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

    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

    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做爱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因此,我常常是白花力气,怎么使劲都没反应,怎么忙都是白忙。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感觉,阿妍每次只是希望那件事尽快结束,她像个局外人似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只要有一点点异常的声响,就会轻轻地拍我的背,就会捏我的屁股,警告我不要太放肆。

    在做那事的时候,阿妍对我的耳语,不是“轻一点”,就是“快一点”。我们之间的不和谐,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件事。在经济方面,也经常要闹些小不愉快,这当然不是与我,主要是与我母亲。结婚以后,娘家规定阿妍每月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的钱来贴补家用。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拿的仍然是学徒工资,不得厚着脸皮占父母的光。我们吃住在这边家里,不贴饭钱,我母亲因此觉得太吃亏了,她主要是觉得阿妍吃里扒外,这边一分钱不出,却还要贴补娘家。母亲和我妹妹一样,都是不肯省事的女人,肚子里有些什么小疙瘩,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吵一架才过瘾。

    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在双方父母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双方大人显然都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人穷志短,人穷了,很多事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要是真说起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阿妍娘家虽然不富裕,也不至于穷到那一步,非要已经出嫁的女儿贴补不可,毕竟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有了工作,而且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工资也不是太低。阿妍的父母在铁路上工作,都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丈母娘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偏偏对阿妍这个女儿特别苛刻,动不动就把那句“我不能把你白养那么大吧”挂在嘴上。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女婿,始终觉得把女儿嫁给我太吃亏了。

    我那个丈母娘永远会用两件事来数落阿妍,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让阿妍贴钱。第一件事是她怀阿妍弟弟,快临产的时候,被阿妍吓了一跳。当时阿妍带着两个妹妹在空地上玩,脚底下忽然绊了一下,摔出去很远,丈母娘因此受了惊吓,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她提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认定阿妍从小就算谋害她的用心,丈母娘养了五个女儿,毫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如果因此出了意外,你说这有多严重。另一件事,是最先把阿妍弄回城,当时除了老三阿妍,老四老五都在农村插队,做母亲的,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况,先考虑了阿妍,仅此一点以足以说明待阿妍不薄,就足以让阿妍回报她一辈子的情。

    阿妍从一开始就明白,把自己弄回城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她照顾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外婆。在几个姐妹中,只有阿妍最能吃苦,最会照顾人,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妍并没有占什么大便宜,然而她却因为自己先回城,对两个妹妹一直抱有内疚。阿妍永远是那种心里惦记着娘家的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精神,从一结婚,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娘家,她母亲即使不是规定她贴钱,她也会主动这么做。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她从工资里拿出二分之一来贴补娘家,老四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人,说老实话,我忍受不了的是丈母娘的那种态度,她始终看不起我,不仅看不起我,也顺带看不起阿妍。她因为阿妍嫁的男人最没出息,总是用各种办法来让我难堪,用最不入耳的话来羞辱我。

    阿妍最小的那个妹妹结婚,我母亲把别人送我们结婚的两条绸被面拿出来,找了块红纸包上当作贺礼。这事不知道怎么让丈母娘知道了原委,立刻有些不乐意,对阿妍说:

    “我跟你说了,那种小市民的家庭,是不能嫁的,哪有这样把东西送过来送过去的。”

    如果丈母娘只是在女儿面前抱怨也就罢了,关键是她还要当着我的面,对我喋喋不休:

    “老四,这两条绸被面,是算你妈出的份子,还是算你们小两口的。”

    阿妍说:“妈,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是谁的还不都一样。”

    “阿妍,你这丫头难道是真不明白事,怎么会一样呢?”

