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郊:一个痛苦的存在 三

写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既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

盛唐诗人多的是冲口而出的天才,多的是真力弥满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写诗看重一挥而就的天才,激赏“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逸才,崇尚“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豪迈。就像为人的潇洒豁达一样,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也伴随着畅快和愉悦。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人写诗都是率尔成章、全不着力,相反倒经常是“意匠惨淡经营中”,但他们是刻苦而非痛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刻苦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兴奋与自负。

孟郊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心境也有深切的体认,“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送别崔寅亮下第》),盛唐诗人大概是那种“高歌”的“达士”,而他自己无疑属于“苦吟” 的忧人,还是先听他的自述吧:


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

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

——《夜感自遣》


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

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仇。

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

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游。

——《冬日》


这是一种受罪遭难式的创作,精神既刻苦更痛苦。“心与身为仇”几乎是一种自我折磨,最后甚至因过分着力而折腾得了无兴味。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孟郊写诗的精神状态:“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他的“钩章棘句”是这样艰苦,简直像是要把心肝胃肾都掏出来似的。

他之所以要呕出心来玩命似的写诗,是因为他要获得“诗成鬼神愁”的惊人效果,只有苦吟才能“入深得奇趣”(《石淙十首》之七),“铿奇”(《奉同朝贤送新罗使》)、“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奇险”是他苦吟的目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元白与韩孟,生当盛唐诗的高峰之后,为了不让李杜等人的光芒所掩,他们积极地为诗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元白朝平易通俗这个方向发展,韩孟往奇险这一方向探求。其实,韩孟等人既是在为诗寻找出路,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前程寻找出路呢?白居易、元稹都是少年得志,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七岁举制科,对策第一,白居易也是二十多岁进士及第。他们那些婉转动人的诗篇早已流传人口,一个是风流的元才子,一个为才高的白学士,因而他们用不着再炫博逞才地以奇惊人,作诗大可以坦然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了。盛唐文人仕进之路多门,许多人根本不进举场受罪,通过漫游和隐逸这些“终南捷径”,让当权者来征辟所谓“在野遗贤”,可到了中唐“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矣”,大家都不得不挤在科举这道窄门内,通过考试来冲破云雾见青天。当时从民间到朝廷都尚怪,韩愈在《谁氏子》中说“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吏部由于“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为了迎合世俗及考官的味口,韩愈有意在诗文中“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之于耳也”。写诗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非诗的动机,孟郊对此从来就不遮遮掩掩: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叹命》


他的诗歌结体古奥,打破诗句的常格和开拓诗的新境,在结构和遣词上别出心裁,有个人审美趣味的原因,也有世俗的功利目的,况且审美趣味的形成也与时尚有关。由此可知,他诗思的痛苦是与入仕不得的痛苦连在一起的。

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荣华富贵,他的一生没有尝到“文字利”(见前),反而因此“文字穷”,难怪他要大发牢骚了:“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抱山冷兢兢,终日悲颜颜。”(《懊恼》)由于诗歌没有使他达到现实的目的,他就把怨气发泄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相悲与相笑,累累其奈何”(《哭刘言史》),“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愤激之余他还发誓洗手不再写诗了:“终当罢文字,别著逍遥篇。”(《偷诗》)

不过,他不可能不写诗。他对诗歌发牢骚泄怨气,可他的这些牢骚和怨气仍然要用诗来发泄,离开了诗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元稹的高官,没有白居易和韩愈的显位,没有高车大马,老来丧尽子息,甚至没有一点天伦之乐;他饱尝了人间的饥寒,受够了权贵的白眼。年过花甲的孟郊痛心地认识到:


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

——《吊卢殷十首》之三


于是,他将全部身心都用在写诗上,“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越到老来诗越是成了他精神的唯一寄托,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不幸都通过诗倾吐出来。“倚诗为活计”(见前),苦吟成了他存在的方式,儿子死了后诗成了他最亲的伴侣:


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

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

斗蚁甚微细,病闻亦清冷。

小大不自识,自然天性灵。

——《老恨》


上面我们指出过孟郊精神生活的这一矛盾:希望得到上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可又对这一社会极度厌恶。他写诗的动机也存在着相应的矛盾倾向:既想用诗来干世,同时又以诗来避世。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说他“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由于专心于苦吟诗篇,不屑于世俗名利的追逐,当别人在蝇营狗苟的时候,他却在诗国中流连忘返、从容自得,让世俗的名利都给别人拿去吧,我有诗就足够了。老来看清了诗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后,他多少有点自负地说:


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出东门》


在痛苦而又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诗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是他生命唯一的温暖和力量,尽管他有时对诗大发牢骚,但最终还是通过诗而肯定自己,也是通过诗而实现自身的。苦吟对他虽是一种精神的磨难,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安慰;他没能用诗获得世俗的利禄,却在诗国里享有千古令名;他没能在政坛上呼朋结党,却在诗坛上开宗立派。这是幸呢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