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 6

第二天,大概凌晨4点的时候,阿尔伯特来到房间,解开束缚带,换掉弄脏的床垫。爱德华拼命想要靠近窗户,但一下床,由于右腿完全站不住,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他靠着强大的意志、顽强的精神重新站了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竭尽全力走到窗边,眼睛瞪得特别大,伸出手去摸窗玻璃,脸上写满悲伤,痛苦地嘶吼着。阿尔伯特看着整个场面,哭了出来,双手一把拉过他来,抱在怀里,轻抚着他的后颈。面对着爱德华,阿尔伯特心里产生了自己被母亲安慰时的情感。他用大部分时间来和他交谈,打发等待的时间。

“你知道吗,莫里厄将军就是个蠢货!他算什么东西?现在正等着要把我送到战争委员会那儿去!还有普拉代勒这个浑蛋……”他向爱德华讲述着。

阿尔伯特说啊,说啊,一遍又一遍,但是,爱德华的眼睛闭得很紧,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是否听懂了阿尔伯特的话。吗啡剂量的减少让爱德华长时间保持清醒,阿尔伯特因此没有去询问转院消息的机会,该死的转院,还没到那一天。每当爱德华一开始呻吟,叫喊就停不下来;叫声震耳欲聋,直到护士进来再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接下来的一天,希望又一次落空,他不断打听,得知转移的日子遥遥无期,也许根本就没人安排。刚过正午,由于剧痛,爱德华又开始发疯似的叫喊,喉咙里一片鲜红,口腔有些地方开始大面积化脓,空气令人窒息。

阿尔伯特立马出了房门,跑到护士的办公室。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朝走廊大声喊着:“有人在吗?”没人回答。他已经要转身离开,但还是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犹豫着要不要进去。不,他似乎不敢这样做,不是吗?他转着头,往走廊两边仔细看了看。耳边传来战友的吼叫,他立即迈进了房间。经过这些日子,这里已经不陌生了。他取出右边抽屉里的钥匙,打开了玻璃柜,找到一个注射器,一些消毒酒精和好几安瓿的吗啡。如果拿走了这些东西,下场一定很惨,这是在偷窃军用物品。他似乎看到普拉代勒那可恶的影子飘过来,紧接着,眼前出现了莫里厄将军那张滑稽的脸。“谁能够照顾爱德华呢?”他十分焦虑,心里踌躇。四周根本就没有人。阿尔伯特全身都汗湿了,双手捂着肚子,护着战利品,跑了出去。他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效果,但看着战友痛苦的样子,心里十分难受。

这是第一次给人注射,十分冒险。一般他都是协助护士,现在要自己来做,就……以前只是换床垫,忍受难闻的、有病毒的空气,现在却要使用注射器……准备注射时,他心想: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还要防止病人从窗子边上跳下去、清理他的身体、闻着伤口腐烂散发的臭味、再扎针……到底应该往什么地方扎下去呢?

他拉了一把椅子抵住房间大门的把手,以防有人进来看到。一切都算顺利。阿尔伯特计算好了剂量,必须要配合护士下一次使用的剂量。

“你一会儿就能感觉舒服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的确,问题解决了。爱德华身体放松,慢慢睡了过去。即使他睡着,阿尔伯特还是继续和爱德华说话,讲着那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关于转移的问题。终于,阿尔伯特想到一个方法:去人事部打听。

“知道吗,你不说话的时候,总让我很苦恼,因为我不清楚你是否能理解我说的。”他解释道。

然后,他再一次把爱德华拴在床上,心里十分挣扎不舍,离开了房间。

一出房门,他立马将背贴到墙上,时不时地回头观察身后,一路小跑,似乎是为了节省更多时间。

“现在,就是这一年最美好的时刻!”一个小伙子说着。

这名士兵叫格罗让。人事部的办公室不大,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密密麻麻的文件一层又一层堆在一起,架子都快要被压倒了。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快被成堆的纸张和各种表格、报告材料淹没了。桌子后面的下士格罗让看上去有点手忙脚乱。

他打开了一本很大的名册,尼古丁染黄的食指顺着一列列的名字往后滑动,低声说:

“这里登记的伤员太多了,你不可能找到的。”

“不。”

“不,什么?”

