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

的确毫无必要:胸怀大志者,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一种壮志凌云感,使我心胸开朗,弥补了一切。我出去时处在某种兴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声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气好极了,太阳高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气扬扬,人流如织。怎么,难道这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哪受过这种气呀,受到过这种目光和这种放肆无礼的笑,而我居然没有立刻提出抗议,哪怕是最愚蠢的抗议?即使极其愚蠢,也无关紧要。请注意,她来这儿的用意,就是为了尽快地侮辱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在她看来,我不过是“韦尔西洛夫派来卧底的密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很久以后,都深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愿意,凭借一纸文书,他就有办法立刻毁掉她;起码,她是这么怀疑的。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可见——我并没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侮辱!哪能呢!我甚至感到高兴。我本来是来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余,我甚至感到我开始爱她了。“我不知道,一只看准了并且想要捕捉那只苍蝇的蜘蛛,会不会恨那只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可爱的。瞧,我就爱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她长得那么美。我就非常喜欢,夫人,您是那么高傲和那么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温厚一点,恐怕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您唾弃我,我却兴高采烈,即使您当真朝我脸上啐口唾沫,那,说真的,恐怕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我的,而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令人陶醉呀!不,隐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要比公然主宰一个人更开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情愿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衣服,让人家把我当作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穷得差点要讨饭,把我推来搡去,蔑视我,说不定我倒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乐趣:我只要意识到我家私钜万就够了。”

瞧,我就是这样来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和快乐,以及许许多多我当时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我方才写下的东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实上,我要深沉一点,含蓄一点。也许,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较之我的口头上和行动上,也要含蓄一点。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做得很不好:我心里想的比我嘴里说的,多得没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暂时还留在您脑子里,——它总比较深沉,可是一说出来——就显得可笑和可耻了。韦尔西洛夫对我说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恶劣的人。那些人只会扯谎,因此他们很容易;而我却竭力想写出全部真实,这就非常难了!

在19日这天,我又迈出了一“步”。

自从我来彼得堡之后,我兜里有钱这是头一回,因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把我两年中积蓄起来的六十卢布全给了母亲。早在几天前我就拿定主意,在我领薪水那天,我要做一个“试验”,这是我早就梦想的。还在昨天,我就从报上剪下一封公函——由“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一则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称:“今年9月19日中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地段某号楼,将拍卖莱布勒赫特夫人的一应动产”,又说“查封物品、出售底价以及所拍卖的财产,均可在拍卖会当日前往观看”,等等,等等。

这时一点钟刚过。我急忙迈动双腿循址赶去。我已经两年多不雇出租马车了——我曾经作过这样的保证(要不我也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也从不去拍卖场,我还不敢走这一步;虽说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仅仅是尝试性的,但是我决定,即使采取这一步,也必须在我中学毕业与它脱离关系之后,必须在我与大家一刀两断,钻进我的乌龟壳,我已经完全自由之后。诚然,我还远没有钻进“乌龟壳”,远没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决定迈出这一步也仅是试验性的——我只是来看看,近乎来幻想一下,以后就不来了,也许很久都不来,直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为止。对大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拍卖会,而对于我——这是哥伦布借以发现美洲大陆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目的地后,我走进公告中标明的那座大楼的院子深处,并走进莱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这寓所由一个门厅和四个不大也不高的房间组成。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站着一大群人,人数甚至达到三十,其中半数是来买东西的,其他人,从他们的模样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莱布勒赫特派来监管现场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犹太人,也有几个穿着“整洁”的人。甚至这些先生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犹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右边的房间,门敞开着,在两扇门之间恰好能放进一张桌子,因此这房间进不去,里面放着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边是另一个房间,但是它的房门却虚掩着,不时有人推开一条门缝,看得出,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大概是莱布勒赫特夫人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一员。自然,这时候,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门中间的桌子后面,面对观众,在椅子上坐着一位法警先生,佩着袖章,在进行物品拍卖。我去的时候拍卖已进行了一半;我进去后就挤到那张桌子跟前。正在拍卖一对青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看,一边立刻开始盘算:在这里,我能买什么呢?眼下,我拿这对青铜烛台又能做什么呢,而且我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事这样做对吗,我的盘算能不能够成功呢?我的盘算是不是幼稚呢?这一切,我想过来想过去,观望不前。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赌台前,正赶上您还没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来的目的是想赌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离开就离开——我说了算。”这时,心还没有怦怦乱跳,但却似乎有点微微收紧,在发抖——一种不无愉快的感觉。但是一种犹疑不决的感觉却立刻开始压迫您的胸膛,您仿佛变得盲目起来,您伸手,您拿牌,但动作是无意识的,几乎是违心的,仿佛您的手,由别人在掌控;您终于下定决心,您出牌了——这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十分巨大,十分强烈。我现在写的不是拍卖会,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拍卖会上,除了我,又有谁的心会怦怦乱跳呢?

