,你先说吧。告诉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儿。”

“斯都迪死了。”

“谁杀的?”

“沃德利。”

“沃德利在哪儿?”

“该你说了,”我说,“你问吧。到时候,我告诉你。把你想交换的东西保管好。”

“我想听听这位沃德利,”雷杰西说,“我每迈一步,他都在我脚底下。”

“你会见到他的。”我说。我刚说完,就觉得这几个字有多吓人。

“我是想见他。我得给他一把牙齿。”

我笑了起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但这可能是我的最佳反应。雷杰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干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从我提到大砍刀到现在,这是他的第一杯酒。

“好了,”他说,“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是条好消息。”他看了看我父亲。“道奇,”他说,“没多少人让我尊敬。可我尊敬你。我从刚进屋时,就敬佩起你来,能和你相媲美的是我在特种部队当兵时的上校。”

“提升他当上将。”道奇说。

“我们会这样做的。”雷杰西说,“但我想先说明白。我要讲的可不太中听。”

“我想会是这样。”道奇说。

“那你就不会同情我了。”

“因为你过去恨我儿子吗?”

“过去。那是过去时态。”

我父亲耸了耸肩。“看上去你现在也很尊敬他。”

“不是这样。我只尊敬他一年。以前我认为他很下贱、卑鄙。可现在,我对他态度有所改变。”

“这是为什么?”我问。

“你听着好了。”他说。

“可以。”

“直说了吧。我干了不少事儿。蒂姆,我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你逼疯。”

“你差点儿大功告成。”

“我有权这样做。”

“为什么?”道奇问。

“我妻子,玛蒂琳。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都快完蛋了。是你儿子使她堕落的。她吸毒。我都应该把她抓起来。你儿子叫她无节制地放荡,然后跟别人撞车,把她子宫弄坏了。一年以后,他把她甩了。我得到的就是这么个女人,为填饱自己的鼻子,不得不用身子来换毒品。我和一个不能给你生儿子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直说了吧,马登,我恨透你了。”

“而你呢,反过来又把我老婆拐跑了。”我心平气和地说。

“我是想这么干的。可能是你老婆把我拐跑了。我给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你老婆和我老婆。”

“也有杰西卡。”我说。

“我不会向你表示歉意。你妻子跑了,她不单是离开了你,也离开了我,老兄。我有个习惯。爱情跟它没关系。我每晚要干两个女人。想知道本能的力量有多大吗?我甚至和斯都迪的几个窑娘们儿混过。”他有些自豪地说,“杰西卡只是帕蒂的代用品罢了。”

“那么,你跟玛蒂琳……每天晚上你都回家?”

“当然。”他又喝了几口酒,“这很简单。咱们别跑题。我想说的是,我恨你。我思想比较简单。所以,我把杰西卡脑袋砍了下来,放在了你的大麻地边上,然后告诉你去看看。”

“你不认为我会联想到你吗?”

“我想,这会让你惊慌失措得拉裤子的。我想,你会躺在你自己的屎尿里上西天。我希望的就这些。”

“是你把血洒在我车的前排座位上的吗?”

“是我干的。”

“那是谁的血?”

他没回答。

“杰西卡的?”

“是的。”

我刚想问,“你是怎么干的?”这时,我看见他眼神时隐时现,好像那个场面想从他的思维中挣脱出来,而他呢,拼命把它推了回去。我琢磨他是不是用她脑袋干同样的事,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赶快把它放到了一边。

“为什么,”我父亲问,“第二天你没化验车座上的血?”