“不,我一定要知道。”

格罗让抬起头,凝视着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一下就明白了,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怎样才能挽回?但是,格罗让已经低下头,找了起来。

“该死的,我记得他,那个名字……”

“当然。”阿尔伯特说道。

“啊,是的,我确定,可是名单上怎么找不到呢?真可恶!”

突然,他喊道:“在这儿!”

他一下找到了那个名字。

“爱德华·佩里顾!我就说我知道他!是的,就是他!”

格罗让把名册递给阿尔伯特,晃动着粗粗的食指,指到名单最下面。他一心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然后呢?”阿尔伯特询问。

“你朋友已经被记录到名单里了。”

他强调了这个词,“记录”,表明这已经是决定了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这已经确定好了!该死,终于找到了,我还记得这件事,还不算糊涂。”

“就这样吗?”

小伙子高兴得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

“这里已经记录上了,接着就会给转移文件的。”他用食指敲了敲名单。

“在哪儿可以看到这份转移的文件呢?”

“后勤部门。这由他们决定,交通什么的都归他们管……”

阿尔伯特立马想要跑到后勤部门办公室,要好好问一问。事实上,他已经去过那儿两次了。可是,没有表格,没有文件,也没有找到转移爱德华的材料,他快要发疯了。他一直盯着时间看。下一次办公得再等一会儿,现在必须回去看看爱德华,按照之前医生规定好的,给他一些喝的,多补充一些水。他又改变主意,转过身来。他心想:妈的!如果……

“是你把这个材料给了后勤的人?”

“是的。好像是有个人过来取走的。”格罗让肯定地回答。

“那张写着佩里顾的单子,你知道是谁取走的吗?”

当然,他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一个中尉,我记不得他的名字。”

“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吗?”

“是的,就是他。”

“蓝眼睛的?”

“对,就是。”

“那个杂种……”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再做一份这样的材料需要很长时间吗?”

“你是说文件副本吧,如果你需要的话。”

“是的,就是它,要等很久吗?”

格罗让翻了翻东西,拿出墨水盒,抓起一支蘸水钢笔,夹在手中,将它竖起。

“要不了多久。”


爱德华的房间发出一股皮肤腐烂的臭味,必须马上转移他。看来,普拉代勒的诡计快要得逞,可以彻底解决这个威胁了。对阿尔伯特来说,战争委员会裁决的日子不远了,而对爱德华来说,死亡已经到来。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腐烂到脚。普拉代勒不希望爱德华的英雄事迹让人们知道。

阿尔伯特又跑到后勤部,咨询副本的事。

工作人员告诉他:“明天之前,可能性都不大。”

这样的等待似乎太漫长。

那位年轻医生正好离开了医院,还不知道谁来换班。这里有好些外科医生和普通医师,阿尔伯特都不认识,其中一位来到房间里,只待了一小会儿,对他来说,来这里像是浪费时间。

“什么时候才能转移他?”他问。

“仍在处理中,还在办理转移证明。事实上,转移名单上已经登记了名字,但是……”

医生打断他: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是都这样,还能办成什么事?”

“他们告诉我是明天。”

医生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副很怀疑的样子。这种情况,医生见多了。他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也许还要再等一会儿吧,这事没那么容易办。他转过身,轻轻拍了拍阿尔伯特的肩膀。

“让房间透透风,这里太臭了。”他边出门边说。


第二天,天刚亮,阿尔伯特就往后勤部办公室走,一路上都特别担心碰到普拉代勒中尉。这个人成功耽搁了转移爱德华的工作,这方面,他无疑是专家。阿尔伯特心里祈求着,期待他不要出现在自己眼前,期待爱德华可以被尽快转移。

“今天可以拿到转移证明了吗?”他问。

办事的小伙子十分友好,很乐意帮忙,对战友也很关心。看得出要是他不在乎,说话表情会完全不一样。

他感到抱歉:“噢!今天可能还是不行,得到明天才可以。”

“那你知道具体时间吗?”

小伙子查了半天,翻了翻各种表格材料。

“不好意思,别人都说我年纪有点大,记性不好。明天正午一过,救护车就来接人。”他回答,眼睛盯着手下翻动的材料。

“确定是明天?”