有人头脑发热,有人沉默不语,等待机会,有人买了又后悔了。有一位先生,因为没有听清,把一只白铜制的牛奶壶错当成了银的,买了下来,本来只要两个卢布,却花了五个卢布,对这位先生,我一点也不可怜;我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法警不断地变换物品:在烛台之后出现了耳环,耳环之后出现了一只山羊皮的绣花枕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首饰盒,——大概是为了形式多样,或者因为考虑到买者的不同要求。我连十分钟都没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买枕头,后来又想去买首饰盒,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我就卡壳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买不起。最后,法警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红色山羊皮精装,老物件,有水彩画与水墨画插页,装有象牙雕刻的封套,并有银质锁扣——底价两卢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东西看去很雅致,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个地方有一疵点。只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观看,大家都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锁扣,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拿出来,再仔细看看,但是我没有使用我的这一权利,只是挥了一下发抖的手,寻思:“管它呢”。

“两卢布零五戈比。”我说,又感到我的牙齿在发抖,在打架。

东西归我了。我立刻掏出钱,付了款,然后抓起纪念册,退了出来,退到房间的一角;在那里,我把它从封套里拿了出来,而且跟发热病似的,急匆匆地开始仔细观看:不算封套,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脚的东西——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只有小型张的一页信纸那么大,薄薄的,边缘烫金,但是已经磨损,完完全全就像旧时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女孩子,为自己购置的那种纪念册。水墨画和彩色画,画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爱神呀,天鹅戏水的池塘呀,等等;还有歪诗一首:

我启程前往遥远的旅途,

与莫斯科久久分离,

久久地告别亲爱的人,

坐上驿车驰往克里木。

(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这东西!)我认定,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了。

“没什么,”我认定,“第一次出牌肯定会输;甚至是好兆头。”

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个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不是就要了吗。”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得了吧,您怎么啦!”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因为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他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知道了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Merci,мсье。”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回来,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但是我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十九岁)暂时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里碰到他的。他刚吃过午饭,正在院子里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来了,仍下榻在他过去住的那套房间里,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因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叶菲姆补充道。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夫特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带我到他住所去见他,原来,这住所就在附近,仅两步远,在某某胡同。但是兹韦列夫又说,一小时前,他已经遇见过他,他去找杰尔加乔夫了。

“那咱们就到杰尔加乔夫家去,你怎么总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确,克拉夫特很可能在杰尔加乔夫家,一坐就半天,那,我在哪儿等他回来呢?我并不怕去杰尔加乔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接二连三地拉我上那儿去。而且每次说到“害怕”二字时,总对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恶的嘲笑的神态。我要预先申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这一次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地方也不远,就在附近。途中,我问叶菲姆,他是否仍旧想流亡美国?

“可能还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他的头发很白,胖乎乎的脸也显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体统,像娃娃脸,而个子却长得甚至比我还高,可是他看去却最多只有十七岁。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怎样?难道总有一群人?”我为了心中有底,问道。

“你怎么总是怕东怕西的?”他又笑起来。

“滚你妈的蛋。”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来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比如我,难道我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信得过我呢?”

“你是我带去的,这就够了。关于你,大家都听说过。克拉夫特也可以说说你的情况。”

“我说,瓦辛也上那去吗?”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们一进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诉我哪位是瓦辛;一进去就告诉我,听见了吗?”

