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死去活来

    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

    一、德律风与BBS

    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通过电线说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phone)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

    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啦,赛因斯(science)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stick)、维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

    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m)、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高尔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译,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作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

    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时,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78,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士大词典》,专供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出台,蘑菇、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出台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

    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拜拜)。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78(对不起),请对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高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气死我了)。

    网络语言也和别的方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别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丑女则叫“恐龙”)。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

    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他妈的)个什么东西?678(对不起),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版主)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

    二、上海口头禅

    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么!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读如居)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

    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气)和水汀(暖气)、司的克(手杖)和司必灵(弹簧锁)为何物,没用过嘛!

    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白俄流浪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撤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

    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做“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做“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普(Dunlop)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通行证)、扑落(电器插座)、回丝(废棉纱头)、水门汀(水泥地坪)、卡宾枪、开司米、克罗米、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老)、“赫”(瞎)。

    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也都从牛)。“牺牲”主要有牛、羊、家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没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

    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做“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崭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特别高档)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

    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又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

    三、北京流行语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说)、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

    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

    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

    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面、剧冒、剧惨、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冒”(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冒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挖掘出来了而已。

    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没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冒”。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

    和“腕儿”平起平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也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如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艺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的。

    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做“侃爷”,而那些专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

    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

    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捷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音晃)、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