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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再摸一下?”小叶问我。她已经换好手术服,栗色卷发梳成髻,等会儿再塞进帽子里。染发烫发的时候还不知道生病,染完她回到家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很多事。

我摸了一下。右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握住她左边乳房,我刚洗了手,乳头被凉意激得站起来,像以前真正的抚摸之后。我们都有点尴尬,毕竟好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开始是因为不想,后来她体检,又去做了复查,最后切片报告出来,我巧妙地躲进整个确诊流程。

“另外一边呢?”小叶看我把手收了回去。

“那边就不用了吧……”她点点头,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另一边以后毕竟还在,不用急在这一时。就我们在病房里,她坐床上,我坐床边,沉默像癌细胞一般扩散开来。窗外有株老槐树,十一月底,徒留灰色枝干,在灰色雾霾里显出轮廓,我想到以前跟小叶说过,房子边上不要种槐树,因为槐树里有一个鬼。

医生来看了一眼,神态轻松,手持肯德基法风烧饼。医生一直神态轻松,毕竟我们只是一期患者及其家属,“没问题,割掉就是了,真的没问题”,好像是割一茬韭菜,但小叶的胸长不出第二茬。大学时我们首次突破棉毛衫这一层,我先握住左边,再移到右边,小叶不到十九岁,一切都没有真正定型,在我手中有一种犹豫不决的形状。后来我和它们很熟,右边那只稍大一点,但左边的乳晕边有颗红痣,开始几年我经常含住那颗痣,后来几年频率降了下来,最近几年,小叶总穿着内衣睡觉,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毕竟更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我陪小叶下楼,看她进了手术室。场景配不上应有的心情,她自己走进去,双手插袋,看起来很健康,我一直以为她很健康。手术前不能化妆,我给她带了一瓶面霜,她细细涂上一层,我在边上看她,这么近的距离,我发现她的皮肤有点变化,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时间意味着变化,在所有领域,无一例外。

我本来打算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丈夫好像应该这么做。但两个小时后我就下楼抽烟,只要在结束前回去就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协和医院门口有一种丧气的繁华,号贩子们行为鬼祟,大概以前也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神色阴鸷的男人在狭隘人行道上铺开塑料布,卖“中药抗癌无副作用一周起效”,身体残缺的人缓慢爬行,向每个人伸出污脏的手。在这种背景下,我莫名觉得饿了,走到马路对面的云南米线店,点了最贵的一套过桥米线。

林夏给我打电话:“手术结束没有?”

“还没有,得到下午。”

“她情绪怎么样?”

“还可以,她一直都还可以。”

米线滚烫,我先吃鱼片和鹌鹑蛋。林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我略加迟疑,还是回答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你知道吧,我有日本的五年签证。”

“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再说。”

“不等了,我们东京说。”她挂了电话。

小叶生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往外说,解释一切是个麻烦,也会让这件事显得不可回转。我和小叶都相信这件事,坏消息没有被说出口,就没有真正发生,就像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婚姻生活有了问题,我们连对方都没有说过,因为谈论意味着确认。

没有人知道她今天手术,除了林夏,她不认识小叶,她是我的……情人。米线汤渐渐凉下来,肉片的腥味变得明确,我想另外寻找一个词语定义我们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我寻找不到词语否认这件事,林夏是我的情人。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飞机上我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边看机载电视里的《老友记》,一边又浏览了一遍赫赛汀的资料。


赫赛汀(注射用曲妥珠单抗),适应症为转移性乳腺癌:本品适用于HER2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作为单一药物治疗已接受过1个或多个化疗方案的转移性乳腺癌;与紫杉醇或者多西他赛联合,用于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乳腺癌辅助治疗:本品单药适用于接受了手术、含蒽环类抗生素辅助化疗和放疗(如果适用)后的HER2过度表达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个令人费解的词都搜过维基百科,但组合在一起还是令人费解。总之这是小叶需要的药物,一年四十万,不纳入医保,我们拿得出第一年的四十万,但万一还需要一年就得借钱。我们都不想借钱,日本的赫赛汀要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我来了东京。我也可以去香港或者印度,但我想来东京。我还可以找人代购,有点麻烦,但并非不能实现,可我想出来几天。林夏是我的情人,妻子刚做完手术我却想出来几天,我试图一一否认的事情,都一一变得不可辩驳。

