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花园里明月高照。在舒敏的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依洛夫娜嘱咐的彻夜祈祷的事刚刚做完,娜佳便到花园里溜达。这时她看见大厅里正在摆放各种小吃,祖母穿着华美的绸子衣服在忙来忙去。大教堂的大祭司安德烈神甫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夫娜在谈什么事。不知什么缘故,透过窗户,母亲在晚上的灯光照耀下显得非常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旁边,留心地听着。

花园里恬静、凉快,地下有许多静默的黑影。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传来青蛙的叫声。可以感觉到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人们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天底下的什么地方,在树木的上空,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在田野上,在森林里,这种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这是软弱、有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却想哭一场。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从十六岁起,她就强烈地希望出嫁。现在她终于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他正站在窗户那边,她喜欢他,婚礼已定在七月七日。然而她却并不高兴,快活不起来……厨房在地下室,从敞开的窗户可以听见人们在忙碌着,刀声当当响,滑动门砰砰响,闻得到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香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生都会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瞧,有一个人正从房里出来,站在门廊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干脆叫他萨沙,他是十天前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她又瘦又小又有病,很久以前就常到她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就是这位萨沙)。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母亲死后,祖母为了能使自己的灵魂超升,就把他送到莫斯科康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读书。过了两年又转入一个绘画学校,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五年,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但他还是没有做建筑学的工作,而是在莫斯科一个石印厂做事。他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到祖母这里来,他老是病得很厉害。他是来休息和疗养的。

他现在穿着带扣子的常礼服和一条穿旧了的帆布裤子,裤脚管下面磨破了。他的衬衫也没熨过,整个人显出没有精神的样子。他,人很瘦,一双眼睛却很大,手指又长又瘦,留着一把胡子,黑黑的脸,却也还算漂亮。在舒敏家他很习惯,如同亲人一样,住在他的家里也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他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已被称为“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去。

“你们这里真好。”他说。

“当然很好。您应该在这里住到秋天。”

“是的,只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家住到九月份呢。”

他无端地笑起来,在她的身旁坐下。

“我站在这里,看着我妈妈,”娜佳说,“从这里看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我妈妈当然也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不一般的女人。”

“是的,是很好的女人……”萨沙同意地说,“您的妈妈,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善良的可爱的女人,不过……怎么跟您说呢?我今天很早就到你们的厨房里去,那里却有四个女仆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用破烂代替被褥,臭烘烘的,还有臭虫、蟑螂……还是跟二十年前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奶奶呢,愿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奶奶;不过要知道,您母亲恐怕就不一样了,她会说法语,还参加演出,想必她好像是明白的吧。”

萨沙说话时,总要把两个又长又瘦的手指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为什么,这里的一切我都觉得有点怪异,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做事,您妈妈整天逛来逛去,像个公爵夫人,你祖母也是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这些话娜佳在去年就听过了,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除此之外不会说别的话。过去这些话只使她发笑,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变得厌烦了。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早就令人厌烦了。”她说,站了起来,“您应该想出一点什么新鲜的东西来说说。”

他笑笑,也站起来。两个人一起朝正房走去。她,高高的个儿,很漂亮,身材匀称。现在她同他走在一起,显得非常健康,服装也非常好看。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觉得他有点可怜,而且不知为什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您说了许多无用的话,”她说,“瞧,您刚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您对他并不了解呀。”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您的安德烈吧!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感到惋惜呢。”

他们走进饭厅时,大家已经坐下来吃饭了。奶奶,或者照人家的称呼——亲奶奶,身体很胖,相貌很丑,两道眉毛很浓,还有一点唇髭,嗓门很粗。凭她的声音和姿态,就可以看出她是这里的一家之长。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座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是属于她的财产,但她还是每天早晨都祈祷,求上帝保佑她不会破产,并为此而哭泣。而她的儿媳妇,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夫娜,淡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夹鼻眼镜,而且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瘦弱的老头,牙齿全掉了,看他的表情,好像准备要讲什么很有趣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胖胖的漂亮青年,卷发,像个演员或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论催眠术。