阿尔伯特想要继续说点什么。虽然得等到明天,但至少得到了肯定答复。他现在想要发泄满身怨气,想要责备他们为什么让自己等这么久,为什么不能早一点理解自己的焦急,为什么如此拖拉。如果换成一个没那么浑蛋的工作人员,爱德华早就被转移走了。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明天就明天吧。


晚上,爱德华睡不着。阿尔伯特从其他房间拿来好几个枕头,让他坐在床上靠着。整整几个小时,都能听到刺耳的呻吟。

“很痛,是吗?”阿尔伯特问。

爱德华一言不发,什么也不说。

窗户一直保持半开的状态。阿尔伯特像往常一样睡,将两张对着的椅子放在床前,一张用来坐,另一张搭腿。他抽很多烟,以保持清醒,好照看爱德华,烟味还可以掩盖一些空气中弥漫的腐臭。

“你多半闻不到什么味道吧,知道吗,你真是幸运啊……”

该死,要是逗得他笑了怎么办?但他已经没了下巴,也没有想笑的心情吧,阿尔伯特有点苦恼。

“医生……”他大胆地继续说下去。

现在大概是凌晨2、3点,第二天就会有人来转移病人。

“医生说在那里,可以给你安一个假的下巴……”

阿尔伯特不知道说了下颌修补术是否能起作用,不确定在这个时候说是否合宜。

不过爱德华看上去有了点精神。他轻轻摇摇头,发出一点声音,咕噜咕噜的,嘴里还带着一些黏液,做了几个手势。阿尔伯特一直不知道原来他是个左撇子。一想到小本子上的那些画,就不免天真地问,要怎样用左手画出这些画。

这才是一开始就应该进行的话题,让他画画。

“你想要那个本子吗?”

爱德华看了他一眼,是的,想要,可是,并不是拿来作画。

深夜里,这场景有些滑稽。爱德华眼神坚定,半弧形的脸庞肿胀无比,极度激动的表情令人害怕,阿尔伯特有些不知所措。

爱德华坐在床上,一手拿小本子,一手画一些乱七八糟的线条。他十分虚弱,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字,可仍然坚持着,拿画笔写个不停。阿尔伯特看到好多字母末端都超出了本子边缘,写字的过程太漫长,他都快睡着了。爱德华拿出不可思议的力气,在纸上写出了一两个字。阿尔伯特想猜出那几个字,费劲看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专注于认字时,很难知道文字要传达的意思,推断字的含义就得花上很长时间。爱德华累得不行,很快就倒在床上,几十分钟后,他又坐起来,重新拿起本子,好像这特别紧急,完全顾不上自己现在的状态。阿尔伯特突然被惊醒,发出几声鼻息,马上离开椅子,点了一根烟,想让自己清醒,重新开始猜谜游戏,一个字接一个字地读着。

到了大概凌晨4点,阿尔伯特问:“难道你不想回巴黎去吗?不然,你想去哪儿?”

他又问了几遍。爱德华变得有些激动,用力在本子上画着。一个个字母分开来,字很大,以至于完全认不出来。

“你冷静一下,不要担心,我们会回去的。”阿尔伯特说。

其实他自己也不能确定,心一直悬着,这件事太复杂了。黎明时分,一缕缕阳光照射进来,就在这时,他得到了爱德华不想回家的肯定回答。就这样?爱德华在本子上写下“是的”。

“这很正常,我能理解!当然,一开始谁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可怕的样子,总之就是这样,看起来有点儿丢脸。你看,就说我吧,怎么说呢,索姆河一战,我被子弹击中,那个时候,我知道塞西尔要离开我了,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不同的是,你的父母还爱着你,他们停止不了对你的爱,你不要怀疑这件事!”阿尔伯特解释。

这些啰里啰唆的话无法让爱德华冷静,反而使他更激动,他大声吼叫,如瀑布咆哮而下,震耳欲聋,他翻过来翻过去,阿尔伯特只好威胁要用束缚带捆住他。爱德华竭力克制,但仍然很激动,满脸通红,甚至有些生气,他猛地从阿尔伯特手中夺回小本子,就和争吵中用手扯掉桌布一样,不一会儿,又重新在纸上写写画画。阿尔伯特又点了一根烟,思考着该怎么说才好。