我住涩谷东急酒店,林夏坐在大堂沙发上等我,她坐另外一个航班,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航站楼出发。林夏穿姜黄色风衣,深灰丝袜,平跟绑带黑皮鞋,头发乱蓬蓬梳上去,像不知道哪部电影里的汤唯。她化了淡妆,口红很艳,衬得脸色更差。我们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骤然见到,我只觉她比小叶更像病人。林夏只拿了一个黑色手袋,好像她是从通州赶到东二环,我们在日坛公园里那家小王府约会,坐在露台上,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后来天色暗了,露台下有人跳广场舞,在喇叭式音响的掩盖下,她坐到我边上来,我们并不敢公开有什么举动,但她喜欢坐在我边上。

我们断断续续也有好多年。最早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去绵阳,住同一家宾馆,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因为就那家还能上网。晚上十点之后,陆续有交完稿的记者在走廊里招呼饭局,凑够四个人就去楼下吃肥肠锅,我和林夏总是赶上最后一拨。在震区待了十几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林夏晒得漆黑,简直看不出五官,又总穿橘红色T恤,大概是过来的时候皮肤尚白,她垂死挣扎,在楼下杂货店里买了一支三块钱的口红,颜色非常可怕,印在本就不怎么干净的茶杯沿上。

经历了地震初期见到尸体、残破和分离,我们都觉劫后余生,胃口极好,人人吃三碗饭,吃完肥肠锅再去找小龙虾,宵夜摊绵绵排开,有小龙虾、香辣蟹、串串香、冷淡杯和烧烤。这个城市以惊人的冷静在恢复原状,起码它试图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有两天说唐家山堰塞湖有险情,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们都去山上的撤离点采访,很多人带上扑克牌和麻将,没带的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第二天再去,灼灼烈日下斗地主的人增加两倍,因为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一副扑克。

我们回到市区,各自进房间写稿,到了半夜,我听到林夏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有没有人打牌啊!”

于是大家打拖拉机,我和林夏一边,开始很顺,后来一直打不过10,眼睁睁看着对手打到鬼,最后一盘输得惨烈,我们只拿了五分。只是消遣,但我们都介意起来,半个月的挫败和愤怒,突然投射到一场牌局中,林夏扔掉牌,点了一支烟,说:“他妈的,什么屁牌。”女记者都这样,出差时故意显得粗鲁,以防别人觉得她娇气。

我也扔了手里的最后一个梅花8,说:“要抽出去抽,这是我房间,别抽得跟烧纸钱似的。”

没人接话,这段时间大家都闻够了纸钱。林夏摁掉那支娇子,说了声“对不起”。我注意到她声音很轻,和平时不一样。我意外发现,我留意到了她平时是什么样。

我们第二天都睡过头,在门口遇到才意识到大家都走了,我和林夏只好一起去擂鼓镇,三百块包了一辆长安。车和路都极破,一路地震式颠簸,巨石时不时截断小路,看起来不会有终点,气压越走越低,我们都清晰闻到对方的汗味。林夏那天换了一件崭新的蓝白条纹T恤,我看到鸿星尔克的logo,肥肠锅边上有一家鸿星尔克,记者们都去那里买换洗衣服。蓝白色很适合林夏,我装作第一次注意到,除开肤色,她算得上好看,哪怕现在汗水让头发和皮肤都显油腻,她还是好看。

我中间接了小叶的电话,她是另外一家报社的文化版编辑,平日都上白班,这段时间也被调来编地震特刊,凌晨四点才能下班回家,醒过来先给我打电话。我们说了几句话,她照例让我注意安全,我则竭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常,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林夏听到我和小叶之间的亲密。

过了一会儿,我为自己的掩饰越发不安,好像这已经意味着背叛和出轨。我对林夏说:“刚才是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她点点头:“听出来了,家里人很担心是吧?”

“嗯,你家里人没有每天给你打?”

“我每天晚上给爸妈打。”

这意味着她没有结婚,大概也没有稳定的男友。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希望她结了婚,且和我一般婚姻幸福,这样我才能显得正常和正当:一个人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还是会对另一个人生出想法。我拿不准林夏的想法,但我确定她并没有把我看得和别人一样,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知道很多事情的开始,都源于一点点不一样。

擂鼓镇里搭连绵不断的帐篷,另一边有几架直升机,往返于唐家山和擂鼓镇之间,山上一直说堰塞湖可能溃坝。有人在空地上发盒饭,我们凭记者证一人领了一盒,站在路边吃。菜是莴笋烧肉,混了一点泡酸菜,有一种不合理的香,吃完我们又去领一盒,这场地震好像打开了每个人的每种欲望。

相熟的一个军队宣传干部也站在边上,也正在吃第二个盒饭,来擂鼓镇的记者不多,大概大家都去了江油,那边有个镇长最近出了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他突然问:“你们要不要上山?”

