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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结束的第三次大战。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九五六年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一九九一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一九一八年获得国家独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丧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第二个二十年的恐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谁也没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二十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法西斯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独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触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掉,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开门,对谁都不开门!

三百年?斯卡采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悲苦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人们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敲击着,如钟声般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采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当时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二十年的那个时代(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八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那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捷克人丝毫没有想过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会垮台,他们又想像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里。因而,夺去他们的力量,遏制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二十年如此卑怯、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他于一九二一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的援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的)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他以为自己的作品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的;勋伯格认为他在谱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