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战友(2)

  找了好久,搬开一摞杂志又是一堆衣服,最后才拿出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是一本油印的宣传小册子。看着封面上那个朱砂红的小五角星,心里热乎乎的。他像捧一件易碎品一样轻轻捧出。他打开小册子,中间掉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纸片:黑黑的黄黄的,上面是褪了色的墨水,毛笔写成。

  短短的一张起义“手令”,末尾是那个人的签名,是朱砂红的手纹印和另一枚方方正正的印章。

  3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他那个战友所在的小村只有十五华里,但走起来却非常艰难,因为要穿过五六华里的庄稼地,然后再翻过一溜小山。我不记得到过这一带,虽然它属于砧山余脉。这儿显得有点偏僻,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儿的山都不太高,但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山的褶缝里。土地瘠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贫寒之地。老人告诉:这一带的村子里出了很多英雄,他们那时都是因为太穷,没有指望活下去,就跟上拉队伍的走了。当然有不少人是跟上了坏队伍,可最后还是跟上好队伍的人多。要在村里待下去就得饿死,遇上春天闹饥荒,这儿的野菜树皮全都啃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就是吃滑石粉,吃土,“有人听了可能觉得这是笑话,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吃土的人。拉队伍的人只要说一声:到队伍上可以吃上玉米饼,他们就一跺脚走了,一辈子也不回村子里来……我这个老战友家算是全村最好的一家了,春天还能吃上树叶掺稀粥——那一天他爹就让他挑着那么一担稀粥送给队伍,结果摊上了打仗……”

  山地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它们早已在初秋的时候干涸了。山上植被很差,很少能看到一棵粗一点的树木。我问老人:“过去也是这样吗?”老人想了想说:“差不多吧!”那个战友所在的村子是这片山区里最大的一个,有二百多户。不过村上人住得很分散。老人告诉,前些年本来有一个重整村落的规划,就是把一些房子尽可能地盖在一块儿,可是那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公社就解散了。因为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种地忙生活,所以重新规划村落也就不那么要紧了。“你看看,”他伸手指着山坡、山半腰上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房子,“他们这二百多户像撒枣似的撒在这么大一片山地上,一旦有个急事儿,要招呼个人都难。”

  这是晌午时分,村里开始走出了人。他们挑着东西到自己的地上去,身边大半都有一只瘦干干的狗。这些狗的耳朵耷拉着,尾巴像细绳一样绕来绕去。它们比主人更早地看到了远远来到的两个人,踞在那儿,伸长了脖子注视我们。奇怪的是它们的主人对远来的生人没有一点兴趣,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低着头,担着东西往前。他们的狗跟上跑一会儿就要站住,远远地望着来人。

  老人一直走得很快。看来他对这儿的每一座小山每一条小路都熟得很。他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还会领你到山顶上,去东边的山看一看。看到了吧,那几个山形成一个漏斗,真是做高山水库的好地形!前些年,就是有公社的时候,几个村联合筑了一道大坝,那大坝说起来你不信,比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还要高上十米呢!要多少石料?所有的石料都是村里人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妇女老人小孩,一块儿往上扛,唱着歌。冬天里飘着雪花他们也干,一直干到春天桃花开了。那些天我和我的战友实在忍不住,也参加了工地上的劳动。你不知道,他们天天唱歌,中午就在山上起火兴炊。修那个大坝的过程中,至少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在谈亲事,到后来大都成了家……”

  他眼望着东南方向那个小山,激动不已。几句话描绘出一个场面,如在眼前。我问:“现在那个高山水库有水吧?”“肯定有!不要说现在,就是最旱的时候里边还有好多水呢。整个这里几百亩地、上千亩地,都靠它浇灌,不过最旱的时候,它的水就得好好节约着用了。有时候眼看只剩下了一点点水,其实还能浇很多地呢。你觉得它少,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不知不觉要以旁边的大山做比照——实际上这水摆在平地上,会是多大的一湾呀!”

  村口,一堆麦草旁边站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老式棉袄,外边套了一个花布罩褂,头上扎着羊毛头绳,黑乎乎的脸庞被风吹得很糙,一双眼睛又圆又黑。她的眼睛很好使,老远就看到了我们,扬着右手。她喊着“伯伯”。这时候老红军揉揉眼睛应了一声,扯扯我的手,快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告诉:这就是花儿,是老大!我想,这可能是他那个老战友的大女儿。看她的一身打扮,完全是一个山村妇女。

  花儿冲着老人说:“俺爹让我在这儿等你,他盘算着今儿个你能来。”

  老人笑了,指指我作了介绍。

  她喊了一声“大哥”,然后转身前边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告诉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话,我至多能听懂一半。她说爹从昨儿个起来觉得精神了些,“还要书看哪!”