我吃完最后一块莴笋:“上什么山?”

他指指直升机:“唐家山啊,等会儿要送水文局的人上去,装水文自动测报设施,机上还能坐两三个人,你们要不要去?”

为了工作我们当然应该去,但我和林夏都看了看对方。

又过了十秒,他继续说:“……不过今晚回不来,你们看这天气。”

乌云死死压下来,狂风卷起砂石,林夏本来扎一个马尾,现在头发被吹散开来,遮住她略显刚硬的脸。谁都可以清晰看到,马上会有一场暴雨,上山的每个人今晚都回不来。


我订了一个标准间,两张一米二单人床,我们进房间后发现没有沙发,就一人占住一张床。我拉开窗帘,窗外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几百人像军队一样排列整齐,在红灯结束后列队过马路。

我和林夏没有开过房,总是我去她家。她住在通州一个不大好的小区,每天从郎家园坐930路回来,下车后要穿过一条狭小巷道,沿途有兰州拉面和成都小吃,并没有下雨,地上却总有泥泞,走五百米才有一家京客隆,小区只有两栋楼,楼下三个巨大垃圾桶,谈不上任何绿化。她自己在阳台上放了几盆花,每次去花都不一样,她说,死了就换一批,这边离八里桥市场近,一盆茉莉只卖二十。

我问过林夏,为什么要把房子买在这里。她说:“刚来北京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后来房东要卖,我正好够首付,就买了。”

还是不懂她为什么买这套房子。客厅采光不好,卫生间极小,露台几乎比客卧还大,除了上床,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露台上,聊天、喝水和抽烟,看京通快速上的车流。过半个小时,我也打车上了京通快速,一次三个小时,一周后再来一次。我没有跟小叶说这三个小时去了哪里,三个小时并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虽然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但林夏不喜欢变动,她艰难地适应了一切,并不想改变,哪怕这一切很糟。很糟的房子,很糟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一直维持关系,中间有几次,她和前男友和好,我们就断了,她和前男友分手,我们又恢复,目前正处于她和前男友的分手期。事情就是这样慢慢拖到了第七年,拖成一片我们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泥沼。

林夏去洗手间卸了妆,黄着一张脸出来。每次我们断开又续上,中间照例隔大半年,再重见时我都知道她又变了一点,像镜头渐渐虚下去,五官有混沌边界,整个画面一点点变暗,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到了三十五岁。

我和二十八岁的林夏一起去唐家山,货运直升机上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地上,一人靠住一纸箱双汇火腿肠。机噪声让人无法交谈,我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好一阵才降落,反复掠过北川县城,废墟中升腾白烟,那是有人偷偷回去给家人烧纸钱。

降落后我们也没有交谈,轮流采访水文专家、武警领导以及普通战士,采访中开始下雨,我们就排队领雨衣,披上继续采访。

四川省水文局专家林一彬说:“现在蓄水已超过1.6亿立方米,之前每天都在增加一千万立方米,如果来水继续增加,危险程度就会加剧。”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为解决大型物资难以运达的难题,目前指挥部正在试验便于携带的软体油袋和小型油罐,“一方面在天气恶化时可以让官兵人力背负上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低空空投给施工人员。”

武警水电部队政委方跃进介绍,为解决供给问题,大型直升机米-26昨日已用吊装大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了大量食品,“米-26今天(二十九日)一共吊了一个集装箱的食物和三个大型油罐,现在上面的油料可以维持两天,食品也没有问题”。

我把这些一字一句写到笔记本上,她记下的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大概都希望采访能一直持续下去,熬过这个必然带来混乱的夜晚。唐家山上没有一棵树,我们各自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和编辑打电话,试图逃避命运和欲望的召唤。但雨终于大到我们只能躲进帐篷,军队给记者专门留了一个帐篷,今天只有我们两个记者,政委咬着火腿肠说:“将就一下,特殊时期,大家不分男女,都是同志。”