关于瓦辛的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早对他有兴趣了。

杰尔加乔夫住在一幢小厢房里,这厢房座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里,但是他却租住了整幢厢房。总共有三大间清洁的房间。四扇窗都垂下了窗帘。他是一名技师,在彼得堡工作;我偶尔耳闻,他在外省谋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私人差事,正准备前去履新。

我们刚走进一间极小的外屋,就听到屋里人声嘈杂;似乎,正在热烈地争论,有人高呼:“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t, 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

我的确有几分不安。当然,我还不习惯与人交往,甚至不管与任何人。虽然我在中学里与同学以你我相称,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我就住在这角落里。但是,并不是这使我不安。作为万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发誓,决不与任何人发生争论,只说最必需的话,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对我说三道四,下任何结论;主要是不争论。

这房间实在太小,屋里有六七个人,加上女士们,约莫有十个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他已成家。他妻子有个妹妹,此外,还有个女亲戚;她俩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屋里的家具陈设还凑合,不过也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的肖像,而在墙角则供奉着一帧圣像,没有金属衣饰,但却点着神灯。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里都是自己人。”

“劳驾。”立刻有一位面貌相当姣好、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妇补充道,她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就立刻走了出去。这是他妻子,看样子,她刚才似乎也参加了争论,而现在,她出去给孩子喂奶。但是留在屋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位个子很小,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长相也不难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锐利。她俩坐着,在很用心地听,但并不参加谈话。

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向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比中等个儿略高,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这是我现在才这么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作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而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灰心丧气,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a priori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使了老大劲儿。他似乎对所有这些辩论感到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可以暂时撇开不谈。”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请问,为什么克拉夫特的结论会削弱我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那位老师叫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他人说话,声音都很低)。“就算俄罗斯被人判定为二等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仅仅为俄罗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了,他怎么还能算是爱国者呢?”

“更何况他是一个德国人。”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问题与事情并无直接关系。”杰尔加乔夫对刚才打断话的那人说道。

“抛弃你们的狭隘观点,”季霍米罗夫谁的话也不听,“如果说俄国只是供更加高贵的人种使用的材料,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做这样的材料呢?这也是一种相当体面的角色嘛。由于任务扩大,为什么就不能安于这一想法呢?人类正处于自己复兴的前夜,而且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当前的任务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已经丧失信心,那就撇开俄罗斯,先不谈它嘛,你们可以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尚不知晓的民族工作,但是这民族是由整个人类组成的,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族。本来,俄罗斯不论什么时候,迟早都会死去;所有的民族,即使是最有才华的民族,也不过生存一千五百年,最多两千年;还不是都一样吗:两千年或者两百年?充满活力的罗马人,也没有活过一千五百年,就变成了材料。罗马人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思想却融进了人类的命运,变成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说他无事可做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人们会无事可做。为人类服务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于其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如果你们留心地环顾四周,要做的事是如此之多,只怕此生有限。”

“应当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和真理的法则生活。”杰尔加乔娃夫人从房门里说道。房门虚掩着,可以看到,她正微敞着胸脯,站在里面,抱着孩子喂奶,她在热心倾听。

克拉夫特在听大家说话,微露笑容,终于似乎带着某种痛苦的表情开口说道,然而他说话的神态却十分真诚。

“我不明白,既然您的心智完全臣服于某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且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您怎么还能全身心地向往处于这一思想之外的其他观念呢?”

“但是,如果从逻辑上像数学般精确地向您证明,您的结论是错误的,您的整个思想也是错误的,而且您没有丝毫权利仅仅因为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二等国家,而把自己排除在普遍的有益活动之外;如果向您指出,代替您那狭隘视野的,您面前将会展开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以代替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挥了挥手,“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这与爱国主义无关。”

“这显然是误会,”瓦辛忽然插嘴道,“错误在于,克拉夫特得出的不仅是一个逻辑结论,而是,可以说吧,这个结论又变成了一种感情。不是人的所有天性都是一样的;在许多人那里,逻辑结论有时会变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这感情会攫住一个人的全身心,而且这种感情很难驱除或者很难改变。为了能够治愈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改变感情本身,而要使这办法成为可能,无他,只有用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来代替它。这事往往很难,而在许多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

“错!”那个好争辩的人吼道,“逻辑结论本身就足以化解成见。理性的信念会产生同样的感情。思想由感情而生,它反过来又植根于人心,形成新的感情!”