“你在我这里住上一星期,健康就会恢复的。”老奶奶对萨沙说,“只是你要多吃一点才好。看你都像什么样子了!”她叹了一口气,“你变得太厉害了!瞧,真的,你已经完全是个浪子了。”

“该死的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吃草了……”

“我爱我的老爸,”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触一触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都没有作声。萨沙忽然笑起来,并用餐巾捂住嘴。

“那么,您是相信催眠术了?”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夫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我相信,”尼娜·伊万诺夫娜回答说,脸上做出很严肃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应当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不过我要补充您一点: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个又大又肥的火鸡端上桌来了,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继续在谈话。尼娜·伊万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在闪闪发光,后来是她的眼睛在发光,她激动起来了。

“我虽然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但您也会同意,生活中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让您相信,一个也没有。”

晚饭之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夫娜则弹钢琴为他伴奏。他十年前在一所大学的语文系毕业,但没有在任何地方做过事,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有时参加为慈善目的而举办的音乐会。城里大家都称他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在拉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轻轻地沸腾,只有萨沙一个人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十二下,一条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起来,赶忙起身,开始告辞。

娜佳送走未婚夫后,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她和母亲住在楼上(祖母住在楼下)。楼下的大厅里都熄灯了,萨沙还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按莫斯科的习惯喝茶喝得很久,一回得喝七杯。娜佳宽衣躺在床上后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收拾打扫,祖母在生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下面自己的房间里低沉地咳嗽几声。

娜佳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开始亮了。什么地方的更夫在打更。她已经不想睡了,床太软,躺着不舒服。娜佳像过去一样,在五月的夜晚躺在被窝里想事,而思想也和昨夜一样,单调,毫无意思,令人厌烦。她想到,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如何地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如何地同意了,后来便慢慢地尊重这个善良、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现在当婚期剩下一个月的时候,她却开始感到害怕和不安,好像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沉重的东西在等待着她似的。

“嘀托、嘀托……”更夫在懒洋洋地打着更,“嘀托、嘀托……”

从一个大的旧窗户里可以看见花园,更远一点,有紫丁香盛开的茂密的丛林,它们都处于睡眠状态,并且由于寒冷而变得萎靡不振了。浓重的白雾浮到紫丁香上面,想把它盖住。在远处的树上,睡意蒙眬的白嘴鸦在大声啼叫。

“我的天呀,我为什么这样苦恼!”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有这种感觉吧。谁知道呢!或许这里有萨沙的影响?可是,要知道,萨沙多少年来都在说同样的话,好像念文章一样,说的时候,显得天真和奇怪。但是脑子为什么老是离不开萨沙呢?为什么呢?

更夫早就不打更了。窗口下和花园里鸟儿叫喳喳,花园里的雾也散了。春天的阳光像微笑一样,把四周围照得通亮。很快地,被太阳温暖了的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已苏醒过来了,钻石般的露珠在树叶上熠熠发光。这个早已荒芜了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却显得那么年轻、漂亮。

老奶奶已经醒了,萨沙以一种深沉的男低音咳嗽起来。可以听见下面在安顿茶炊,移动桌子了。

时钟走得很慢。娜佳早就起了床,而且在花园里散步许久了,可是早晨仍然没有过去。

瞧,尼娜·伊万诺夫娜脸上带着泪痕,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出来了。她迷信招魂术和顺势疗法。她读很多书,喜欢谈论自己产生的怀疑。娜佳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深刻的神秘的意义。这时娜佳吻了吻母亲,同她并排走着。

“啊,你干吗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本描写一个老头和他女儿的中篇小说。老头在某个地方服务,不料他的上司竟爱上了他的女儿。小说我还没有看完,不过有一个地方却使人忍不住要流泪。”尼娜·伊万诺夫娜说,呷了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就又哭了。”

“这些天来,我都不那么快活,”娜佳沉默了一会后说,“我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不过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时,就紧紧地闭上眼睛,瞧,就像这样,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尼娜怎样走路,怎样说话,或者想象古代世界的一桩什么历史故事……”

