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深夜,机关里斗争会结束他才回到房里,和他同住一间屋的同事老谭已经由红卫兵关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他锁上房门,掀开窗帘一角,见院里邻居家灯光全熄了;放下帘子,再仔细查看窗户别漏一点缝隙,这才打开煤炉。旁边放上个水桶,开始烧他那一叠叠的稿子,还有工堆日记和笔记,自他上大学以来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本。炉膛很小,得几页几页拆开,等焦黑的纸片燃透成为白灰,再铲进水桶里,和成泥,不容一点没烧尽的黑纸屑飘留在外。

    有一张他儿时和父母合影的旧照片,从日记本里掉出来。他父亲穿的西装打的领带,母亲一身旗袍。他母亲还在世,倒腾衣箱晒衣服的时候,他见过这件橙黄花朵墨蓝底子的丝绒旗袍,照片上的著色已褪得很淡。父母相依含笑,夹在当中那清瘦的孩子,胳膊细小,睁一双圆眼,仿佛在等照相机匣子里要飞出的鸟。他毫不犹豫便塞进炉膛,照片边缘噗的一声燃烧起来,父母都卷曲了才想起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便眼见这照片卷起又张开,他父母的影像变成黑白分明的灰烬,中间那精瘦的孩子开始焦黄……

    就凭他父母这身衣著,很可能当成是资本家或是洋行的买办,能够销毁的他都烧了,尽可能割断过去的一切,抹掉记忆,就连回忆那时候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焚烧那儿子稿和日记之前,目睹一群红卫丘一把个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闹市西单那球场边上。午间休息吃中饭的时候,大街上来来往往许多人,他骑车经过。十来个小伙子和几个姑娘,穿的旧军衣,戴的黑字红袖章,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一个在地上爬的老女人,颈脖子上吊个铁丝栓的木板子,写的是

    “反动地王婆”,已经爬不动了,但还在嚎叫。行人都隔开一段距离,静静观看,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戴大盖帽的民警晃著白手套从马路上经过,仿佛视而不见。其中的一个女孩,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浅色的眼镜框,更显得眉清目秀,居然也轮起皮带。皮带的铜头打在一丛花白乱麻般的头上,噗的一声,这老女人便双手抱头,滚倒在地上,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竟叫不出声了。

    “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著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从办公室出来,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楼梯拐角,见没有人来,两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诉他,快回家准备一下,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他连忙下楼,拚命骑车,汗流浃背赶了回去,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读书桌的抽屉,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合影的一夥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他握在手里操成个纸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转身回到院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

    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写作,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恋的是他,对他写的甚麽并不在意。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并非怎样裸露,却也相当惹眼,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後拍的,只要拿到一张,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已婚,丈夫是军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甚麽新式武器。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迷恋的是这位丽人,林比他还更主动,也更火热。

    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大声嚷嚷:

    “你这房里好小呀!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来过,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那时穿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松松一系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用橡皮筋扎著,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

    “你弄点茶呀,渴死啦!”

    林还故意敞开房门,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插,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後张望的邻居明白,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

    他赶紧给大家泡茶。那几位都说不用,不用,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再说,平时大家都认识,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红卫兵的头儿大年,一个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时午间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们混得还熟。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洗得浅黄发白,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用的旧皮带,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

    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他和一些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这大年崭露头角,骑坐在长桌的一端,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

    “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还指名道姓冲他说,

    “你当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读过一联共党史一,知道

    “同路人”到头来意味甚麽。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只是说:

    “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同你没关系,哪些是你的东西?都分分开。”

    他也做出笑脸,诅:

    “东西都分开了,还有甚么要帮忙?”

    他们也就都说:

    “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哪是他的书桌?,”

    “那张,抽屉都没上锁。”

    他指点给他们,站到一边,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他事後才知道,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猛赶的时候,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丘一的通令:

    “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译稿、信件、照片和英文书籍。谭业馀翻译点英文小说,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这书便也搁到一边。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还翻出个白信封,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

    “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

    大年拎出一只,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後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追查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这女人,怀疑是特务网路,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当即便通知这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也抄家了。谭的抽屉里”些感伤的旧体诗词,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都成了

    “怀念失去的天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撬了起来。

    “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

    他故意问大年,免得也处於受查抄的难堪境地,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後。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里借来把铁镐—他们还真挖起来,弄得满屋泥土和碎砖没处下脚,镐便扔下了,没人再动手。

    他後来才知道,机关的保卫处得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说这屋里有无线电发报机声响,报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邻居那位姓黄的老工人。他和谭上班去了,这退休在家的老头听见上锁的房门里志关了的收音机里的杂音,想当然以为在秘密发电报,要能抓出个敌人,便足以证明对领袖和党一片忠心。查抄之後,他在院子里同这老家伙照面,那老脸上的皱纹依然堆满笑容。灾难就这样从他身边擦过。红卫兵们走了,他望著一屋子挖开的砖块和泥土,、心想到等灾难也这样落到自己头上就晚了,这才下决心,把那些稿子和日记付之一炬;终於埋葬了他的诗情,童年的记忆,青少年的自恋、幻想和当作家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