如果爱德华不想亲朋好友看到他的样子,也许他也爱着一个像塞西尔的女孩。越否认,就越难克制心中情感,阿尔伯特对此特别了解。他慎重地做出论证。

爱德华却只关注在纸上,头上下左右动了动。阿尔伯特意识到他的生命里也许没有塞西尔一样的存在。

但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倒是个不错的话题,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实际上,名字也不是那么重要。

但说到姐姐似乎也不太行。

不管爱德华怎么想,都要劝导他,阿尔伯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

“我理解你。”阿尔伯特又说,“要知道,有了新的下巴,你看起来会和现在不一样。”爱德华烦躁不安,一下又恢复了疼痛的感觉,没了争辩的力气,重新开始疯狂吼叫。阿尔伯特努力控制住他,累得筋疲力尽。他妥协了,不得不再给他注射一次吗啡。过去这几天,爱德华已经注射了很多吗啡,开始出现幻觉。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真的很顽强。

上午,在换洗脏衣物和进食的时候(阿尔伯特学着别人教给他的那一套动作,拿出一根橡胶管子,将一端插到爱德华的喉咙里,然后在管子另一端放上一个漏斗,将稀释好的食物慢慢倒进去,让胃能够吸收),爱德华还是一样地躁动,动来动去,阿尔伯特不知怎么办才好。年轻人抓起小本子,又乱画起来,用笔敲了敲那一页。和前一天一样,那些字还是难以辨认。阿尔伯特想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可怎么也辨认不出,他眉头紧锁,思考纸上的字母是“E”还是“B”。最后他忍不住了,加重语气说:

“听着,伙计,我受不了了!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想回自己的家,无论如何,这不关我的事。真是烦死人了,我什么都做不了,真的!”

然而,爱德华一把抓住阿尔伯特,用力捏住他的胳膊。

“噢,你弄痛我了!”阿尔伯特喊。

爱德华的指甲扎进阿尔伯特的肉里,阿尔伯特剧痛无比。爱德华松开了双手,接着又立马抓住阿尔伯特的肩膀,一下抱住他,放声大哭。阿尔伯特对这哭声再熟悉不过了。有一天,在一个马戏团里,他看到几只小猴子穿着海军服,骑着自行车,嘴上哼哼呜呜地呻吟,那场景一下就让他哭了出来,看到那种极度的悲伤,着实令人心碎。现在爱德华的遭遇就和那一模一样,做还是不做假体手术,都无法挽回曾经的一切……

阿尔伯特说了几句简单的安慰话:“别哭了,伙计。”他只能这样,说些愚蠢的话。爱德华怎么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

“我现在知道了,你再也不想回家了。”阿尔伯特说。

他能感觉倒在自己肩膀上的爱德华正摇着头,不,不想回去,他不断重复,不,不,他不想回去。


阿尔伯特抱着他,思量着,战争期间,和所有人一样,爱德华想活下来,现在战争结束了,他还活着,却只想消失。活着的人想着死,简直一团糟。

事实上,阿尔伯特也明白爱德华没那个力气自杀,想到这儿他松了一口气。如果他第一天就从窗户跳下去,一切都能解决,伤痛、眼泪、时间、无休止的等待,所有一切都会在军事医院那个院子结束。但这个机会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勇气这样做,只能活下去。

这是阿尔伯特的错,一开始就是他的错。所有一切。他不堪忍受,看着爱德华也一样,他放声哭起来。多么孤独啊!现在,爱德华的生活里,只剩下阿尔伯特一个人,只他一个可以依靠。这个年轻人把生命托付给阿尔伯特,因为他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承担解决任何事情了。

阿尔伯特感到痛苦,情绪激动。

“好了,我会解决这件事的……”他嘟嘟哝哝。

想也没想就说了出来。爱德华抬了一下头,好像被电了一下。眼前的这张脸不太完整,鼻子、嘴巴、脸颊都很模糊,只有那激动的眼神,似乎要把你看穿。阿尔伯特看入了迷,无比难过。