娜佳觉得母亲并不了解她,也不可能了解她。她还是平生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甚至开始感到害怕,想躲起来。于是她就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饭。这是星期三,斋戒日,所以祖母,给大家吃素红菜汤和鳊鱼汤。

萨沙为了逗弄奶奶,既喝了荤汤,也喝了素红菜汤。吃午饭的时候他一直在开玩笑,不过他的笑话说得太笨,全都带有教训意义,结果变得一点也不可笑。他在说俏皮话之前,总是把他很长得像死人一样的手指举起来,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他的病很重,大概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不多久了。于是大家都为他难过而流泪。

午饭后,祖母便回自己房间里休息。尼娜·伊万诺夫娜弹一会儿钢琴,随后也走了。

“啊哈,亲爱的娜佳,”萨沙开始了惯常的午饭后的谈话,“您要听我的话才好,要听才好!”

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坐在老式的圈椅里。他则在房子里静静地踱着步子,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您要出去读书才好!”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和神圣的人才是有意思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有用的人。须知,这样的人越多,天国就会越快地在人间出现。到那时,你们的城市就会慢慢地被彻底摧毁,一切都翻个个儿,一切都会变化,就像是变魔术那样。到那时,这里会有庞大的最富丽堂皇的大厦,奇迹般的花园,罕见的喷泉,出色的人们……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群众。现在这种样子的群众,到那时就已不再存在了。因为每个人都将会有信仰,每个人都会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并且再也没有人到群众中间去寻求支持了。亲爱的,好姑娘,走吧!向大家表明:您已经厌倦了这种停滞的、灰色的、罪恶的生活。哪怕您向自己表明这一点也行!”

“不行,萨沙。我快要结婚了。”

“咳,得了吧,谁才要做这样的事呢?”

他们走进花园,散了一会儿步。

“亲爱的,无论如何您要想一想,要明白,您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是多么不道德,多么不干净。”萨沙继续说,“您该明白,比方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噬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想说,“是啊,这是对的”,还想说,她明白,但是,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发紧,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傍晚前,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像平常那样,拉了很久的提琴。他一般是不多说话的,喜欢玩小提琴,也许是因为拉小提琴时就可以不说话。十一点钟他已经穿上大衣,要回家了。他拥抱了娜佳,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和双手。

“亲爱的,我可爱的,我的美人!……”他小声说,“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快要疯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她老早老早就听过了,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在一本小说里,在一本旧的、破烂的,早就被扔掉了的小说里读到过似的。

萨沙坐在饭厅的桌旁喝茶,用五个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在摆牌阵,尼娜·伊万诺夫娜在看书。油灯里的火噼啪作响,一切都似乎平静、顺利。娜佳道了晚安,回到自己楼上房间里,躺下后立即就睡着了。可是像前一个晚上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不想睡了,心神不定、难受。她坐起来,把头垂在双膝上,想到未婚夫,想到婚礼……不知为什么,她回想起母亲并不爱其已经去世的丈夫,如今她什么都没有了,完全依靠自己的婆婆即奶奶生活。娜佳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此之前她会认为妈妈有什么特殊的、不寻常的地方,为什么会没有发现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的萨沙也没有睡着,娜佳听见他在咳嗽。她在想,这是一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所有这些神奇的花园和不寻常的喷泉,都使人觉得有点荒诞。但是,不知为什么,在他这种天真甚至荒诞里却又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以致她一旦想到是否外出读书时,就好像有一股凉气沁透了她整个的心和胸,充满了快乐和兴奋感。

“不过,最好别去想,最好别去想……”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些。”

“嘀托……”远处什么地方更夫在打更,“嘀托……嘀托……”

六月中旬,萨沙忽然感到烦闷,便打算回莫斯科去。

“我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了,”他忧郁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怕脏,不敢吃饭,厨房里脏得无法……”

“你就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为什么奶奶小声劝他,“七号就是婚礼了!”

“我不想等了。”

“你本来不是想在我们家住到九月份吗!”