雷杰西像猫一样地笑了笑。“要是我麻木不仁,没化验车座上的血,然后又让你用水把它冲掉,”他说,“没人会相信是我干的。他们怎么能指控我有罪呢?”他点了点头。“那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就担心有人会指控我陷害你。现在听上去有些发傻,可当时我就这么想的。”

“你想指控蒂姆的大部分证据就没了。”

“我并不想把他抓起来。我当时只想把他逼疯。”

“是你杀的杰西卡?”我问,“还是帕蒂杀的?”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这并不是眼下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我给帕蒂迷住了。可她说的都是关于你的事,说她都恨透你了,你怎么样耗费了她的生活。我能看出来,你点子没她多,所以她还发什么牢骚。后来我才明白。她他娘的必须得毁了个爷们儿,因此我要不整你一下,她几乎会把我给毁掉。她跑了。所以,我才明白。我应该把你干掉。把警察的誓言都丢了吧,干件事。”

“这可不是件小事。”道奇说。

“他娘的,妙极了。”他摇了摇头。“那细节才叫绝呢。我告诉帕蒂,要她把杀死杰西卡的那把枪不擦就放到枪盒里。捂的那股味可能就会让你心脏病发作。等你躺在那儿昏过去时,她来到床前,把枪拿走。”

“那天晚上,你是怎么找到我那些相片的?帕蒂不知道我把它们藏在哪儿了。”

他看上去茫茫然。

“什么样的相片?”他问。

我相信这回他没装相儿。我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我找到了一些相片,相片上人的脑袋都给剪掉了——”我告诉他。“帕蒂说,你喝醉酒时,会做出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来的。可能是你自己把那些相片的人脑袋给剪掉了。”

我并不想与那种想法生活一辈子,但我怎么能驳倒他呢?

“假设你剪断了一张相片,”我问,“那你干吗要这么做呢?”

“我不会这么做的。只有疯子才干那种事。”

“可是,你确实干了。你把杰西卡的相片给剪了。”

他呷了一小口波旁酒,突然感到嗓子难受,把酒又吐了出来。

“不假,”他说,“我是把杰西卡的相片给剪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

“为什么?”

我想,他可能要发病。“这样我就不会再看到最后一个表情了,”他挣扎着说,“我想永远忘掉她。”

他的下巴来回抽动,眼睛往外鼓,脖子上的肌肉都抽在了一起。但他用力挤出个问题:“帕蒂是怎么死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叫了一声,很吓人。他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用脑袋往门的侧壁上狠狠地撞。

我父亲从他身后走过去,抱住他的胸部,试图把他拖过来。他把我父亲甩到了一边。我父亲都七十岁啦。但我不能相信。

但是,这倒让雷杰西镇静下来。“真对不起。”他说。

“它也是。”我父亲说,和他最后一个幻觉彻底告别了。他以前总以为自己还有把子劲儿。

我又害怕起雷杰西来,好像我是被告,他是受害者的伤心丈夫一样。我轻声说:“我和帕蒂的死没关系。”

“你要是说一句谎话,”他说,“我就用手把你撕成两半。”

“我在地洞里看见她的脑袋时,才知道她死了。”

“我也是。”他说,然后哭了起来。

他可能从十岁起就再没掉过眼泪。他的哭声就像一台零件松了的机器发出来的声音。要是把我的伤心程度拿来和他比,我感到我就像妓院里打杂的小童。他真爱我妻子!

我知道,我现在可以问他所有问题。他哭得无依无靠的,他已经从领导席上下来了。他可以在由问题汇成的泥潭里打滚。

“是你把杰西卡的脑袋从地洞里挪走的吗?”

他翻了翻眼,“不是。”

我灵机一动。“是帕蒂?”

他点了点头。

我想问他为什么,可他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再怎样问下去。

我父亲插了一句。“是不是帕蒂认为,”他问,“不管我儿子该得到什么样的报应,你也不该用那个人脑袋去陷害他?”

雷杰西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还是她有意这样做,好使我更糊涂呢。但不管怎么说,他点头了。我也考虑到,帕蒂是不是想用这个人脑袋来敲诈沃德利,但我找不出答案来。

“帕蒂要你保管那个人脑袋吗?”我父亲继续问。

他点了点头。

“你把它藏起来了。”

他点了点头。

“然后帕蒂离开你跑了?”