“我会想想办法的,我会解决这件事的。”他重复道。

爱德华紧紧握着阿尔伯特的手,闭上眼,一头倒在他肩膀上,脖子紧贴着他的耳朵。爱德华就这样安静地靠着,嘴里发出呜呜的呻吟声,喉咙里仍然有很多带血的大水泡。

我会想想办法的。


“说太多”是阿尔伯特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有多少次因为热情过头而陷入麻烦呢?这不难知道:多少次后悔自己欠考虑,就有多少次这样的事。乐于助人不时会给阿尔伯特带来不便。但平时的承诺都是些小事,如今却是另一回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阿尔伯特看着爱德华,轻抚着他的手,想要安慰他。

他难受的是怎么也想不起佩里顾原来的样子。这个小伙子脸上总带着微笑,爱开玩笑,时常在画画。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和背影,那还是113号战役开始前的样子,而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佩里顾转过头来面向自己时,还是一样,脑海里出现的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流着血,大张着嘴。阿尔伯特十分难过。

阿尔伯特的眼睛慢慢滑向平放在床单上的小本子。刚才那个难以辨认的词,一下出现在眼前:

父亲。

他陷入沉思。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只留下那张顶部泛黄的相片。他时常埋怨父亲死得太早,要想象一个活着的父亲,是件极其复杂的事。阿尔伯特不想知道爱德华请求的事,但为时已晚,他已经答应帮爱德华“解决麻烦”了。关于这件事,阿尔伯特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在照看熟睡战友的那一点儿时间里,他思考起来。

爱德华想要消失,好吧,但是一个活着的士兵怎么从人前消失不见呢?阿尔伯特不是中尉,完全不懂怎么做,如何让人消失,他的点子不太多。难道要编造出一个新身份?

阿尔伯特做事总是慢吞吞,但有责任感也很理智,他想,如果爱德华想要消失,那就给他一个死了的士兵身份,来代替他。

这是唯一的办法。

在人事部,下士格罗让的办公室里就有记载着死亡士兵的名册。

阿尔伯特试着去想象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他刚刚才勉强逃过军事法庭的处罚(他也假设自己会被抓住),现在又要准备作假,牺牲活人,复活死人。

然而,这一次不一样,被逮到就直接送去枪毙。不过,管不了那么多。

爱德华精力耗尽,倒了下去,睡着了。阿尔伯特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时钟,起身,打开木柜的门。

他伸手进去,从爱德华的包里拿出了他的军官证。


现在已经临近正午,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阿尔伯特冲出房间,又一次沿着走廊的墙向前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没等任何回应就推门走进去。在格罗让那张堆满文件的桌子上方,时钟滴滴答答走着:还有一分钟到12点。

“你好!”阿尔伯特说。

他试着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在正午这个点儿上,这种策略不太可能应付得了饿着肚子的人。格罗让低声抱怨:“这次他又想干什么,还是在这个点儿来?”阿尔伯特说了声谢谢,格罗让让他坐下。格罗让抬起屁股,准备合上登记簿。“谢谢”这个词,自战争开始以来还不常听到,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哦,没事……”

阿尔伯特补充道:

“你说的副本……真的很感谢,今天下午他们就会转移我的朋友。”

格罗让回过神,抬起头,在沾有墨水污渍的长裤上来回擦了擦手。毕竟已经正午了,对这样的感谢,他高兴不起来。阿尔伯特继续“进攻”:

“我还要找两个战友……”

“哦。”

格罗让已经开始穿外套。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一会儿,有人告诉我他们不见了。一会儿,有人又说他们受伤,转移走了……”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格罗让走向门口,连再见也没对阿尔伯特说一句,直接离开。

“也许在登记簿里……”阿尔伯特不好意思地说。

这时,格罗让已经将门大大地打开了。

“吃完饭你再来吧,到时我们一起找找看。”他说。

阿尔伯特睁大双眼,就好像刚刚有了一个什么好主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你吃饭的时候找找看。”

“不行,我有命令在身,不可以这样!”