“可我现在不想住了,我需要去工作。”

这年遇到了一个潮湿而阴凉的夏天,树木湿淋淋的,花园里的一切都不使人感到愉快,而是令人沮丧,这也实在使人想去工作。楼上楼下的各个房间里都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奶奶房里响起了缝纫机的嗒嗒声,这是她们在赶制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缝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按奶奶的说法,也值三百卢布!这种无谓的忙乱使萨沙感到不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气。不过大家都劝他留下来,于是他答应在七月一日以前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彼得节那天午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同娜佳一起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为他们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早已租下来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不过目前只修好了上面的一层,大厅里上了色的镶木地板闪闪发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充满油漆味。墙上挂着一张有金边的大油画,画面是一个裸体女人,旁边有一个断了把的紫色花瓶。

“一幅绝妙的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而叹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契夫斯基的作品。”

再过去一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一张沙发,几张套着鲜蓝色布罩的圈椅。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他戴着法冠,佩着勋章。后来他们走进带餐具橱的饭厅,然后走进了卧室。这里在朦胧的光线中并列摆着两张床,仿佛在布置卧室时,就已经注意到,这里将永远是很美满的,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一直搂着她的腰。而她却觉得自己身体衰弱、惭愧,憎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裸体太太使她感到恶心。她自己已经很清楚,她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她根本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怎么说出来,向谁去说呢,又为什么要说呢?她自己不明白,也无法明白,尽管她整天整夜都在想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得那样热情、谦虚,那样幸福,在自己这所住宅里走来走去。而她呢,在所有这一切中,她只看到了庸俗,愚蠢的、幼稚的和不能容忍的庸俗。搂着她的腰的那只手,她也觉得像铁箍一样僵硬和冰凉。她时刻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上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去看浴室,他碰了碰安装在墙上的水龙头,水即刻流了出来。

“怎么样?”他说,大笑起来,“我吩咐在顶间安了一个能盛一百桶水的水箱。瞧,我们将来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了院子,然后走到街道上,雇了一辆马车。灰尘像浓密的乌云一样扬了起来,好像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灰尘使他眯起了眼睛。

她沉默不语。

“昨天,你还记得吗,萨沙批评我们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了一会后说,“好吧,他说得对!非常对!我什么事也不做,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为什么呢?我甚至一想到将来有朝一日额头上戴一枚帽徽,去供职,就觉得非常厌恶,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员,就觉得不自在呢?啊,罗斯母亲!啊,罗斯母亲!你还驮着多少无所事事、毫无用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的身上啊,多灾多难的罗斯!”

他对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这一点作了总结,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表征。

“我们将来结了婚,”他接着说,“我们就一起到农村去,我的亲爱的,我们将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小块地,带有一个花园和一条小河,我们将劳动,观察生活……啊,那将是多么好啊!”

他脱下帽子,头发被风吹得扬了起来。她听着他说话,并且在想:“天啊,我想回家!天啊!”几乎快到自己的家时,他们追上了安德烈神甫。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起来,挥动着帽子,“我爱我的老爸,真的。”他说,一面付给车夫钱,“他是很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屋里,心里生气,身体不舒服,心想,整个晚上都有客人,要招待他们,笑脸相陪,听小提琴演奏,听各种各样的胡诌,谈的都是婚礼的事。奶奶穿着华丽的绸子衣服,坐在茶炊旁边,神情傲慢,在客人面前总是目空一切。安德烈神甫带着狡猾的微笑走进来。

“看见您身体健康,我十分高兴和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心话。

风敲打着窗户和房顶,听得见飕飕的叫声。炉灶里,家神悲愁而又忧郁地哼着自己的歌。这时是夜晚十二点多钟。房子里大家都躺下了,但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下有人在拉小提琴。传来一种响亮的撞击声,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去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万诺夫娜穿着一件衬衫,手里拿着蜡烛进来了。

“这是什么响,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脸上露出一种胆怯的微笑。在这个暴风雨的夜晚,她显得老了,丑了,矮小了。娜佳记得不久前自己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十分自豪地听她说话,而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些话了,而能记得的那些话,却又是那么软弱无力,毫无用处。

炉灶里传来好几种男低音的歌声,甚至似乎听见了“唉,唉,我的天呀!”娜佳从床上坐起来,突然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痛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她小声说,“我的亲人,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走吧!我求你了!”

