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

    ——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孟繁华

    女性解放,是当代中国历久不衰的话题,也是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表征和神话,是当代中国宏伟叙事中最强劲的话语之一。它不仅在话语实践中大获全胜,而且在诉诸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比话语实践更为鲜活的实际例证,从“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到“女经理”、“女企业家”,时代的变幻,并没有妨碍将女性解放的叙事纳入到既定秩序中展开,在军营、在工厂、在商场官场情场,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必有女性矫健搏击的身影,作为民主、平等的社会表征,女性的成功仿佛是永远书写不完的壮丽画卷,我们除了没有女王、女总统之外,女性在其他所有的领域似乎都占有不可忽略的份额——从话语权到领导权。

    但是,这一辉煌的女性解放史或成功史,并非不存有争议,女性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始终是个问题。在她们必须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在心理、生理上承担现代的社会角色,尽管她们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但是,在“铁姑娘”那猎猎飞舞的旗帜下。在绞尽脑汁的商场与官场的角逐中,在男性话语期待的视野里,一方面女性放大了对自身的想象:一方面则遮蔽了她们受到的真实性压抑。而女性这一性别,在现代诠释的昭示下,越发变得语焉不详面目皆非。

    女性文学崛起的诸多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女性文学毕竟已经成为存在的事实。她们的队伍并不庞大,但声名显赫,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前卫意识的文学现象之一。林白置身于这一现象当中并占据突出的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变幻莫测。她受到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挤压,对她的评价,在一段时期内曾暧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认为,林白是个很浪漫而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一个自信而又多少有些奢望的作家,那些从沙街走出的女性们,一开始就不在传统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们既有些古怪又生气勃勃,既自以为是又惊世骇俗。于是,便有了狂妄的《一个人的战争》、华丽的《守望空心岁月》、优雅而哀婉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林白文集》四卷。林白写作这些作品时,内心充盈着激情和冲动,她的人物虽然不合时宜,但她自信揭示了女性在精神范畴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流行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创造的人物显然也只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的存在形式,她们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面对持久的生活秩序和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而难以在现实的土壤上驻足。因此,从本质上说,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不同的是,它被注入了东方女性的当代想象。那突兀而细致的感受和语言冲击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林白的这部作品——《说吧,房间》的内在气质和叙事方式,同她以往的作品相比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青春式的狂妄和华丽变得平易素朴,以往因对女性想象过高的奢望难以实现的痛苦,变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疲惫,这使林白的这部作品更具现实感,更切近这个时代生活的整体情绪和风貌。如果说过去她更注重表达女性的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更注重揭示女性被遮蔽了的压抑苦痛的话,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则对女性的生存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怀和热情。那个被命名为林多米的下岗女编辑,再也不是自视甚高的多米或米诺,更不是优雅并充溢着诗性的朱琼。多米虽然贫困但在另一世界可以独来独往随心所欲,她无论乘上轮船还是走在山间小路,都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她的我行我素仿佛已经自我放逐于社会契约之外;而朱琼虽然在红色暴力中惊恐不安,但那朱门廊椅秀扇清茶也总还透着另外一种优越。因此,林白以往的女性形象,在精神层面与世俗生活不怎么沾边,这当然体现了林白在一个时期内的想象和趣味。但是,对现实秩序你可以挑战和蔑视,却难以逃脱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林多米莫名其妙的下岗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她的下岗与上海十几万纺织女工下岗完全不同,十几万纺织女工的集体下岗成了一个悲壮的事件,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产业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她们昔日的辉煌人们记忆犹新,她们的再就业和生活问题成了社会问题,并被当作焦点性新闻走上国家权威传媒。而林多米的下岗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她没有得到正面通知,既没有听到下岗的原因,也没有机会进行申辩,或者说,她连这个起码的权利都在无声中被剥夺了。因此,当林多米失魂落魄地离开单位时,她反倒不大像一个下岗的女编辑,而更像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继续聘用的人可以体面地继续开会,只有林多米一个人因未接到通知而逃之夭夭。

