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第一股民

    1988年7月1日,杨怀定从国债投资资金中拿出10000元,买入100股真空电子(现为广电电子),每股面值100元。之所以买真空电子,是因为该公司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真空电子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性地购买股票,而且时间点有点怪,7月1日党的生日,不知其中是否存在某些考虑(是不是“炒股要听党的话”的想法那时候就有了)。1989年6月,杨怀定正式从国债投资转移到股票市场,成了中国第一批黄牛。当时,他们这些吃螃蟹的人被统称为“黄牛”。

    这个转变其实有些偶然。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赢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杨百万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其实,杨怀定最初的算计十分朴素,就是在想,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全部30万元资金投进去,一年红利就有四万多元,就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一百多元,一年才一千多元。他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所以说做股票,还是要承认运气的因素。遗憾的是,太多股民把运气当成自己的能力。尤其大牛市那会儿,自诩为“股神”的人是铺天盖地。

    那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判断。

    当时,杨怀定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真空电子涨到800元。他

    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必须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真空电子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真空电子又跌回到370多元。

    后来,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不然怎么拿捏这么精准。杨百万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机会大多是读书看报分析出来的,这是富人思维。曾经有一部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专门解读富人思维,谈这谈那讲了不少,却模糊了焦点。什么是富人思维?就是多读书多看报,时时处处多留一个心眼。处处留心皆生意,头脑充实才有机会当富爸爸。

    炒国库券时,杨百万就订了七十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杨百万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一个如此有心的人,谁能拿走他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