“到哪里去?”尼娜·伊万诺夫娜问道,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从床上起来,“你要到哪里去?”

娜佳哭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城市吧!”她终于说了出来,“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有婚礼了——你要明白!我不爱这个人……而且我也不想谈到他。”

“不,我的亲人,不,”尼娜·伊万诺夫娜很快地说,大吃了一惊,“你安静一下,这是由于你心情不好引起的。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同安德烈吵嘴了吧?不过,相爱的人拌嘴,不过是开开心而已。”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夫娜沉默了一会后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小孩、小姑娘,而现在你已经是未婚妻了。在自然界,新陈代谢是经常的。不知不觉间你自己也要变成母亲,变成老太婆,你也将和我一样,有一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善良的妈妈,你固然聪明,可你也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面上,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夫娜还想说点什么,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呜咽了一声,回自己房里去了。炉灶里又响起了男低音,忽然变得很骇人。娜佳从床上跳下来,急忙跑到母亲那里去。尼娜·伊万诺夫娜躺在床上哭泣,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求你,你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的!你只要明白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琐碎渺小,多么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现在我全看见了。你这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什么人呢?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夫娜猛地坐起来。

“你和你的奶奶都折磨我!”她说,呜咽了一声,“我还要活,要活!”她反复地说,并两次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请你们给我自由吧,我还年轻,我要活,而你们却要把我变成老太婆!……”

她悲痛地哭起来,躺下后,在被子下面将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和愚蠢。娜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穿上衣服,坐在窗口下,等待天亮。她整夜坐着,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人老在敲击护窗板,并且吹口哨。

早晨,奶奶抱怨说,昨夜花园里的所有苹果都被风刮掉了,并且吹断了一棵老李树。天色灰暗、浑浊、悲凉,只好点起灯来。大家都抱怨天气冷,而且雨水抽打着窗子。喝过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墙角一张圈椅旁边跪下,双手捂着脸。

“怎么啦?”萨沙问。

“我受不了啦……”她说道,“以前我怎么能在这里生活,我真不明白,不理解。我现在瞧不起未婚夫,瞧不起自己,瞧不起所有这种无所事事的、毫无意义的生活……”

“好了,好了……”萨沙说,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没有什么……这很好。”

“这种生活使我非常讨厌,”娜佳接着说,“我在这里连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看在上帝面上,你就带我走吧!”

萨沙惊讶地看着她良久。他终于明白过来,并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他挥起双手,用鞋踩着步子,高兴得好像要跳起舞来了。

“好极了!”他说道,搓了搓双手,“天呀,这有多么好啊!”

她则睁着一双充满爱慕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心醉神迷地等待他会对她立即说出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无比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对她说,而她却已经觉得在她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她从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经充满期待地望着它,做好一切准备,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

“我明天就走,”他想了想后说,“您到车站来送我……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车票我也替您买好,等到响第三遍铃时,您就上车,我们就走了。您送我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再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敢担保,您不会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去吧,去念书吧,然后您就听从命运的安排。当您把生活转变过来时,那就一切都变了。最重要的是转变生活,其余的一切都无关要紧。那么,明天我们就走了?”

“啊,是的!看在上帝的面上。”

娜佳觉得自己非常激动,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沉重。现在在离家之前她只好受点苦,受思索的折磨。可是她刚回到自己楼上的房间里,在床上一躺,立即就睡着了,并且睡得很熟,脸上带着泪痕,带着微笑,一直睡到傍晚。

雇好了出租马车。娜佳已经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来到楼上,要再看一眼母亲和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挨着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一会儿,环顾一周,然后悄悄地走到母亲跟前。尼娜·伊万诺夫娜还在睡觉,房间里一片寂静。娜佳吻了吻母亲,理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随后便不慌不忙地回到下面。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支起了顶篷等在门口,整个都淋湿了。

“你跟他一个位子坐不下,娜佳,”奶奶说,这时女仆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车去,“这样的天气还想去送他!待在家里吧。瞧,多大的雨啊!”