同志们没有在那个晚上做爱,这很难操作,防潮睡袋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如果离开睡袋,外面很冷,何况震动声和其他音效难以控制。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周密思考过一遍,最后选择了通宵聊天,黑暗和雨声盖住了这件事的伦理与道德,只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以及从中生出的、毫无道理的快乐。第二天走出帐篷,天已经放晴,有直升机正在低空空投小型油罐,但我忘记了去查实工作人员的名字,那篇稿子我后来并没有写出来。

回到绵阳,林夏半夜两点偷偷溜进我房间,又在下午两点溜回自己房间,九点前后走廊吵了一阵,后来整个宾馆静下来,林夏进来时随手挂上了“请勿打扰”。

我们郑重其事互相保证,就这么一次。然后轮流去洗澡。

林夏的身体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进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为此已经想象多时。做了一次后,她起身拉开窗帘,月光照进来,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她问:“我们说的就一次,是指就这个晚上吧?不是……不是真的就一次吧?”

我说:“嗯,包夜都不算次数。”

其实也就三次。我有点累,这十几天工作强度很大,但第三次我故意拖得很长,猥琐、伤感以及精液味一起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我略略抬身,看着眼前这个姑娘,我问她:“喂,你今年几岁?”

“二十八啊。”

“看着不像。”

“都说我显小。”

时间过于迅猛地划过七年,林夏现在还是显小,但实打实看得出上了三十。她往脸上拍爽肤水,问我:“你要不要上来睡一会儿?”

我摇摇头。我很困,但上来睡一会儿意味着先要做一次爱。

她躺下去,把被子盖住头:“那你晚饭再叫我。”断续偷情多年,两个人渐渐也像夫妻,性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如果没有性,会比夫妻更显尴尬,所以总要有一个人率先睡着。

生活并不是一步走到今天,但当中的逻辑的确让人费解。包夜过后,我们甚至没有加对方的MSN,穿好衣服,两个人交换了名片,那张名片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撕掉,冲进马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住了林夏的手机号码。


地震第二年,我离开报社,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小中层,收入是涨了一点,但并没有多到让我振奋。我去网站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了,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挪动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败,我才三十一岁,不知道怎么成功,却也没有准备好失败,在任何领域的失败。

每日坐班的工作很枯燥,但在家看久了美剧也一样会觉得枯燥。我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填写爱好的时候,我也会写:“足球,音乐,电影。”我写这三样不过因为这永远不会出错。外部世界剧烈变动,我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停滞下来,如果一路要命地顺遂,我大概能在十年后当上公司高层,年薪百万,分一些期权,偶尔能上别家门户的财经版。我也憧憬那一天,起码我和小叶能换一套房子。现在的房子在四惠,小区在一号线头上,坐地铁要经过一条错综复杂的小路,如果懒得走,可以坐十块钱的黑车或者五块钱的蹦蹦。我们都想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晚上去蓝色港湾散步,坐在湖边喝杯啤酒——那种我们想象中更为正宗的北京中产生活,早餐吃711的包子而非老家肉饼,不需要坐黑车和蹦蹦,出地铁可以沿着一条有树的路,步行回家。

公司每天在国贸有班车开往中关村,我总准时赶上,四环永远堵车,我能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觉。往返班车渐渐成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把我困在当下,耽误上班,延迟回家,手机电池耗尽接不到电话,二十封邮件没有及时回复,一切都不能归咎于我。那辆车缓慢而准确地带领我,往未来去,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并无其他想象。

我只管十个人,却忽然变得重要,总有企业公关请我参加活动,签到之后,能领一个纸袋,里面有现金信封、礼品和材料,有一些人领完纸袋就走,我稍有节操,总是坐到最后。生活有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太容易适应,毕竟实打实多了一些钱,我拿这些钱买了更好的西服、领带和皮鞋,我甚至用上了男士香水和面霜,开始健身,人生是这样顺理成章往前流动,直到有一天,递给我纸袋的人是林夏。

她白了起码三层,化没有眼影的淡妆,穿黑色小礼服裙,细跟鞋,头发似卷非卷,拨在一边肩膀上。当然比在绵阳时美,但我不认识她,我也希望她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从一个人手里接过装着红包的纸袋。然而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得走完这套流程——签到,写上身份证号码(为防冒领),交换名片——这个场景让我比和她做爱时更觉赤裸,我们此时都失去了遮蔽。我想到在唐家山的帐篷里,两个人聊的话题,是彼此最喜欢的导演。林夏喜欢小津安二郎,我没看过,沉默中想寻找一个更拗口的名字,但只能想到李安。李安很好,李安永远是一个得体的答案,就像聊到俄罗斯文学,我们只需要说,我喜欢普希金。