    在这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阿妍嘀咕了一句:“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什么关系,”丈母娘又说,“反正也没用过,没把用过的拿出来,已经不错了。真要是这么做了,你又能怎么办,小市民就是小市民。”

    这些话当然不会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但是她有感觉,是女人都会有那种直觉,她知道我那个丈母娘看不起她,因此在心里也很有意见。她觉得她太嚣张了,说她自己嫁女儿,怎么也没有见到有什么陪嫁。我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哼,说起来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摆什么阔气,自己该往外拿的时候,却是一毛不拔。我母亲越说越来火,她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是小市民,为了这句话,她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真不知道谁是小市民了,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要论出身,我比你那个丈母娘不知强多少,你爸爸是不行,说起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我哪一点比你丈母娘差了,她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回城,还不如不结婚。我老四可不是那种没有脾气的人,按照我的血性,阿妍娘家的人全部加起来,也不够我一个人揍。但是,这所有的委屈,我都强忍了下来。我再也不像刚下乡那会血气方刚,我再也不是那个几天不打架就拳头发痒的老四,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犯不着那样。

    一开始,我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阿妍,一想到她辛辛苦苦地等了我这么多年,一想到她这么多年没有变心,眼见着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无所谓。要说忍气吞声,阿妍才是真正的忍气吞声,能和我母亲共处,能和我那宝贝妹妹共处,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妍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我赌气可以不去丈母娘家,她却得天天回到这个家里来受罪。阿妍是那种有了委屈都不会觉得委屈的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懒得与丈母娘计较。打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多少年来的拳练下来,我也逐渐悟出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有很多事是没办法计较的,我知道丈母娘看不起我,看不起也没办法,她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她呢。只要我自己事实上混得并不像丈母娘想得那么差劲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好好地学门手艺。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一门好好的手艺才行,我年龄已经不小,不抓紧不行了。

    那时候的人对学手艺根本不看重,大家反正是拿一样的钱,都是三十多块钱。当时的餐饮店都是公家经营,小伙子都喜欢干跑堂,因为这样可以在外面大堂里与女孩子说笑聊天。当时也没什么生意,空闲得很,没有什么公款吃喝这一套,哪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馆子。当时大家都穷,手上都没什么钱,吃吃喝喝仍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嫌疑,因此也没什么客人。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吃苦耐劳,知青出身的人都不怕苦。怎么也比在农村好,怎么也比当农民强。能吃苦耐劳绝对是件好事,我这人后来再怎么堕落,但是吃苦耐劳的习惯没改变过。当时一起进店的几个年轻人中,只有我肯认真地学习点技术,只有我肯动脑筋,只有我肯虚心学习。

    我得到了李延龄师傅的好感,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这老头有一手绝活。李延龄那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在文革中也下放过,调回来以后,差不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一直遗憾没有人肯跟他学手艺,看我愿意学,就很认真地教我,那真是手把手地教。说老实话,当厨师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肯动脑筋,肯虚心学习,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入门。我很快就学出了一些门道。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性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皮毛,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当厨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欢上馆子的人都希望与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是些手头有钱的角色,按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子,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子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操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子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露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出身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子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出山,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为大家做了几样菜,有一道鱼做得真是绝对有水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花力气。我做的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仍然还不足以提高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口,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肉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肉价格都是统一的,瘦肉肥肉一个价,给多少瘦肉搭多少肥肉,全看卖肉的高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肥肉,拚命讨好巴结卖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肉的绝对比知识分子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交朋友。我们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马路上,我才感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感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受李延龄师傅的影响,我开始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当时和我来往的人中,有名演员,名中医,名西医,名教授,还有嘴馋的官员。说起来也可笑,我一度还当了票友,正红八百地学唱过几天京剧,唱的是花脸,样板戏中那几段的著名的唱腔,我都能唱,唱得还蛮像回事。当票友之外,我开始养花,玩小鸟,颇有些遗老遗少的味道。那时候,送阿妍上班回来,我便直接去公园打拳。我再也不打陈式太极拳,而是改打杨式太极,有时候是和父亲一起练,他不断地有些新徒弟,我们就在一起练推手。