他点了点头。“跑了,”他吃力地说,“她把人脑袋留给了我。”

“所以,你决定把人脑袋送回到原来的地方?”

雷杰西点了点头。

“在那儿,你也看到了,”我父亲用最轻柔的语调说,“帕蒂的脑袋。它也藏在那个洞里。”

雷杰西把手放在脑袋后,然后压了一下脖子。他点了点头。

“那是你看到的最可怕的情景?”

“是的。”

“你是怎么挺下来的?”

“我一直挺得住,”雷杰西说,“可现在坚持不住了。”他又开始哭起来。他的哭声就像马叫。

我想起了我们在他办公室里一起抽大麻那个时刻。他可能在我走进他办公室几个小时前就发现了帕蒂的脑袋,可他把焦虑藏在心底,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看到意志异常坚定的人在精神上垮下来,心情是不太好受的。这是否就是人在中风前的模样呢?

我父亲说,“你知道谁把帕蒂的脑袋和杰西卡的脑袋放在一起的吗?”他点了点头。

“尼森干的?”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耸了耸肩。可能他不知道。

“是的,就是他。”我父亲说。

我同意父亲的看法,肯定是蜘蛛干的。我考虑,蜘蛛当时可能会感到自己要被牵连进去。当然,他也想把我拐带进去。是的,他跟斯都迪想在我拎那两个人脑袋时把我抓住。要是我真的被他们抓住了,谁还会相信我是清白的?

“你杀的杰西卡?”我问雷杰西。他耸了耸肩。

“帕蒂干的?”

他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

“帕蒂干的?”他点了点头。我想,要是我不知道这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可以肯定:是帕蒂跟雷杰西,而不是沃德利,在维斯角见到了杰西卡,可能是帕蒂把装有朗尼尸体的那辆车开回了望夫台酒家。然后,他们三个人坐进同一辆警车里。在一片林子里,他们停了下来。在那儿,帕蒂开枪打死了杰西卡。

我说不好帕蒂干吗要那么做。在她有足够理由开枪打死杰西卡时,谁会知道她气成了什么样?杰西卡挖空心思要为自己买下帕拉米塞兹房地产。杰西卡又和阿尔文·路德有私情。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条理由就可以叫帕蒂火冒三丈。是的,现在我可以看见她把枪筒塞进杰西卡那张爱撒谎的嘴里时的情景。当时,要是庞德乞求雷杰西救她,要是雷杰西想把枪抢走,那她勾动扳机也是有道理的。帕蒂就跟我似的,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扳机边缘。所以,像我俩这种情况,杀人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我这么说可能太人了。

雷杰西坐在椅子上,就像个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让对手狠狠揍了一顿的拳击手。

“你干吗要把杰西卡的脑袋砍下来?”我问。刚才我已经问过一遍了,可我不得不再问一遍:在我脑海里,我看见了大砍刀从上面砍下来。

他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脸向一边歪去。我想他确确实实是中风了。一个沙哑、充满了敬意的声音从他牙缝中挤出来,“我想,”他说,“把她的命运跟我的命运最终结合在一块儿。”

他从椅子上滚到地上,四肢开始来回抽搐着。

玛蒂琳走了进来。她手里端着那支大口径短筒手枪,但我想她并没意识到她的这个姿势。也许她在楼上书房里一直端着来的。她看上去老了许多,更像个意大利人了。她面部表情麻木,可能就像一堵石头墙快要扒倒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她一颗眼泪儿也没有,比我们更坚强。“我不能离开他,”她对我说,“他病了。我想他可能会死的。”

雷杰西除右脚外,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他右脚还在地上来回抽搐,这是他所没有的那条尾巴在抽打。

我和我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架到楼上,差点没把我俩累死。我把他放在我跟帕蒂曾经躺过的那张大床上。真奇怪,是他愿意为她而死,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