“人是形形色色的:一种人很容易改变感情,另一种人就很难。”瓦辛答道,似乎不希望把争论继续下去;但是我却很赞赏他的观点。

“正如您所说,这事正是这样,”我忽然对他说道,打破坚冰,忽然开口了,“正应当加入另一种感情来代替原来的感情。四年前,在莫斯科,有一位将军……要知道,诸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也许,说实在的,他本身就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尊敬……然而,事实本身也可能显得违反常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您知道吗,他死了一个孩子,就是说:实际是死了两个女孩,两个,一前一后,都死于猩红热……怎么办呢,他忽然变得伤心欲绝,一直很伤心,伤心得让人不忍卒睹,——结果,几乎过了半年,他也死了,他是因为伤心死的,这是事实!那么,当初,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复活呢?答案是用同样强烈的感情!应当从坟墓里把那两个女孩给他挖出来,把她们还给他——这就完了,就是说,诸如此类吧。可是他死了。不过也可以向他提供一些绝妙的结论:人生苦短啦,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啦,也可以从统计日志上提供一组统计数字,有多少孩子死于猩红热啦……将军已经退役……”

我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仓皇四顾。

“这完全文不对题。”有人说。

“您所举的事实,虽然与当前的情况并非同类,但毕竟有点相似,足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这里,我必须承认,为什么我十分赞赏瓦辛关于“思想-感情”所提出的论据,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万分羞愧的一件事。是的,我曾经害怕到杰尔加乔夫家去,虽然我之怕去并不是因为叶菲姆揣测的那个原因。我之所以怕去,是因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怕他们。我知道,他们(即他们或者与他们同类的那伙人——反正一样)都是些雄辩家,或许会把“我的思想”打个粉碎。我坚信自己决不会向他们透露我的思想,决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即仍旧是他们或与他们同类的人)却可能主动对我说些什么话,从而使我自己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绝望,甚至都不敢向他们提起它。在“我的思想”中,还有一些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愿意别人来帮助我解决,除非我自己来解决。近两年来,我甚至不敢看书,生怕碰到什么观点,不利于我的思想,从而使我的思想发生动摇。可是忽然瓦辛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为难之处,使我放了一百二十个心。说真的,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使用的那套不管什么雄辩术,又能奈何我什么呢?那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懂得,瓦辛谈到“思想-感情”的关系时究竟要说什么!仅仅驳倒某个绝妙的思想是不够的,必须用另一个同样绝妙的思想来代替它。要不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舍弃我的感情的,我将在我心中驳倒他们驳倒我的东西,哪怕是强词夺理,而不管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作为替代品,他们又能给我什么呢?因此,我完全可以变得更勇敢些,我必须更加英勇无畏。在赞赏瓦辛观点之余,我又感到羞愧,我感到自己还是个没出息的娃娃!

这时还出现了一件出乖露丑的事。倒不是我想卖弄自己聪明这种拙劣的感情,促使我在他们面前打破坚冰,开口说话,而是一种想“取悦于人”的愿望促使我这样做。这种想“取悦于人”的愿望,让大家承认我是个好孩子,以及拥抱我、亲我,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总之,拙劣透顶),我认为,这是我身上所有可耻的感情中一种最卑劣的感情,我怀疑我身上的这一愿望由来已久,这也正是我多年来一直躲在一个角落里的原因,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后悔。我知道,我应当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孤僻一些。在这类出乖露丑之后,使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不管怎样,这“思想”仍像过去一样深藏在我的内心,我还没有向他们泄露过这一秘密。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象,如果我向什么人坦陈了我的思想,那我就会突然变得一无所有,因而我就会变得同大家一样,而且,说不定,我还会抛弃这个思想;因此我才珍藏着它,保护着它,惟恐唠唠叨叨地说漏了嘴。可现在,在杰尔加乔夫家,几乎从头一次交锋,我就忍不住了: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却不可饶恕地胡扯了一通,出了件丢人现眼的事。一想起来就让人恶心!不,我不应当跟他人接触,跟他人交往,即使现在我也这么想,我说这话将管用四十年。我的思想——就是我需要一个角落。