娜佳想说点什么,可又不能说。萨沙把娜佳扶上车,用方格毛毯给她盖好脚,然后自己在旁边位子上坐下来。

“一路平安!让上帝赐福给你!”奶奶在台阶上喊道,“你呀,萨沙,到莫斯科就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奶奶!”

“让圣母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直到现在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已经走定了。当她和奶奶告辞,当她去看妈妈的时候,她总还是不相信真会走。再见了,城市!新的住宅、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不会惊吓她,不再成为负担,而是变得幼稚、渺小、越来越往后退了。当她坐在车厢里,火车开动的时候,所有这些过去的庞大而又严肃的东西,便被压缩成一团,而那些迄今她还很少注意的巨大而又广阔的未来却扩展开来。雨点抽打着车窗,看得见的只有绿色的田野。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闪而过。忽然喜上心来,使她一时喘不过气来:她想到她正走向自由,去读书,这就跟许久以前人们所说的“外出去当哥萨克”一样。于是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没关系,”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没关系!”

秋天过去了,接着冬天也过去了。娜佳已十分想家,每天都想母亲,想奶奶,也想萨沙。家里寄来一封封平静、和善的信,好像一切都得到了宽恕,都已忘记了。五月份考试完了以后,她很健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老样子,还像去年夏天一样:满脸胡子,头发蓬乱,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还是那双又大又好看的眼睛。但是看上去他并不健康,而是病魔缠身的样子,又老又瘦,还不停地咳嗽。不知为什么,娜佳觉得他有点灰溜溜、土头土脑的样子。

“我的天啊,娜佳回来了!”他说,高兴地笑起来,“好姑娘,我的亲人!”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会儿,那里充满了烟味,而且油墨和颜料也发出呛人的气味。后来他们来到他的房间,房间里也是烟味,而且吐了许多痰。桌子上在冷却了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用黑纸盖着的破碟子。桌上和地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可以见出,萨沙的个人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很邋遢,得过且过,非常蔑视生活的舒适。如果有人对他谈个人的幸福,谈私生活,谈对他的爱,他会什么都不懂,只会一笑置之。

“还不错,事事顺遂。”娜佳急忙地说,“秋天妈妈曾到彼得堡来看我。她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只是老到我的房间里去,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快活,但是老咳嗽,说话声音发颤。娜佳一直仔细地看着他。她不知道他真是病得很重,还是只是她的一种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你在生病!”

“不,我还好,是有病,但不太严重……”

“唉,我的天啊,”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你不去治病,为什么你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呢?我亲爱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睛里流出了泪水。而且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里竟出现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太太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而这一切现在已显得像童年一样遥远了。她哭了,因为萨沙在她看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新奇、那样有知识、那样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的病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让您不再这么苍白和消瘦。我欠您那么多的情!您甚至不能想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最亲近、最亲爱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会儿。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过了一个冬天之后,萨沙,萨沙的话,萨沙的微笑,他的整个形态,在她看来,已是一种过了时的、旧式的、气数已尽的,或许已经进了坟墓的东西了。

“我后天要到伏尔加河去,”萨沙说,“然后再去喝马乳酒。我想喝马乳酒,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妻子跟我一块去。他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一直鼓励她,劝她出去读书。我想改变她的生活。”

他们谈了一阵之后,便坐车到火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向她挥动手绢。甚至从腿上也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未必能活很久了。

中午,娜佳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当她从车站坐车回家时,她觉得那些街道都很宽,而房子却又小又扁,没有人,只遇见那个穿红黄色大衣的德国钢琴调音师。好像所有的房子都盖上了灰尘。祖母已经完全老了,还像以前那么胖、那么丑,她抓住娜佳的双手,把脸贴在她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夫娜也老了许多,难看多了,好像全身都消瘦了,不过仍旧像从前那样束紧腰,钻石戒指也仍旧在她手指上闪闪发光。

“我亲爱的!”她说,全身发抖,“我亲爱的!”