他将阿尔伯特推到门外,用钥匙锁上门。阿尔伯特吃了个闭门羹,道了谢谢和再见,走到走廊上。一小时后爱德华就要被转移走了,阿尔伯特双手交叉,一遍又一遍重复:“妈的,妈的,妈的!”他被自己的无能彻底打败了。

他心里十分愧疚,走了好几米远,又转过头,看到格罗让还在走廊上走着,慢慢远去。

阿尔伯特跑向院子,一个念头在心中萌芽。格罗让站在远处某间办公室门口,像在等人。阿尔伯特一边思考一边往回走,脚步迈得十分坚决,心想着得走快点儿才行。走到大楼门口,他呆住了,是普拉代勒中尉,幸运的是,中尉头也不回地就走开了。阿尔伯特回过神来,听到一些脚步声,三三两两的士兵有说有笑地和自己擦身而过,走向食堂。阿尔伯特在格罗让办公室门前停下来,伸手拿下放在门框上方的钥匙,紧紧捏着,一股脑插进门闩,轻轻一转门就开了,他大步走进去,快速关上门。像在弹坑里一样,他的背是紧贴着门的。房间里放着一叠叠登记簿,有好几吨重,从地上堆到了天花板。


在银行工作的时候,他得归档很多文件,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文件上贴上许许多多标签,还要用那种必须不断蘸墨水的蓝色钢笔,用手写的方式标记好各种名称,以便存档。虽然很熟悉这种环境,他还是要花上大约二十五分钟时间来找到需要的文件。这超出了想象,他很着急,不断回头看,就好像门随时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样。他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整理好三份完整的材料后,已经12点半了。每一份材料里,姓名资料一个连着一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有官方记录的,也有老旧的资料,像这样很快就死掉,却只留下一个名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仍然需要二十分钟来寻找合适的身份,阿尔伯特开始有些犹豫,这就是他的性格。就好像选择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样……他思忖着,就选最开始找到的那份吧!他看了看时钟和大门,这两样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几乎快要占满整个房间。他想着爱德华还一个人被绑在床上……

现在时间是12点42分。

他眼睛一直盯着登记簿看,找寻着记录册上那些死在医院,未被告知家人的士兵。名单记录的死亡到10月30日为止。

维克多·布利维特,生于1891年2月12日,死于1918年10月24日。无人通报,父母所在地:第戎。

必须顾虑到各个方面,考虑清楚所有事,这样的想法涌进了他的脑海。阿尔伯特很清楚,战友将生命交付于自己,自己就得全权负责他的一切,出不得一丁点儿差错。每件事都不能马虎,必须做到最好。否则,给了爱德华一个死人的身份,这个人又活过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也许这人的父母正在期待自己儿子的消息。人们总会打听清楚,打个电话并不是难事。阿尔伯特摇了摇脑袋,幻想着自己和爱德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盗取身份和做伪证(毫无疑问,他没有任何办法向检察官解释)。

不一会儿,他发起抖来。在战争前,这种情况就很常见,只要一害怕,他就不停哆嗦。他看着时钟,时间过得很快,手下的资料被捏得皱皱巴巴的。他又翻过好几页。

阿尔弗雷德·迪博,生于1890年9月24日,死于1918年10月25日,两个孩子,家住圣普尔坎。

天,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事实上,他并没有承诺过什么,只是说“我想想办法”,这不算诺言,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唉……阿尔伯特这样想着,又翻了几页。

路易·埃夫拉尔,生于1892年6月13日,死于1918年10月24日。无人通报,父母所在地:图卢兹。

看吧,他就是这样,永远不考虑清楚后果,一味干着蠢事,就算是热心肠,结果呢……在这方面,他母亲可说对了。

康斯坦·克茹,生于1891年1月11日,死于1918年10月26日,已婚,家住地址:莫尔南。

阿尔伯特向上看,时钟仍然不断走着,没给他留更多时间,也没有其他选择,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两颗硕大的汗珠滴到名单上,他想要找到吸水纸,转头看了一眼大门,什么也没发现,便继续专注到名单上。再不快点儿,门就要被打开了,又要怎样解释?

