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给不幸的孩子

完了。

最后一朵光焰闪动了一下,很快就熄灭了。

这就是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形态。六十五公斤,一米八七,有血有肉的儿子,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一撮白灰。经过几千万年进化才获得的生命,这么容易地就毁灭了,容易得让人不能相信。

从火葬场回家后,他本能地回忆起儿子的一生——把二十七个年头称为一生,似乎有些夸张。那么短暂,又那么匆忙——可又好像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对儿子知道得太少了。

人们常说,男人之间不像女人之间那么容易披露心怀。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像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

可他算什么男人?他甚至没有恋爱过,没有充分享受过太阳的照耀。

他看着儿子留下的这些东西: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话》,一个破旧的铁皮铅笔盒,唯一一张一寸“免冠半身正面照”,一本卷了边儿的《珠算口诀》。

《安徒生童话》是他们家的忌讳,儿子一清二楚。可为什么他偏偏固执地留存下这本书?

当他被甩出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儿子正是拿着玩具手枪,认准自己便是天下顶了不起的英雄豪杰的年龄。可这位英雄却不能明白因为什么,自己便成了顶低下、顶龌龊的东西。

要是有哪个父亲,明知自己便是那个砸碎亲生儿子的梦想的锤子,而又深深懂得无法逃脱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一定体会得到那种痛苦得无法呼吸,像在火里焚烧的滋味。

那时候,儿子还能睁着一双圆圆的饱含眼泪的眼睛问他:“爸爸,为什么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了?”

他回答不出。他又怎能让儿子明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

有好长一段时间,院子里那棵桃树下的蚂蚁窝,便是孤寂的儿子的寄托。儿子久久地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忙忙碌碌、来回奔波的蚂蚁。它们那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一定引他生出许多感触和渴慕。他问过:“爸爸,为什么蚂蚁老是大家一起玩,谁也不丢掉谁呢?”

“不知道。”

“您是大人,为什么不知道呢?”

儿子哪里知道,许多问题是大人也回答不了的。

一天,另外一个孩子走了过来,几脚就荡平了那个与人无争的蚂蚁王国。

不但他们不和儿子一起玩,甚至也不能容忍儿子和蚂蚁一起玩。他知道,小儿子有多么的寂寞,可是他不敢再给他一个弟弟或妹妹来陪伴他,因为,他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些无辜的小心灵。

长大一些后,儿子似乎有些明白他的地位,便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仿佛他会传染一种疾病,凡是得了这种疾病的人,就会被生活抛弃,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人。

天真的儿子并不明白,其实他早已被传染上了这种“疾病”。

他永远不能忘记,儿子是带着怎样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情,看着飘在别的孩子胸前的红领巾,如同一个沦落地狱的人,怀着超度来世的虔敬,巴望着天堂。

他曾听见儿子向妻子发问:“他究竟干了什么坏事?”

“谁?”

“他。”

“他是谁?”

“他——父亲。”

他感觉得到妻子十分困难地挑选着字眼,“因为他对一位领导,讲了一个安徒生的童话。”

“哪个?”

“《皇帝的新衣》。”

“瞎说,为什么没有人说安徒生是‘右派’?他讲了那么多童话。”

儿子,从那张“免冠半身正面照”里,带着可怜巴巴的神情瞧着他。要不是为了领工作证,儿子是绝对不拍照的。他想象得出儿子的心理,他一定觉得在他的生活里,没有哪一个瞬间值得留念。

他巴不得儿子像别的孩子一样,淘气、喧闹、撒野、打架……可是不,他总是显出这种可怜巴巴的样子。最使他揪心的是,儿子脸上,除了这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外,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论对谁,都显出一副讨好的笑脸,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这比啐他自己的脸,还让他难受。这种神情,早应该随着旧生活一同埋葬了。

七二年,儿子被分配到菜站卖肉。他本是个思想开化的人,从来没想到过以职位高低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也并不介意人们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别,但是这个社会的常识告诉他,儿子之所以卖肉,当然是因为他的缘故。

从那以后,这本卷了边儿、磨损了书脊的《珠算口诀》和一把旧算盘,便是儿子业余时间的全部内容。他或是坐在那张既当餐桌又当书桌的小桌子前,翕动着嘴唇,不出声地背诵《珠算口诀》,或是噼里啪啦地敲打那个旧算盘。

而从楼上的窗口里,飘来邻家姑娘拉《赫曼练习曲》的提琴声……儿子这时便会让人听不出地轻叹一声,起身把家里的玻璃窗关好,也不管是不是三伏天……儿子的算盘早已打得相当出色,在加法和减法的运算上,几乎可以比肩计算机的准确。可一下班,他还是不停地背诵着、敲着,好像这一切已同吃饭、睡眠一样,成为儿子生理上的一种需要。

那些不知道儿子出身的顾客,都很喜欢他,赞赏地称他“一刀准”,他曾悄悄站在那个菜站附近,看儿子卖肉。他看得出来,儿子确实从称肉和算账那无尽的循环往复里,得到了工作的满足和享受。他那惨淡的面孔上,甚至泛起浅浅的红润,显出兴奋的神色。那时,他一定感到还有很多人需要他,而不是嫌弃他。

可是,只要一离开那个肉案子,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