瓦辛刚一夸我,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开口说话。

“我以为,任何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拥有自己的感情……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责备他。”我对瓦辛说道。虽然我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又似乎说话的不是我,而在嘴里转动的也似乎不是我的舌头。

“是——吗,您哪?”那个曾经打断过杰尔加乔夫,向克拉夫特嚷嚷说他是德国人的那个人,立刻接过话茬,并以讽刺的口吻拖长了声音说道。

我认为这人根本不值得一驳,我扭过头去向那位老师说道,仿佛方才向我嚷嚷的是他似的。

“我的信念是我无权对任何人妄下断语。”我哆嗦着说,已经知道,我这下栽了。

“干吗这么秘密,秘而不宣呢?”又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声音。

“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我直视着那位老师的眼睛,那位老师却相反,默不作声,满脸堆笑地打量着我。

“那您呢?”那个不值得一驳的人又嚷嚷道。

“说来话长……就某种程度说,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安静一会儿,别来打搅我。当我手里还有两卢布的时候,我就想独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依赖任何人(请少安毋躁,我知道有人要反驳我),也不做任何事,——哪怕是为人类的伟大未来,即曾经有人邀请克拉夫特君为之服务的那个人类的伟大未来。个性自由,即我本人的自由,您哪,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其他,我一概不管。”

错就错在我发火了。

“也就是说,您在宣扬吃饱了肚子的奶牛的安宁?”

“就算是吧。谁也不会受到奶牛的侮辱。我不欠任何人一文钱,我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向社会向国库交税,为的就是不被抢劫,不挨打和不被杀害,此外,谁也无权向我要求任何东西。我本人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思想,我想为人类服务,也许,我做的事比所有的宣传家加在一起还多十倍;不过我希望,任何人也无权要求我强迫我做到这点,就像要求和强迫克拉夫特君那样;即使我连一根手指也不想动,那也是我的完全自由。至于因为爱人类而四处奔波,见人就搂着人家的脖子又亲又啃的,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不过是一种时尚罢了。我干吗非爱他人不可呢,或者非爱您说的什么人类的未来不可呢!这个什么人类的未来,我永远也看不到,未来的人也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么一个人,而他们自己也将化为灰烬,变得无影无踪,既无任何记忆,也无任何回忆(这里,时间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地球本身也将变成一块结冰的岩石,并且与许多数不清的同样的结冰的岩石一起,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飞翔,也就是说,没有比这更没有意思的了,让人无法想象!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请问,我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呢,更何况一切都瞬息万变,转瞬即逝。”

“哎——呀呀!”那声音又叫道。

我扯断了一切绳索,神经质和恶狠狠地开了这一炮,把所有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我知道我正在跌进泥塘,但是我害怕别人反驳,急不择言。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就像筛糠似的,一股脑儿倒下去,七颠八倒,语无伦次,跳过十个思想,陡地讲到第十一个,但是我急于说服他们,把他们统统驳倒。这对我太重要了!我准备了三年!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突然都闭上了嘴,默不作声,简直一言不发,大家只是竖起耳朵在听。我则继续对那位老师说道:

“正是这样,您哪。顺便说说,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回答这样的问题更难的了,‘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呢’要知道,您哪,世界上有三类小人:一类是天真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的卑劣乃是绝顶的高尚,另一类是具有羞耻之心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卑鄙无耻感到羞耻,但是又欲罢不能,非干到底不可,最后一类是地道的小人,纯粹的小人。请听我说,您哪:我有一名同学,叫兰伯特,他还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假如他发了财,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穷人家的孩子快饿死的时候,他却把面包和肉拿去喂狗;而当他们无物取暖的时候,他却可以买下整整一院子劈柴,把它们堆放在旷野上,然后在这片旷野上放把大火,然而他却一根劈柴棍也不送给穷人。这就是他的感情!请问,当这个纯粹的小人问我:‘为什么他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时,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被你们弄得世风日下的时代。因为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时代了——从来不曾有过。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混沌一片,诸位,请看,你们否定上帝,否定做好事,那还有什么保守落后的、盲目的陈规陋习,能驱使我去这样做,如果换一种做法对我更有利呢?你们会说:‘合理地对待人类也对我有利’嘛;可是,如果我认为所有这些合理的做法,所有这些兵营式的东西呀,法朗吉呀,不合理,那怎么办?既然我在这世上只能活一次,那所有这些劳什子以及什么未来长未来短的,关我屁事!请让我自己来弄清我的利益何在,这样岂不更好吗。再过一千年,你们说的这人类究竟会怎么样,这又关我什么事呢,如果按照你们那个准则,我既没有因此而得到爱,也没有因此而过上未来的生活,我做的种种好事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承认的话?不,您哪,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让我老实不客气地干脆为自己而活着,至那时候哪怕大家都完蛋,也与我无关!”

“想得倒美!”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起完蛋。”

“那就更妙了!”(又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都继续保持沉默,大家都看着我和打量着我,但是慢慢、慢慢地从屋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嘻嘻嘻的窃笑声,虽然声音还很低,但是大家都冲我的脸窃笑不已。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没有嘻嘻地笑。那个蓄有黑胡子的人也在冷笑;此前,他一直两眼盯着我,在听。

“诸位,”我全身都在发抖,“我决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但是,相反,我倒想从你们的观点出发来请教你们,——别以为我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来问你们的,因为也许我比你们更爱人类,比你们加在一起,更爱一千倍!请问,——而且你们现在一定要回答我,你们必须回答我,因为你们在笑,我倒要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吸引我,让我跟你们走呢?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向我证明,你们那儿就肯定好呢?在你们兵营式的生活里,我个人提出的抗议,你们又会如何处置呢?诸位,我早就想同你们见面了!你们那儿将会有兵营式的生活,将会有公共宿舍,将会有strictenécessaire,无神论,不要孩子的公妻制——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我统统知道,您哪。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一切,就是为了那点平均利益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你们的合理制度保证我能得到的那一小部分),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温暖,你们却以此为代价剥夺我的全部个性!请问,您哪:如果在那里,有人带走我的老婆,你们能让我心平气和,能让我不把我的敌人的脑袋砸个稀巴烂吗?你们会说,到时候我自己也就变聪明了;但是我老婆会对这样一个明智的丈夫(如果她还多少有些自尊的话)说什么呢?要知道,这是违背自然的,您哪;你们该懂得羞耻才是。”

“您是研究女人问题的专家吗?”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幸灾乐祸的声音。

一时间我头脑发热,真想冲过去,给这混蛋一顿老拳。这人个子不高,棕红色头发,脸上有几粒雀斑……不过,话又说回来,活见鬼,我描写他的外貌干吗呢!

“请放心,我还从来没有碰过女人。”我顶了他一句,头一回向他扭过了脸。

“宝贵的信息,不过鉴于有女士在场,措词不妨文雅些!”

但是,忽然,大家纷纷动弹起来,纷纷拿起礼帽,想走,——当然,不是因为我,而是他们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但是对我的这种默然不语的态度,使我感到压抑和无地自容。我也霍地起立。

“不过,您一直看着我,请允许我请教阁下贵姓?”那位老师面带十分可憎的微笑,忽然向我走过来。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姓多尔戈鲁基的一介草民,前农奴马卡尔之子,我的前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请放心,诸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让你们立刻扑到我的脖子上来亲我吻我,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像一群牛犊似的感动得哞哞叫!”

一下子爆发出了最不礼貌的哄堂大笑,因而使门背后的那小孩惊醒过来,开始啼哭。我气得发抖。他们纷纷与杰尔加乔夫握手告别,接着便走了出去,对我根本不予理睬。

“咱们走吧。”克拉夫特捅了捅我。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握了握他的手,又使劲摇晃了几下。

“对不起,那个康德柳莫夫(即棕红头发的那主儿)一直在惹您生气。”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着克拉夫特走了出去。我丝毫不觉得羞耻。

当然,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有着天渊之别。

我继续“丝毫也不觉得羞耻”,我还在楼梯上就追上了瓦辛,他落在克拉夫特后头,仿佛他是个次要人物似的,接着便以一种十分自然的姿态,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问道:

“您似乎认识家父,我是想说韦尔西洛夫?”