    阿妍怀孕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我没想到会出意外,因为一开始,好像都很正常。我当时有个玩得不错的朋友姓居,是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这家伙要比我大个十岁模样,后来成了著名的妇科专家。我们成为朋友,除了他嘴馋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也喜欢唱京剧,他是反串,唱青衣,我们在一起唱《沙家浜》,我演胡传魁,他演阿庆嫂。老居到我们家来玩,看了看阿妍的身材,随口问了她一些情况,便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老婆以后说不定要破腹产的。他说她的什么骨头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我和

    阿妍曾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

    后来老居又提醒我,说是高龄产妇,多小心为好。于是我们就再次去老居所在的妇幼保健医院做检查。

    老居要亲自为阿妍做检查,他穿着白大褂,戴着个大口罩,把阿妍带进检查室,让她脱衣服。阿妍突然犹豫了,她不愿意让一个男人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不愿意让一个认识自己的男人。我也觉得这有些别扭,因为也没想到会是老居亲自出马。我只是让他帮我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只好对老居把话挑明,希望他能为阿妍找名女医生。老居怔了一下,微笑着点点头,他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和老居在走廊里说话,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女医生为阿妍做检查,检查出来,那女医生对老居说了半天,老居聚精会神听着,不住地点头。

    老居对什么事似乎有些不放心,反复看着病历。

    女医生说:“我看问题不太大。”

    老居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关照阿妍,一有异常,立刻来医院。又让阿妍尽量少吃些东西,说如果肚子觉得饿,可以多吃些蔬菜。

    老居的意思是,现在正处胎儿发育阶段,阿妍吃得太好,胎儿的营养多,就会变大,大了,生产时就可能会出现困难。那时候,阿妍的肚子已经明显地能凸出来了,她站在那里,人高马大,老居与她相比,显得又瘦又小。这两个站在那说话,我在一旁看着,只觉得有些滑稽。当时阿妍的胃口特别好,我母亲和丈母娘自以为是过来人,都不赞同听老居的话,她们觉得人是铁,饭是钢,那有故意少吃东西的道理。双方的老人都鼓励阿妍多吃,阿妍自己也贪吃。她的肚子像小山一样地逐渐挺起来,走路时一歪一歪的,像个鸭子。

    在一开始,阿妍一直觉得发生的意外与我有关。她怀孕以后,我还是忍不住要跟缠着她做那件事。她也不忍心拒绝我,但是担心会出问题,我说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呢,孕期开始三个月和临产前两个月应避免性交,其他时间自然就没事。她拗不过我,每次都有些提心吊胆,怕伤着肚子里的胎儿。说老实话,我们真是小心翼翼,像做贼似的,偏偏后来还是出了问题。又偏偏阿妍是个认死理的人,她坚决认定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为了这件事,她和我闹得不可开交,觉得这都是我的过错。我也一度被她弄得十分疑惑,弄得将信将疑。后来,我很认真地与老居谈过这件事,老居说这根本不可能,那些医学书上的话是对的,就算是有些小小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难产的原因多种多样,很多人都在怀孕期间继续性交。说老实话,我确实是后悔过一阵,出了这样的事情,你总得找点原因。我后悔自己那方面的要求强烈了一些,可是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心里一直在嘀咕,既然严格按照书本上的话去做了,为什么还会出事。这一点始终让我百思不解,想到了心里就隐隐作疼。

    要知道,到我们这个岁数,都太想有个小孩了,我们不应该拿小孩的生命去冒险。我当然没想到阿妍会难产,没想到小孩会死,更没想到阿妍从此就再也不能怀孕。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时的情况还真有些危险,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不得不把去门诊把老居也请来,老居当时已是全院最好的妇科医生,他来了以后,亲自动手抢救,要不是他果断做手术,阿妍的一条性命都可能搭上。