我们又一次交换了名片,这次我没撕掉。过了几天,我给林夏打电话,没有借助名片,我背出了她的号码。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我和小叶的婚姻那时还没有问题,大部分时间我坐班车转地铁,七点半总能到家,下地铁就给小叶打电话,她开始炒绿叶菜。晚餐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小叶的剁椒鱼头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三斤鱼头,可以任性地只吃好的部位,两块腮边肉小叶都夹给我,我则为她从汤中翻出鱼泡。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毫无理由的冲动。就像肝部长了肿瘤,我却一狠心,把好端端的胃切了三分之一。在应该对生活下手的时候,我们总是懦弱地选择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电话那边林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来和我吃饭,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和前男友又分了手。

我们在荷花市场那条美食街来回走了两次,最后选中一家江浙饭馆,露台有一块没有被灯光覆盖,又能看到一角水面,残荷留梗,样子俗艳的舫船慢慢开过,船头亮着红灯笼。秋天快到尽头,长时间坐在户外会冷,但我们宁愿裹紧外套。

一人吃了几个醉血蛤,我终于开口说话:“你怎么也离开报社了?”

“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

“但我还是在做新闻,只是换了个平台。”

“你是男人啊……都是这样的,男记者去网站当领导,女记者去企业做公关。”林夏满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欢做记者,地震时一天写三个版,我已经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写了两篇特稿。和林夏上床后,有大半年时间,我每天看她工作的报纸,二〇〇八年年底,她有篇报道得了一个网站评选的小奖,我反复点进那个页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关掉。她穿牛仔裤和蓝白色条纹T恤,手里拿一份盒饭,那是在擂鼓镇我用手机给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见背景是我们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机。

“说是都这么说,但是……但是好像有点可惜?你以前做得那么好,你应该去杂志,真正做深度报道。”

林夏低头又喝了一会儿酒,才说:“本来我是要去的,有几家杂志找过我,但是……但是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我都要三十了……他们都说,我换地方也写不了几年……”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完全熟悉这种语调。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男记者一直做记者总不是办法。他们都说,应该转型,应该顺应时代。

时代意味着变动,意味着你有能力变动。

风真的冷起来,林夏又点了热黄酒。话语渐渐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种人,那种看起来一路顺流而上、事实上失却真正勇气的人。我们本来只是在极尽无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谁能猜到呢,性不过是最让人信服的理由,我们最后成了朋友。


林夏睡过去后,我出门见人。赫赛汀是处方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人,允诺能帮我买到药,收五万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但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办法。

我们就约在涩谷车站的忠犬八公像。出酒店我找了一会儿,那只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远是抽烟处,挤不进去的人在门口匆匆抽两口。对面有一个不知所起的绿皮火车厢,敞开车门,我约的那个人——网名叫“林老板”——就坐在车里刷手机,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太,她们看起来也没有等人,就是打扮妥当,化着浓妆,坐在那里。

林老板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染了黄发,戴三个耳钉,却和日本人一样见面就鞠躬,客客气气叫我“方先生”。他已经拿到了处方(我并没有关心用什么办法),带我去池袋一家药房拿药,“涩谷也有,但池袋那边是中国人开的”,他说。

池袋给人一种无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铁口,已经有人大声使用手机,地面明明没有垃圾,却让人觉得脏。我们经过一家极小的中华物产店,门口有一盒盒凉菜,路过时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鸭脖子和猪耳朵。

药房里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板说,“都是中国过来的,和你情况差不多”。有人边上垒着几个纸箱,看起来要赶去机场。电饭煲、马桶盖,大概箱子里还有药妆,林老板又说,“很多人这样,来都来了,顺便买点回去。”

我也开始思考应该买点什么,说得没错,来都来了。也许可以给小叶买几套雪肌精?我只记得这个牌子。大学刚毕业,我们在南四环租了一个小房子,小叶那时候是见习记者,要跑突发,出入各类跳楼、车祸以及火灾场所。有一次有人说要跳北京饭店,她和摄影记者站在长安街上等了两个小时,“中间我想办法去买了一把伞。”小叶说,但那个人后来坐电梯下来了。她晒得很黑,做爱时坚持要关灯,说白回来再给我细看,“等转正了我就去买两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叶还在想这件事。