后来她们坐下来,还是在哭,没有说话。很明显,不论是祖母,还是母亲,都已经感觉到,过去是一去不复返了,不可逆转了:她们已没有了社会地位,没有了从前的那种荣耀,也无权在家请客了。这就像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突然夜里来了警察,进行搜查,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造伪币,于是这种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永远结束了一样!

娜佳走到楼上,看见原来的那张床,原来的挂着雪白、朴素的窗帘的窗户,窗外也仍然是那个花园,它沐浴在阳光里,欢快、喧闹。她摸了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想了想。她午饭吃得很好,喝了茶,吃了香甜、油腻的鲜奶油。可是好像还缺了点什么,觉得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也显矮了。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但不知为什么,躺在这张暖和的很柔软的床上,她觉得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夫娜来了一会儿,她坐着就像是有罪的人一样,心神不定,神色慌张。

“喂,怎么样,娜佳?”沉默一会儿后她问道,“你满意吗?非常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身上和窗户上画十字。

“而我,你知道吗,开始信教了,”她说,“要知道,我现在在研究哲学,我老是在想,在想……现在有许多东西我都像白昼一样明白了。我觉得,首先要让整个生活都过得像透过三棱镜一样。”

“告诉我,妈妈,奶奶的身体怎么样?”

“好像还好。当你和萨沙离开家,后来你打来电报时,奶奶读了电报就倒在地上了,躺了三天不能动弹。后来她老是向上帝祈祷,老是哭,而现在没有事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嘀托、嘀托……”更夫在打更,“嘀托、嘀托……”

“首先要使整个生活都过得像透过三棱镜一样,”她说道,“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就像分成七种基本颜色一样,对每个成分都得分别去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以及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娜佳都没有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到来,娜佳在家里已经习惯了。奶奶在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天晚上尼娜·伊万诺夫娜都在讲自己的哲学。她仍像从前那样,住在家里,像一个寄食者,花每一个钱都得向祖母去要。房子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也好像变得越来越矮了。老奶奶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由于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因此不上街。娜佳常在花园里和街上走动,看那些房子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城里的一切早已经老化了,过时了,只不过是在等着结束,或者是在等待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的开始罢了。啊,要是这种新的、光明的生活能早日到来就好了,那时人们就可以正直而又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是对的,成为快活、自由的人!而这种生活迟早是要到来的!须知,那样一个时代会到来的,到那时候,像奶奶家的那种景况,即四个女仆没有地方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的景况,就不再存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会被忘记,不再有人记得了。同娜佳逗乐的就只有邻院的那些顽皮孩子们,当她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们就会敲敲围墙,笑着逗她说:“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的跳舞似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很成功,不过去萨拉托夫他害了一点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种差不多是坚信不疑的预感控制了她。她感到不快的是,这种关于萨沙的预感和思想并没有使她像从前那样激动。她强烈地想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去。她和萨沙的交往虽然是亲切的,但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整夜没有睡,早晨坐在窗口下,谛听着。她真的听见了下面有人说话,慌张不安的祖母正在急忙地询问什么,然后便有人哭起来……娜佳来到楼下时,祖母站在墙角祈祷,满脸泪水。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很久,听着祖母哭,后来拿起电报读了。电报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菲伊奇,或者简称萨沙,由于肺病,昨天早晨在萨拉托夫去世。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夫娜去教堂安排祭祷,娜佳仍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很久,想着心事。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已经像萨沙所要求的那样改变过来了,她在这里是孤独的,陌生的,无人需要的,她也不需要这里的一切,她与过去的一切已一刀两断,就像一切都烧掉了,消失了,连灰烬也被风吹走了一样。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道,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这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但却在吸引着她,召唤着她。

她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便向家人告辞,朝气勃勃、欢欢快快地告别了这个城市,大概永远不会回来了。

(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