突然,一个名字扑入眼帘。

欧仁·拉里维埃,生于1893年11月1日,死于其生日的前一天,1918年10月30日。欧仁差不多有25岁。须通告:公共救济事业局。

对阿尔伯特来说,这是个奇迹。没有父母,只用告知部门,可以说,没人关心这人是死是活。

阿尔伯特很快就找到装有军官证的文件袋,归档的文件不算乱,但也得花上几分钟才能找到拉里维埃的证件。现在已经下午1点05分了,格罗让肯定吃得正欢,肚子一定都鼓了起来。现在不能乱了阵脚,他是不会在1点半之前离开食堂的。尽管如此,还是得加快速度。

文件袋里,阿尔伯特找到了拉里维埃的证件,只剩下一半,另一半还留在他身上。或许已经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这都不重要。从照片上看,欧仁·拉里维埃是个年轻小伙子,相貌普通,要是不看下巴的话,没人能认出他的样子。阿尔伯特立马把证件装进兜里,还顺手拿走了两个其他人的,放到另一个口袋。遗漏一个证件,可以说是一次失误,可是弄错很多的话,那就太糟糕了。还好这和军事惩罚无关,不会坏到哪儿去。他翻开第二个登记簿,打开墨水盒,抽出一支蘸水羽毛笔,深吸一口气,以稳定紧张的情绪,然后写下:爱德华·佩里顾(他看了一眼出生日期,又加入了军人编号)死于1918年11月2日。把写有爱德华的表格和记载着死亡名单的登记表放在一起,再把记载着身份证明和编号的另一半证件扔了进去。一两周后,他的父母就会被通知,他们的儿子光荣牺牲,到处都会贴满这样的消息。只需要加一个已死亡的名字上去,这特别简单,还很方便。即使在战争那么混乱的情况下,政府也会去传达,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现在时间是1点15分。

剩下的事花不了太长时间。阿尔伯特看过格罗让工作,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转移材料。他反复确认后得知,爱德华的转移证明在那些正在处理的文件最后面。阿尔伯特在一堆文件最下面找到了那份原始文件。没人会去检查编号,就算有人发现这份证明不见了,这场战争也早就结束了,说不定下一场战争都开始了。他很快就弄好了一份写有转移欧仁·拉里维埃的证明,盖好最后一个章才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

他快速整理好文件,走之前看了看房间,确定没有落下任何东西,阿尔伯特耳朵紧紧贴在门上偷听着外面的动静,除了很远处传来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他插上插销,把钥匙重新放在门框上,沿着墙跑开了。

爱德华·佩里顾死了,为国捐躯。

而欧仁·拉里维埃重获新生,从此开始漫长人生,回味死而复生的苦痛。


爱德华呼吸困难,在床上翻来覆去,由于脚踝和手腕处都没有被拴住,一下就从床沿的一头滚到了另一头。阿尔伯特按住他的肩膀和手臂,一直和他说话,告诉他新状况:“你现在叫欧仁,希望这个名字能让你满意,因为只能找这个完全适合你的身份。”但是要让他笑,他……这让阿尔伯特有些好奇,要是等一下想要逗他笑,又要怎么做呢?

车终于到了。

阿尔伯特看到一辆带篷军用货车在院子里停下,尾部排着黑色废气。没时间把爱德华固定在床上了,阿尔伯特径直走向大门,急急忙忙冲下楼梯,对着不远的护士呼喊着,而那个男护士手上拿着一张纸,到处打听着。

“是来转移伤员的吗?”阿尔伯特问。

小伙子看上去松了一口气,开车的司机也走下来和他俩会和。他们跟在阿尔伯特身后,重重踏步往楼上走,手上拿着一副担架,木质手柄往里一卷就可以合在一起。

“先告诉你们,房间里面味道不太好。”阿尔伯特说。那位壮一些的担架员抬了抬肩膀,说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他打开了门。

“确实。”他说。

即便对阿尔伯特来说,只离开一小会儿再回到这儿,腐烂的味道依然让人喘不过气。

担架员把担架放在地上。壮一点的那位指挥着,随手把转移表放在床头,围着床绕了一圈。情况有点紧急。其中一位抓住爱德华的脚,另一位抓住手,齐声喊:“一,二,三……”

“一”,用力。

“二”,向上抬起爱德华。

“三”,最后,两名护士把伤员放到担架上。阿尔伯特拿起床头的副本,换成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拉里维埃的那份。

“你们有吗啡可以给他注射一下吗?”