我忘记她后来有没有用雪肌精,也许她用了更好的牌子。转正后小叶做了文化编辑,一直做到现在,很少去户外,她又变得太白。小叶是我们身边唯一一个十年没有换工作的人,挣得不多,圈内也没什么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从来不给人失败感。每天早上她洗澡吹头发,精神抖擞挤一号线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擞挤一号线回家给我做饭,晚上她读书、看美剧、敷面膜、写博客。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叶说,我们不需要事事告诉对方,我同意,所以我没有告诉她有林夏这回事。这两年我们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处,隔着距离,我对小叶有一种莫名的敬重,因为她对生活从无怨气,而我们,我们都是有的,有时候看起来是积极上进,其实不过是怨气。

林老板替我取了号,前面有二十个人,我们出门去抽烟,马路对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传教,从“神爱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听到她拉住一个男人许久,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那个男人几乎秃了顶。

一支烟可以很长,我和林老板居然聊了起来。

“做这个能挣到钱吗?”

“还可以吧,国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这两年越来越多。”

“所以你没有别的工作?”

“没有,我还在读书。”

“哪个学校?”

“东大。”

我吃了一惊,但直接表达吃惊好像不礼貌,只好问他:“你学什么?”

“日本文学。”

“研究生?”

“博士。”

话题在这里断了,聊天的方向出现混乱,我不知道和一个代购癌症药且网名叫林老板的人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和一个日本文学博士说什么。日本文学,我只读过两本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以前刚和小叶恋爱,我也给她写信,因为并没有什么话想写,只能抄书,“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小叶只说,那本书不怎么吉利。

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后,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好像初来乍到,正在等主人给我倒水,茶几上摆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后来我渐渐发现,林夏的文艺修养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过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么两部,《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不会更多。她跟我一样,认为自己应当对人生有点野心,却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们在一起,上床之余总是聊圈内动态,谁去了哪里拿到什么职务,谁辞职创业,现在已经拿到第几轮风投,我们不停给对方分享资讯,好像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焦虑,其实两个人的焦虑都加倍,我们还是每周见一面,有时候做爱非常慌张,因为大家都着急回邮件。

去年林夏又辞了职,现在在阿里巴巴刚收购的一家小公司做公关总监,我则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名片上印着“联合创始人”,CEO是我在网站的领导。我们公司半年中换了四个项目,分别是上门做美容的APP、上门做饭的APP、上门修煤气灶热水器的APP以及白事一条龙APP,我们都盼着某一个项目会被马云看中。有一次报社的老同事吃饭,发现在场人数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大老板变成了马云,剩下四分之一正在争取把大老板变成马云,比如我。

赫赛汀拿到了,整整齐齐一排白底绿字纸盒,装在一个巨大塑料袋里。我和林老板在地铁口再见,“还得去学校见导师。”他说,把我给的五万日元现金放进钱包里。我又去那家中华物产店看了看,买了一盒卤猪尾巴,附一包辣椒面,林夏应该醒了,我们可以啃着猪尾巴,把那些要说的话说完。


“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吗?”林夏问我,挑了一截肥肉较少的猪尾巴,蘸上大量辣椒面。

这句话她问过好几次,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六和第七年。

开始我很确定,“不知道”,后来我也变得疑惑。小叶非常聪明,我们一起做门萨智商测试,她有135,我是121,据说超过140就是天才,“那五分跨不过去的”,小叶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一进入普通人的大分类,这十几分没什么区别,真的,可能就是背单词速度要快一点,哦,也可能是看悬疑片比较早猜出凶手。”我没有见过哪个智商135的人,比小叶更坦然接受普通人这一身份,智商121而不甘于此的人我则认识很多。

不是说我羡慕小叶的人生,前面说了,我只是敬重她,再给我两百次机会,我还是会试试看能不能往上走,我知道成功的几率不高,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人生有第二条路值得一走。我非常焦虑,但小叶,我也不觉得她有多快乐,她只是让平静成为惯性,她的平静渐渐吞掉她,开始她不想选择,后来她失去了选择。

这两年,我几次认真想过小叶知道些什么,一个看《第六感》半个小时就看出主角已经死去的人,是不是真的看不出丈夫有个情人?二〇一一年前后,小叶想过要孩子,问我的意见,“要了也好,反正最后都会要的,不过我们都没有北京户口,以后上学有点麻烦”,这就是我的意见。