  老人笑了,“还要书看,他不想指挥队伍打一仗吗?没跟你要作战地图吗?”

  花儿捂着肚子咯咯笑,笑过之后说:“你别说,他还真要了一张地图呢。”

  “你那些兄弟这几天没来吗?”

  女人不笑了,摇摇头。

  我们在一个很破旧的瓦房跟前停住了。瓦房很小,石头围成的院墙也矮得很。推开院门,一群鸡见了我们赶紧闪开。满地都是鸡粪。还有一头水淋淋的小猪,像一条狗一样跑来跑去,见了走进来的生人,竟然贴上腿边绕来绕去,还试图在女人腿上蹭痒痒。女人说:“去去,小花,一边去。”

  那头小猪长着黑白花。她叫“花儿”,小猪叫“小花”,我觉得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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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间窄窄的小瓦房,中间像当地所有的人家一样,是餐室兼灶间。这儿正涌出一团团水蒸气,我们走进去,差不多面对面看不见人。屋里全是水汽,但里面的人眼睛好使,一见来人马上站了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看清,对面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脚,满脸皱纹,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巾。她原来在那儿煮什么东西,见我们进去了,高兴得拍打衣襟,露出了一口短短的牙齿。这是一个多么和善的老奶奶,她叫老人“大兄弟”,说男人在炕上已经念叨了好久。老人笑着,笑得何等畅快。

  老奶奶扯着我的衣襟,女儿花儿就对在她的耳边讲了几声。她“噢哟哟”叫着,拍着手:“多好的娃儿,也来咱家里!快屋里去,屋里去,喝茶,花儿端‘果木’!”我注意到这儿民间还保留着许多书面语,统称水果为“果木”……花儿“哎哎”应答,脆生生的。这声音在母亲面前立刻变得像小姑娘一样。她依照吩咐去端茶和“果木”——至少两种水果,一些炒花生。

  我和老人进了里屋,一眼看到那个异常宽大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瘦小的老人。他看上去比老红军还要老得多,身体显然有大毛病,因为他笑着,努力想撑起身子,可最后还是没有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老红军小声告诉我:“他害这病五六年了,全是老伴伺候,真亏了有这么一个老伴啊!”

  炕上的老人去抓老红军的手,两双手握在一起不停地抖。老红军说:“伙计,伙计,安生躺着,嗯,安生躺着。”炕上老人呜里哇啦说什么,由于地方口音浓重,再加上发音不清,我一个字也弄不明白。我这时候看到他的右耳下边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伤疤闪着亮,显然是战争中受的伤。老人穿了宽松的上衣,说话时胳膊常常要露出一截,于是我又看到他左臂上有一块刀疤。老红军见我在打量他的战友,就说:“这可称得上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人要说老可真快,前不多年,就是有‘公社’那时候,我们还一块儿到水利工地上去帮忙吆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老战友大概听明白了,直眼瞪着他,然后呜呜噜噜喊了几句,大笑起来。只有从这爽朗的笑声中我才依稀看见了当年那个战士的风采。眼下的他简直太瘦小了,大概体重不足四十公斤,真是骨瘦如柴。老红军大着声音在他耳旁嚷:“听说你要看书还要看地图?”

  老战友呜呜噜噜笑着,点头。

  我看得出,他们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光。老人的手颤抖着,在枕边摸摸索索,这时候花儿走过来,只一下就从枕边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叠成了好几层的地图。那张地图很旧了,展开来,原来是一张带等高线的地形图。老红军帮战友展开,摊在前边,指点着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脉的走向。他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口中喃喃有声。这样看了好久,老红军才把图重新折起,放到了枕头边。他伸手在老战友肩膀那儿按了按,算是安慰和鼓劲儿:“好好养着,明年开春,你得硬朗起来啊。”

  花儿这时咕哝:“他们又来催了几次,爹不同意。”

  老红军说:“他们该关心到正经地方去。他不愿意,那就不能动。”说完又回身向我解释:“是干休所和组织部门让我的老友搬回去住。他如果同意的话就到疗养院。老伴和孩子也可以带上,一块儿住。”

  “那里的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一些。”

  他摇着头:“这把年纪了,现在他最住得惯的还是山里这个小房子。这里的烟火味儿让他受用,”说着又低头问他的老战友:“换个地方,中不中?”

  对方好像一句句都听得明白,瞪着一双大眼,慌慌摆手:“不中!不中!”

