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夯实基础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凤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