    于是,寻找工作便成了林多米在小说中的核心事件。而这时的林多米不仅是个失业者,而且是一个离了婚的寡妇,一个名叫“扣扣”的小女孩的母亲。这是林多米最为真实的现实背景,然而在林多米被解聘时没有谁注意过这一事实。无助的林多米无言地承受了这一现实,这与其说是对“改革”的理解,毋宁说是一个弱女子难以改变它的无可奈何。而这一切仅仅是林多米厄运的开始,她与这个既生气勃勃又纷乱动荡时代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在她踏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始,她就不曾交过好运。多次求职的失败缘于多种理由,或因不能回答莫名其妙的提问,或因弱势性别,便永远地将林多米置于门外。不断重临的失败终于让林多米明白了一个道理:“多次失败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存在蒙受委屈的问题,一切都正常之极,气氛与提问、人的脸色,再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我实在是缺少经历,没见过世面,把正常的事情无限放大。”但这种具有自我抚慰性质的认知,于林多米说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将林多米送上求职的漫漫长途并屡试不爽,恰恰隐喻了林多米无法进入这个社会、或者说被社会拒绝的命运。于林多米来说,作为一介书生,她对这个社会是陌生的,或者说她对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这并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它并不意味着因此比别人优越。进入任何一个社会,除个人的才能和偶然机遇外,对意识形态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林多米格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

    林多米看来没有接受社会足够的教化,她不会推销自己,不会见人就侃侃而谈并从容自若,进一步说,林多米面对着社会时,似乎还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潜意识中盼望着逃之夭夭,面对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她软弱之极。

    林白的创作历程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她笔下过去诞生的女性与社会的不适仿佛与生俱来,她们只好选择远走他乡,沙街的生活像尘封经年的故事,它让一个个有太多憧憬的女性深怀失望。但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似乎更多的是心理履历,而不是现实履历,她们在作者的想象中自命不凡,超然物外,她们内心都充满了抗争或不能认同的情绪,而向往于红尘之外的另一境地。这一想象的境地并不存在。她们只要生存,就无可避免地要同这个社会发生多种联系,那个想象的飞地——“自己的一间屋”,其紧闭的房门终要开放。然而,当林白的人物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时,她们的不适更是雪上加霜——一种逆向的拒绝不期而至。于林多米说来,她已不能想象“报国无门”这个词,她们的期许已退居到最低限度,即起码的生存保障,然而这对林多米仍有一段遥远的路途。这时的林多米只能退回到自身:“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这种重新焕发的自尊与自爱,无疑加剧了林多米与社会的距离感,它仍属于知识者的书卷气。而这个时代,对书卷气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与林多米的境遇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南红,作为林多米的朋友,她有与林多米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在这个时代,南红虽然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但她可以凭借不断更换男朋友来不断更新工作,她不仅没有知识界流行的女性观念,自主意识,甚至没有起码的贞操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南红似乎又是今日某种时尚的符号。她人在江湖,游刃有余。在道德内涵十分混乱的当下,我们自然不能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去评价她,但南红的方式显然也是一种非正常状态,她既付出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又终于没有逃脱宿命般的厄运。

    《说吧,房间》虽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性别歧视的女性文学文本来阅读,但就它表达的深度而言,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林白在表现当下变动的时代生活时,超越了性别关怀,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弱势性别,在与现实艰难的对话中,作者没有将历史道德化,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但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求职的过程中总是一败涂地,林多米仿佛陷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她想要抗争或战斗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她的失败给人一种无处诉说之感。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所隐含的巨大病灶,同时也为人物平添了无辜与无助,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刻性和魅力所在。

    林白以勇武的姿态面对现实生活并诉诸于表达,显示了她对当下生活的关怀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她的这一转变和选择,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南方文坛》总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