“别担心,我们会给他的。”瘦的那位说。

“给你,这是他的军官证。我单独给你,是以防有人弄丢他的材料,你明白吧。”阿尔伯特说道。

“别担心。”小伙子接过证件。

他们抬着爱德华走到楼梯下面,出了大楼,到了院子。爱德华轻微地晃动着脑袋,两眼放空。阿尔伯特爬上车,弯下腰对他说:“加油,欧仁,不要放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尔伯特有一种想哭的心情。

身后的担架员喊道:“兄弟,我们必须走了!”

“好的,好的。”阿尔伯特回答。

他紧紧握着爱德华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心想着自己准会想念他的,眼眶一下就湿了。

阿尔伯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了,再见了!”

他跳下车,在车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刻大喊:

“我会去看你的!”

阿尔伯特抬起头,拿出手帕。二楼窗户大开着,普拉代勒中尉站在窗前看到了这一幕,默默拿出口袋里的烟盒。

这会儿,车子已经开动了。

车子离开医院的院子,排出一股黑烟,像工厂排放的废气一样一直在空中蔓延,最后慢慢消失在车尾。阿尔伯特转过头面向大楼。二楼窗户又关上了,普拉代勒消失在窗前。

一阵风吹来,打散了那股黑烟。现在,院子里什么也没有,阿尔伯特心里也空荡荡的,十分失落,他吸了一下鼻子,用手摸着口袋里的手帕。

“该死!”

他忘了把画册还给爱德华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个新烦恼出现了,阿尔伯特无法平静。如果自己死了,塞西尔会不会收到官方的通知?难道只有一张宣告死亡的纸,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吗?也许不会有人向母亲通告这事?不管这张纸上写了什么,她会在告诉别人之前,坐在客厅里一个人独自哭泣,哭得眼泪把纸都弄湿吗?

通报这个问题折磨着他。就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时,他在包的深处发现了之前替换爱德华身份时随手拿走的一个军官证。

军官证上面写着路易·埃夫拉尔的名字,还有生日:1892年6月13日。

阿尔伯特早已记不起这个士兵死亡的日期,应该是战争的最后几天,但具体是哪天?不过他还记得,士兵的父母住在图卢兹。这个小伙子一定操着地方口音。他心想。几周后,几个月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证件也丢失,他就会被确认是失踪,从此,这个世界不再有路易·埃夫拉尔这个人。要是他父母也过世了,谁还会记得路易·埃夫拉尔呢?死了的、消失不见的人,难道他们的数量还不够多,还需要阿尔伯特重新编造新的身份来代替他们吗?所有这些可怜的父母们注定要在绝望中哭泣……

你想象一下,欧仁·拉里维埃和路易·埃夫拉尔,中间再加上爱德华·佩里顾,全部丢给一个像阿尔伯特·马亚尔这样的士兵,你就会陷入彻底的悲伤。

阿尔伯特对爱德华·佩里顾的家庭一点也不了解,文件上仅仅写着,他父母的家住在一个雅致的小区,就没有任何具体信息了。对父母来说,就算是再美的小区,都无法改变儿子死了的事实。活着的士兵常常会先给死亡战友的家属写信,因为军队不会那么急着去通知家属,而且,总是有各种耽搁。

阿尔伯特知道必须要想好怎样写这封信,怎样说明白这件事,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因为这是说谎。

要怎样向那些沉浸在儿子战死痛苦中的父母开口,又不告诉他们儿子活着的事实呢?一边是必须要说的谎言,一边是良心的谴责,简直进退两难。好几周的时间,阿尔伯特都为这件事烦心。

翻着那些画的时候,他才下定决心。画册一直都放在床头,没事他就拿来看看。这些画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并不属于他,必须还给爱德华。他小心翼翼撕下最后几页,就是几天前两人聊天时爱德华写得乱七八糟的那几页。

他知道自己可能写不好这封信。但无论如何,一天清晨,他动笔写了起来:

女士,先生:

我叫阿尔伯特·马亚尔,是你们儿子爱德华的一位战友,我特别抱歉地通知你们,爱德华在去年11月2日的战争中牺牲了。政府会寄给你们官方的悼文,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他是个英雄,是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

爱德华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画画的小本子,让我把它交给你们,我一并寄给你们。

请不要难过,他最后走得很安详,安葬在一个别致的墓地,那儿还有其他的战友做伴。我向你们保证,他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