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最后,她用薰衣草泡水把头发洗了一遍,晾干后盘成两圈挽在脑后,然后用压发梳别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为公鸡的命运担忧。星期三,小伙子们把它称了称,发现它状况良好。

当天下午,阿古斯丁的伙伴们兴高采烈,料定这只公鸡必胜,当他们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离去时,上校也觉得心情舒畅。妻子给他理了个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他摸了摸头说。妻子也觉得丈夫说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连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说。

可是,她这股乐观劲儿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家里除去挂钟和那幅画以外,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经一贫如洗。妻子对眼下的处境显得忧心忡忡。

“别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所门口等汽船。

“飞机这东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邮包说,“人家说它一晚上就能飞到欧洲。”

“确实如此。”医生说,用一份画报当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后准备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电局长。局长第一个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后又上到舱顶,邮袋就拴在两只汽油桶中间。

“可它也不是没有危险。”上校说,他突然看不见局长了,幸好随即又在卖冷饮的小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的进步可不是一点代价不付的。”

“现在坐飞机比坐船还保险,”医生说,“两万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风暴也吹不着它。”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搞不清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医生更来劲儿了,他用双手把那份画报展平,并使它一动也不动。

“平稳极了。”他说。

可上校正一心挂在邮电局长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干了泛着粉红色泡沫的冷饮,右手提着那个邮袋。

“而且,在海上,还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周到的防备,真比轮船还稳当。”

上校看了他一眼。

“当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样平稳。”

局长径直朝他们走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后一步,试图看清那个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长打开邮袋,取出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才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数,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他看了看大标题说,“西方丢了地盘。”

上校没去看那些标题。他正在全力对付自己那发胀的胃。“自从实行新闻审查以来,报纸上就只谈欧洲了,”他说,“最好欧洲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到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国家在发生些什么事了。”

“在欧洲人眼里,南美洲就是一个随身带着吉他和左轮手枪的小胡子男人,”医生边看报边笑着说,“这里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懂。”

局长把医生的信递给他,其余的都塞进邮袋,又把袋子扎紧了。医生正打算看那两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后望向局长。

“没有上校的信吗?”

上校心惊胆战。局长把邮袋往肩头一搭,走下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习惯,去了裁缝铺喝咖啡,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看报。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这里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两手空空地回去见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缝铺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在等着他。

“没有信?”妻子问道。

“没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时又和往常一样没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们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像你这样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却上吊床去看报了。

“得等着挨个来嘛,”他说,“我们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号。”

“可是从开始等到现在,这个号在彩票上都出现两回了。”妻子反驳道。

上校照例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不放过。但是这一回,他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眼睛看着报纸,心里想的却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国会通过了那条法令,自那以后他为申请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后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记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宵禁号响过以后他才看完报。正准备熄灯的时候,他发现妻子还没睡着。

“那份剪报还在吗?”

妻子想了想。

“还在。应该是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了。”

她钻出蚊帐,从衣柜里取出一只木盒,里面放着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着根橡皮筋。她找见了那则启事,一家律师事务所承诺会很快办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说换个律师了,要那样咱们早花上钱了,”妻子说着把剪报递给丈夫,“我可不愿意像印第安人那样,死了之后再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上校看了看那张两年前的剪报,把它放进了挂在门后的衬衣口袋里。

“糟糕的是,换律师得花钱哪!”

“用不着,”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写个字据给他们,就说等退伍金发下来,一切开销都从那笔钱里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上心。”

就这样,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整个上牙床就只剩下两颗犬齿了。他把脚伸进一双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里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钢琴上落满灰尘,放打孔纸带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贴有《官报》剪报的旧账簿,以及一套杂乱无章的财会简报。钢琴没了琴键,便充当了写字桌。上校在透露他来访的本意前,先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担心。

“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动而大变。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撑在大腿骨上,低声说:

“那我就要作决定了。”

律师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换律师。”

几只黄毛小鸭跟在一只母鸭身后钻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往外撵它们。“遵命,上校。”他一面轰鸭子一面说,“一切从命。我要是能创造出奇迹来,就不至于住在这个窝里了。”他用一个木栅栏挡住院门,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道,“我的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助。”

“对我可不是,”律师反驳道,“在我这儿,每一分钱都花在办手续上了。”

上校自觉失言,心中不安起来。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