“说实在的,我同他并不熟悉,”瓦辛立刻回答道(一些彬彬有礼的人,在跟方才出乖露丑的人说话时总会摆出一副做作出来的客套,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这种气人的姿态),“但是,也多少认识一点,见过面,也听过他讲话。”

“既然听过他讲话,那,自然就算认识喽,因为您就是您!您对他有什么看法?请原谅我冒昧询问,但是我需要知道您的意见。正是您对他有什么看法?正是您本人的意见,对我是必不可少的。”

“您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此人能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或许,也能做到,——但是他并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此话有理,此话十分有理,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是,这是个清白的人吗?请问,您对他皈依天主教有何看法?不过,我忘了,也许,您不知道这事……”

如果我不是这么激动,不用说,我就不会对一个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这么没来由地,像开机关枪似的,提出这么一连串问题了。我感到奇怪,瓦辛似乎并不介意我的疯狂!

“关于此事,我也略有耳闻,但是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依然平静地和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毫无可信之处!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全不是真的!难道您以为他会信仰上帝吗?”

“正如您刚才所说,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而非常骄傲的人中的许多人,是喜欢信仰上帝的,尤其是那些有点儿恃才傲物的人。许多强有力的人,似乎都有一种自然的需要——找一个人或者找一样什么东西,然后对他或它顶礼膜拜。强有力的人有时候会对自己的强有力感到受不了。”

“我说,这话可能非常正确!”我又叫起来。“不过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是清楚的:他们为了不崇拜世人,于是选择了上帝,——不用说,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搞的:崇拜上帝仿佛不那么辱没身份似的。他们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非常热烈地信奉上帝的人——说得更准确些,他们是一些热烈地希望信仰的人;但是他们却把愿望当成了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人中,到头来,尤其常常会出现一些大失所望的人。关于韦尔西洛夫先生,我想,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真诚的性格特点。总的说,他使我很感兴趣。”

“瓦辛!”我叫道,“你使我太高兴了。我倒不是惊叹您的智慧,我惊叹的是,您是一个如此纯洁和远比我高明的人,怎么能如此朴实、如此客气地跟我平起平坐和跟我说话呢,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瓦辛微微一笑。

“您对我过奖了,而刚才发生的事仅仅是因为您太喜欢进行抽象的谈话了。您大概在此以前沉默的时间太久了吧。”

“我沉默了三年,我想一吐为快,也准备了三年……不用说,您不可能把我看做是傻瓜,因为您自己非常聪明,虽说不可能比我的表现更愚蠢的了,但是您却可能把我看做小人!”

“小人?”

“对,毫无疑问!请告诉我,当我说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而且还夸耀我是家奴之子的时候,您没有私下里看不起我吗?”

“您太折磨您自己了。如果您觉得这样说不好,下次不这样说,不就得了;来日方长嘛,您还有五十年好活哩。”

“噢,我知道,在与别人相处时,我应当尽可能少说话。在所有的坏毛病中,最卑鄙无耻的毛病是挂在人家的脖子上,——无端邀宠;方才,我已对他们说过这话,而现在我又想挂到您脖子上了!要知道,二者有区别,是不是?如果您明白这区别,如果您能够明白,那我就该祝福这一时刻了!”

瓦辛又微笑了一下。

“如果您愿意,可以常来找我,”他说。“我现在有工作,很忙,但是您来,我会很高兴的。”

“我方才从您的相貌上看出来,您这人坚强有余,但不爱与人接触。”

“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认识令妹利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去年,在卢加……克拉夫特停下来,似乎在等您;他要拐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追上了克拉夫特,当我同瓦辛说话的时候,他一直走在前头。我们俩默默地走到他的住处;我还不想,也不能同他说话。克拉夫特性格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