  这个词算是让我听准了。一个老人成天躺在山村土炕上该有多么寂寞。我不知道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他能不能看?问了问,花儿小声说:“他看不清电视上的影儿,戴上眼镜也不行。广播员念得也太快,他也听不懂。好多事都是我们告诉他,不过有些事俺也不敢跟他说……”

  “为什么?”

  “他会生气。像村西的那眼机井塌了,街道上那些大树被人偷着伐了,都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就让我们去喊村里负责人。去年他还能拄着拐下地,看见有人砍树就用拐杖砸人家的腿,结果人没打着,他自己先跌倒了……”

  她这些话都一再压低了声音讲给我听,可是患病的老人在炕上看看我,看看女儿,再看看老战友,好像在认真猜度我们的交谈。也许是刚才他太激动了,这会儿疲倦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颅垂在了一边。他的呼吸非常急促。花儿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这才好了一些。但只是一会儿工夫,他又要活动身子,花儿又给他翻身。在灶间烧水的老奶奶一会儿端来了热水给他擦脚,擦身体。

  我知道,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如果没有她,这位老人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我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中午,老奶奶非要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不可。可是在病人面前耽搁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离开的路上,我对老红军建议:是否要把病人立刻转移到大一点的医院里去?老人摇摇头:组织上曾建议过,病人自己执意不肯。没办法,我们只得请最好的医生按时给他看。他坚决不到大医院,不到疗养院,从前些年就坚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老人重复着我的话,看看天边,若有所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没说,可是我能明白。你不知道,我的这位老战友有一年住院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后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昧了良心,把那个一块儿吃糠、吃土长大的女娃给一脚蹬了。这就是进城的毛病。那个年轻护士小他很多岁,长得实在不错,会说一口城里话,还会照料他。可那只是刚开始,日子久了她就烦腻了,嫌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不错,勉勉强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男人遭磨难那几年里,我看这个城里娘儿们至少跟三五个男人有勾搭。这事我装在心里,一次也没跟老伙计讲。这个老伙计可真是太倒霉了,他比我还要时运不济,摊上了这种事。照理说那个娘儿们不该对乡下老太太动心思了吧?她不。老太太在他得病的时候送来一点花生啊,瓜果梨桃啊,几次都被那个娘儿们骂出去了。她骂得真难听。花儿当年还小,站在妈妈一边。我亲眼看见她们对骂。这样的事让我的老战友难过,他找到我哭。我狠了狠心,真想把听来的那些话告诉他。可后来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骂了那个娘儿们几句。后来他喝了酒,喝醉了,倒是自己讲了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说这辈子犯了一个大罪过,不会有好下场,‘你等着看吧,我对不起花儿她妈,也对不起那个村子,我现在不敢回村里去,村里都知道出了个白眼狼。他们说原先还对他指望着哩,想不到是这么个东西,吃饱了就跑,当了大官,丢下结发妻哩!人哪,没有一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还说等我回山里那天,要用镢头砸断我的腿……’他一边说一边哭。他说现在不管在城里还是在山村,他都没法做人了。他是个没有好下场的人。后来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中了风,摔得不轻,一天到晚卧在床上……你不知道那个城里娘儿们活着时是怎么对待他的,她动不动就踹他,骂就更不用讲了。当着我的面对他还算好一点,都说‘我们家这个老同志’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明白,不吃她这一套。我见了她,把大巴掌在她脸前晃动几下,说:‘你要想当个弟妹,就好好照应他;你要想当个狗娘儿们,我就用这巴掌揍你!’她听了吓得呜呜哭,去找组织,到部里去告,还找了最高领导。她哪里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一手做得解气。到后来她害急病死了,死在男人前边。这也算个报应。我的老战友其实也没别的路可走,只有寻原来那个老伴去了。苦只苦了这个小脚女人哪,她为他守了半辈子寡,改嫁的事想都没想,只拉扯着花儿过。当年我这个老战友捎一点钱给她还要瞒着城里这一窝……唉,这些事真不该在他身上发生。他全身都是伤疤,立过多少大功,是个有名的勇将。你别看他个子小,可真是一个不怕死的角色。”

  我一直听着。我说:“类似的故事好像很多,好多老同志进城之后,都在抛弃结发妻。老同志也是人,他们也要经受诱惑。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抵挡的……”

  老人有些激动,胡茬都在颤抖:“是啊,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了,钱的诱惑,女人的诱惑,它们都不是坏东西——可就是这些‘好东西’,我还是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人哪,对这些要有狠心,狠到什么程度呢?就狠到像用刀子杀反革命那时候一样!诱惑啊,它毁掉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一想,想想在那些工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