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易近人

  张国昌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和蔼中总是透着一股冷气。这种冷气是隐隐地透出来的,一般人看不出来,只有政坛老手才能察觉到。我感到韩寿生身上也有这种冷气,但由于是从张国昌那儿模仿来的,总让人感到怪怪的。

  在东州市,不屑张国昌身上这股冷气的人中有一个人,那就是市委副书记李绍光。张国昌对李绍光从来都是礼让三分的,尽管这种礼让心里很不舒服。

  李绍光似乎看不惯张国昌对衣服的过分考究,两个人在城市建设上的观点也不同。张国昌主张修广场,建星级宾馆,搞标志性道路,提升城市档次;李绍光主张集中资金解决棚户区问题,让还住在解放前的小平房里的市民尽快搬进新居。这些居民在东州市大约有二十万户。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身边是不乏智囊人物的,我一直试图以这样的身份靠近领导,因为我自信有这个才能。但是政治有时是不讲才能的,只讲权谋的。我位卑人低,还没有资格讲权谋,但我骨子里的潜权谋一直汩汩涌动。

  我平日里就很注意观察一些领导同志的细微之处,觉得蛮有意思。比如许多领导同志的办公桌都是面南背北的,而张副市长的办公桌却是面东背西的。张国昌的最大爱好就是打扑克,每天中午休息与各处室同志打扑克时,是张国昌最显天性的时候,这时的张国昌略显童趣,身上的冷气全都含了起来。韩寿生正是看中了张国昌这一爱好,所以每到中午一定要与张国昌打扑克,时间久了,两个人感情日深,韩寿生像掌握了某种官场秘笈,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张国昌的秘书。

  做市长秘书无疑是官场的终南捷径,我很想弄明白韩寿生的官场秘笈是什么,研究来研究去,我恍然大悟,原来就四个字:投其所好!我是不屑这样的秘笈的,我一直试图总结适用于自己的官场秘笈,妄想着自己的官场秘笈犹如“圯上老人”黄石公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一样管用。说句心里话,我是很崇拜张良的,我觉得自己不仅缺一部《太公兵法》,更缺器重我、信赖我的“明主”,应该说张国昌的出身与刘邦差不多,只是是否有刘邦的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用人之明,尚未可知。

  最近市文化局为张副市长主持了一次张国昌同志诗集研讨会,东州市的文化名流聚集一堂研究张国昌诗学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意义。我也应邀参加。研讨会照例是由水果瓜子糖果作为主要道具,由于氛围冠冕堂皇,所以,我觉得特别轻松。这样的研讨会,张国昌当然不会亲自参加,韩寿生也不好来,所以代表张国昌听会的最好代表就是我。

  不过,我在心里对张国昌这种作秀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张国昌这么包装自己,很可能给人留下个附庸风雅的印象,就像五星级酒店门前摆个牌子“衣冠不整,谢绝入内”。实际上,张国昌完全可以打装卸工出身这张牌,既朴实又实在,做起文章来更让人信服。

  但是张国昌毕竟不同于常人,做起政治来法无定法,有时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比如上下左右的关系,张国昌特别善于保持平衡,连市委书记魏正隆也不得不佩服三分。

  张副市长交办给我的工作,处里边任何人不知道。官场复杂,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围着领导转的工作人员,谁没点背景?谁又不想上进呢?像我这样出身寒门,凭本事考到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还真不多。而张国昌能起用我也正是他不同于一般领导的地方。

  白天,我忙完工作就扎进政府资料室,经过两个月的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第一稿。我心里很兴奋,但也没有底,便找了两位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给指点,结果评价很高。我不愿意让处里同事知道,也怕为张国昌服务的杜处长看了误会,便没在处里打印,而是找朋友在外边打印并装订成册。

  有一天,我看见张副市长一个人走进了办公室,便拿着写好的论文壮着胆子敲了门。

  “请进!”是张副市长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正好韩寿生不在。张国昌正在看报,他见我进来了,热情地说:“是雷默啊,快进来。”

  我惴惴地说:“张市长,论文写好了。想请您看一下。”

  “是吗,辛苦了!”说着张副市长放下手中的报纸,接过论文认真地翻看起来。

  我很拘束地坐着,这是我第一次为张副市长写大材料,希望老天爷保佑一稿过关。时间滴答滴答过了二十多分钟,张副市长很认真地看着。

  “看来雷默下了不少工夫,不错、不错。”张国昌满意地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肯定地说。

  接着,张副市长提了几条简单的意见让我修改,我很高兴,基本算一稿过关,便少了几分拘束,和张副市长随便聊了起来。

  “张市长,上次参加了您的诗集研讨会,很有意思,能不能送我一本?”我恭维地说。

  “怎么,你对写诗也感兴趣?”张国昌目光亲和地问。

  “上大学时很感兴趣。”

  “我那哪是诗呀,都是涂鸦之作,是韩寿生抽空替我整理的。”

  张国昌说着,从书柜里随手拿出来一本《张国昌诗集》,在扉页上写道:“雷默老弟一笑”,签了名,然后送给我。我接过诗集连连称谢。

  我由衷地感到,原来张副市长是这样地平易近人。平时张副市长给我的神秘感太多,比如他居然会出版了一本诗集。尽管我怀疑或者敢肯定地说,这本诗集一定不是张副市长写的,是媚权之人表忠心的谄媚之作,就跟送给张副市长一套高档西装没什么两样,但是穿在张副市长身上的西装当然就是张副市长的了,作为下属只要享受领导的平易近人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平易近人正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形容领导有资格用平易近人,有谁说草民百姓平易近人的?张国昌的高明之处是善于把握平易近人与制造神秘感之间的分寸。和蔼可亲时既要注意维系自己的权威,又要让下层觉得你可亲可敬。但更多的时候,我慢慢地发现,张副市长对一般工作人员很宽厚,对相当位置的领导干部却很少平易近人。

  张副市长之所以在我完成论文之前不告诉我论文的用途,我估计也是为了验证一下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同时也保持了他一向秉承的神秘感。有时神秘感恰恰是领导人的弱点,只有保持神秘感才能得以掩盖。

  “雷默,这篇论文你修改完后,就不用给我看了,装订成册送给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杜一朋老先生,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是他家的电话和地址。”我接过张国昌写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雷默呀,以后我的材料就交给你了,你就跟着我吧。不过,政治上还要多上上心,很多东西是悟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你身上的书生气还太浓。”

  我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正要告辞,韩寿生捧着一大堆文件走了进来,我赶紧退出了张副市长办公室,在我与韩寿生打招呼的刹那间,我明显感到韩寿生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

  可能是由于兴奋,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办公厅一位退休老主任,头脑中一宿都萦绕着他退休前说过的一句话,“要想上天堂,就得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尽管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但是我一直也没解开其中的理儿。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部大书已经太俗了,难道理想不是一部大书?欲望不是一部大书?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圆”是理想,很可能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实现的是个多边形。如果说理想是上半身,那么欲望必然是下半身,上半身与下半身必有交叉的地方,理想与欲望必有共同的部分。但是理想是有目标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理想是未来的,欲望是现实的。对于这一点,我认识得并不充分。

  生活是最现实的,有时人们的生命会耗尽在莫名其妙的憧憬中。像我这种人,因读了几本书在官场上饱受了被重视的歧视。我发现人们用知识制作假面,在虚伪的假面下提炼奋斗的荒诞。人们可能因憧憬崇高而走向极端,当人们尝试走出崇高时,却走向了平庸,甚至荒诞。人们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却忘记黎明随之死掉了。其实,任何意义都是有局限性的,我却在局限中渴望着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