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引后注前

余此论有笼统鹘突之病①。仅注字句来历,固宜征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载无得而征,则同时或后人语自可引为参印。若虽求得词之来历,而词意仍不明了,须合观同时及后人语,方能解会,则亦不宜沟而外之。《文选》开卷第一篇班孟坚《两都赋?序》

之“朝廷无事”句下,善注引蔡邕《独断》而自白曰:“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东都赋》之“体元立制”句下,善注至引晋人杜预《左传注》

“体元以居正”为汉文来历,此类时一遇之。《西京赋》之“右平左城”句下②,善注引《西都赋》“左墄右平”,以班证张,又如以繁钦诗与曹子建赋互印矣。刘须溪评雁湖注语③,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卷三十八《送王覃》云:“山林渺渺长回首,儿女纷纷忽满前”,雁湖注引谢师厚诗④:“倒著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姑胥郭》

云:“旅病愔愔如困酒,乡愁脉脉似连环”,雁湖注引东坡诗⑤:“下第味如中酒味”;皆牵合无谓,兹不多举。卷四十七《黄鹂》云:“娅姹不知缘底事,背人飞过北山前”,雁湖注引苏子美诗⑥:“娅姹人家小女儿,半啼半语隔花枝”;按《苏学士文集》卷八《雨中闻莺》曰:“娇癔人家小女儿”,雁湖改字以附会荆公诗,尤不足为训。顾复有捉置一处,使人悟脱胎换骨之法者,如卷四十《送望之赴临江》云:“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雁湖注引山谷《黄雀》诗⑦:“头颅虽复行万里”;卷四十六《韩信》云:

“将平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雁湖注引山谷:“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然此二注之意,早发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矣⑧。又按吴书论《送望之出守临江诗》一条,《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作《复斋漫录》⑨。南宋人书中所引《复斋漫录》多见于今本《能改斋漫录》中,即如雁湖注卷二十二《即事》“静憩鸡鸣午”句、卷二十八《张侍郎示东第新居和酬》

“恩从隗始诧燕台”句,皆引《复斋漫录》,《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卷三十二亦然,而两则均见《能改斋漫录》卷三。《能改斋漫录》卷七考论荆公《张侍郎示东第新居和酬》此联甚详,不应卷三又有寥寥数语,两条之一当出《复斋漫录》;卷三论荷囊条《丛话》后集卷二十六引作《复斋漫录》,而《芦浦笔记》卷三纠《能改斋漫录》有之⑩。斯类疑莫能明。《四库总目》卷一百十八《能改斋漫录》提要云:“辗转缮录,不免意为改窜,故参错百出,不知孰为原帙也”;卷一百三十五《白孔六帖》提要小注云⑾:“按《复斋漫录》今已佚,此条见《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然于两《漫录》之莫辨葛龚⑿,初未措意也。(389—391页)①鹘突:糊涂。

②墄(cè测):台阶。

③刘须溪:宋刘辰翁号,有《须溪集》。雁湖,宋李璧号,有《王荆公诗注》五十卷。

④谢师厚:谢景初字,景初与王安石同时人。

⑤东坡:宋苏轼号东坡居士。苏轼与王安石同时而稍后。

⑥苏子美:宋苏舜卿字,较王安石稍早。

⑦山谷:宋黄庭坚号山谷道人。黄庭坚后于王安石。

⑧吴曾:宋人,有《能改斋漫录》十八卷。

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宋胡仔撰。

⑩《芦浦笔记》:十卷,宋刘昌诗撰。

⑾《白孔六帖》:一百卷,《六帖》唐白居易撰,《后六帖》宋孔传撰。

⑿葛龚:东汉人,善文辞。有人请龚代撰奏文,其人抄写时,并抄龚名,忘写己名。

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这一则讲注中引文,是帮助鉴赏用的,所以归入鉴赏类。作品中引用典故,说明作者写作时,想到这个典故,引入作品中。注中把这个典故引出来,可以体会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时,从这个典故中有什么触发,帮助读者去体会作者的情思。因此注中引文,倘引作者以后人写的文辞,是作者所看不到的,就起不了这个作用。那末注中引文可不可以引用作者以后的人的文辞呢?钱先生从《文选》李善注中研究这个问题,认为倘从作者前人的文辞中找不到可以引证的资料,或者找到了前人的资料而看不明白,那末引用作者同时人或以后人的资料来加以证明,还是可以的。比方《文选》里班固《两都赋?序》的注里引了蔡邕的话,即引后人的话来注前人的作品,说明“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大意是说,引后人的话来做说明,表示我不敢专用自己的话来说。又像引班固的话来注张衡的赋,引繁钦的诗来注曹植的赋,即引作者同时人的话来做注。照李善注看,只要引用得当,也是可以的。

钱先生又引李璧注王安石诗作例来看。如“儿女纷纷忽满前”,这话很明白,用不着引证,李璧却引谢景初的“尽呼儿女拜灯前”,谢诗是讲有贵客到来,所以尽呼儿女来拜见,跟王安石诗的情景不同,这样引用完全没有必要。再像引苏轼的“下第味如中酒味”,来注王安石诗的“旅病愔愔如困酒”,“旅病”当指行旅中的困顿,“下第”

指考试落第,两者的心情不同,因此用“中酒”来注“困酒”也不确切。再像李璧引苏舜卿的“娇癔人家小女儿”,改为“娅姹人家小女儿”,来注王安石“娅姹不知缘底事”,“娇癔”指小女儿的神态,王安石的“娅姹”指黄莺的鸣声,这样改字来引证,更不对了。

钱先生又指出引后以明前,也有引得比较好的,如王安石《送吕望之赴临江》:

“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黄庭坚《黄雀》诗:“牛犬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羹。”李璧引“头颅虽复行万里”来注。“头颅行万里”,见《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子袁尚、袁熙战败走辽东投公孙康,康把他们捉住,坐在冻地,袁尚求一条席子。康说:“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两人头送给曹操。王安石用这个典故,说黄雀有头颅,可以飞行万里。

想因吕望之出去作临江太守,黄雀得免于被捕杀作苞苴,苞苴指用物包裹。黄庭坚把王安石诗改写成黄雀虽然可行万里,还是要被捕杀来作菜羹。即用王安石诗来分出新意,所以称为“脱胎换骨”。再像王安石诗:“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见《汉书?韩信传》:韩信领兵击赵陈余,广武君李左东劝陈余深沟高垒勿与战,他引精兵二万袭其粮道。陈余不听,韩信遂进兵击杀陈余,擒李左东。信解其缚,师事之。王安石用这事来赞美韩信。李璧引黄庭坚的诗来作注。黄庭坚把王安石的两句诗化成四句,这也是“脱胎换骨”之法,这样以后注前,可以使人了解怎样“脱胎换骨”,还是有作用的。下面讲《复斋漫录》今已佚,见《苕溪渔隐丛话》中引用,有的又见于《能改斋漫录》,两书引用《漫录》,究竟谁引谁,已不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