小叶没考虑北京户口,她开始算排卵期,期望我在那三四天内认真配合。我刚升了职,从管十个人升为管一百个人,老板要求我三十秒内必须接电话,我就把手机用塑料袋包好,拿进浴室。因为总赶不上班车,我也买了车,有时候在四惠地铁口顺道接上林夏,她的公司在朝外SOHO,我则再往中关村走,路上两个人互相关心工作进展,交流哪种褪黑素副作用小,叮嘱对方中午一定要吃饭。

就这样,小叶的排卵期我配合得不好,试了半年也没有怀上,后来她就说,“还是歇一歇吧”,就一直歇下去了,我们再没有讨论过生育问题。

“她是不是其实也有别的人?”这句话林夏也问过几次。她倒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我们这种混沌关系里唯一清晰的就是定位:我不会和小叶离婚,林夏不会和我结婚。我们偶尔会替对方分析情感生活,她分析我和小叶,我分析她和前男友,她劝我“小叶挺好的,现在哪里还有这种女孩子,你再不注意她就会被人追走”,我劝她“这个男人不会跟你结婚的,你真的应该跟他彻底断了,真不知道你这些年在搞什么鬼”。

这种劝告当然没有任何鬼用,林夏这次赶到东京来,是要在第一时间且当面跟我说,前男友又回来了。几年这样下来,我们的分手流程已经趋于固定,我说:“哦,那我们明天去吃顿饭。”

至于小叶有没有别的人,“有可能,不然她这几年怎么过的?”辣椒面有后劲,我用半瓶冰麒麟才勉强压下去。

“你就一点不在乎?”

“在乎?……没立场在乎。”

当然在乎。我偷看小叶手机,用她所有用过的网名搜寻她的博客地址。手机上什么都没有,我连存为中国移动的联系人都点进去看了,真的是10086。博客没有找到,有一个疑似,博主写一些书评影评,隐约有个叫“X”的男人,我就又回头去偷看小叶的手机,把所有X开头的名字号码抄下来,当然我还没有一一打过去,我没有疯到那个地步。我订阅了那个博客,但它渐渐不再更新,大概是挪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下我失去了所有线索,社交媒体每更新一次,我就会丢失一批朋友,万万没想到,这次丢的是自己妻子,疑似妻子。

到了今年,创业的百忙之中,我渐渐在内心确认小叶爱上了别人。有一天小叶让我早点回家,“我们得谈一谈。”电话里她说。小叶已经很久没有给我打过电话,现在还有谁需要打电话?但和微信比起来,电话让一切更加确凿无疑。

我以为她要跟我说离婚,磨蹭到十一点才开车往家走。四环上挤满运煤卡车,堵住出口,我熄了火,打开天窗抽烟,那天有深灰色雾霾,不开灯根本看不到前方有车。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盼望后头的车冲上来,终结这一切,但下任何一种决心都是难的,我又打开了双闪。

小叶一直没有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穿一套深蓝星星图案的睡衣,头发扎马尾,是我熟悉的小叶。她等我坐下来,关掉电视,握住我的手,又愣了一会儿才说:“你听我说……我得了癌症……乳腺癌,还没有最后确诊,但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不要担心,是第一期的,都说很好治。”

我也愣了一会儿,然后渐渐高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寻找到另外的词语,我高兴起来。我把小叶抱过来,说:“没关系,我们明天就去医院……哪家医院?”

那盒猪尾巴吃完了,林夏站起来洗手,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你回去要和小叶好好过。”

“好的。”我回答她,水声太响,我又提高了音量,“好的,你也是。”


小叶恢复得很好,半年后复查已经没有癌细胞。她重新开始化妆,长出茸茸短短的头发,看起来有一种意外的时髦。我的创业公司在又换了两个项目后宣布失败,现在我替另一家创业公司打工,拿过得去的薪水,和鬼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的期权。我们又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生孩子,但两个人对此都并没有真正的热情,大概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对任何事都没有真正热情的阶段。

过了八月,在一场暴雨之后,林夏从微信中冒了出来。我开车去了通州,快开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迷路了,这附近又拆又建,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工地坑前面。抽支烟再说吧,我想,前头是探照灯的灼灼白光,照出一条并不存在的前路。

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改变,癌没有改变什么,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