    阿妍对我充满了怨恨,她把怨恨都集中到了我的铲刀把上,赌气说一辈子也不干那事了。大家都劝她,医生也开导她,她的神经甚至为此都有些错乱。这实在是一件太让人痛苦的事情,有一段时候,她就知道喋喋不休地怪我,好像我真是什么杀人犯一样。她因为这件事痛不欲生,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变得动不动就要走极端。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尽量地让着她,随她说什么都不还嘴。阿妍是个认死理的人,她认定的东西,你说什么也别想改变她的主意,你说什么也没用。到后来,我干脆就不搭理她,随她去唠叨。

    渐渐地阿妍自己也明白过来了,知道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也终于知道其实是冤枉我了,用这种事来没完没了地埋怨我是毫无道理。

    她的一个女友用事实开导她,笑着说:

    “这有什么呀,阿妍,我怀孕那会,就特别想做那事,肚子大的都像小山一样,还不是照样做,那时候,感觉好得很呢。我就那么躺在那,我老公爬上爬下忙个不停,他才不管什么孩子不孩子呢。”

    她的女友怕阿妍不相信自己的话,又补充说:

    “我老公就喜欢我怀孕时的样子,我告诉你,女人挺着个大肚子,对男人来说,要多刺激有多刺激。”

    阿妍于是又开始为自己再也不能生孩子自责。

    医生说,像这种意外的情况,只有为数不多的女人才会遇上。很可能一百个人都不会有一例,甚至一千个都不会有一例。

    可是人要是真倒起霉来,就没什么办法,这种事偏偏就让阿妍遇上了,就像中头彩一样。要知道,我们当时的年龄已经都不小了,很在乎有这么一个小孩。我们已经做好了当爸爸妈妈的准备,怎么会想到难产,怎么会想到因为难产,连以后都不能再生育了。阿妍因此也由自责转而自卑,她知道我是独子,加上自小在家庭里,就受到重男轻女的影响,渐渐开始感到了不能生育的压力。

    我因为阿妍难产,心情变得很不好。原来那种平静的生活,突然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悠哉游哉,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得其乐。一开始似乎还没有觉得什么,好歹阿妍的性命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青山还在,阿妍却再也不能怀孕。想到我们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孩子,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母亲动不动为了这件事叹气,说阿妍不能再生孩子,老蔡家这姓到老四这不就结束了。她对父亲没什么感情,可是对蔡家是否断子绝孙非常在乎。

    为了这事,我很猛烈地发过一次火,拍桌子摔板凳,不许家里的任何人再提起。于是我母亲不敢当我面再唠叨,我真发火了,她通常都是让我的,知道我会走极端。那时候,我们家里通过朋友刚弄了一个液化气瓶回来,我一怒之下,扬言要点火把家全烧了。我母亲和我妹妹知道我脾气坏,当了我的面从此再也不敢说这些事,可是当面不说,不等于背后不说,不等于就不在阿妍的面前说。

    我那时候最忌讳别人说断子绝孙这话,谁要是用这事来惹我,那便是找不自在。有一天,几个年轻人在我们店里喝酒,多喝了一些,闹起事来,在大堂里与陆大明要动手。陆大明是我们店的伙计,平时也算是个有些邪气的人,很少有人敢招惹他。这一次,对方仗着人多,真打起来,陆大明明显吃亏,眼睛也肿了,鼻子也出血了,我看看情形不对,便冲出去帮忙,三拳两脚,就把那些猖狂的年轻人打跑了。

    店里的女孩子看到我如此神勇,都很吃惊,说:

    “想不到老四你这么厉害,拳脚这么快。”

    我倒是无意出风头,陆大明却死要起面子来,说就算是没有我的帮助,也没什么,他照样可以应付,他才不怕那几个鸟人。这小子是地道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好心好意帮了他,他不说一声谢谢,反而觉得是我多管闲事。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要不要我去把那几个小狗日的再给你找回来,你们重新打一场。

    说老实话,我已经多少年不打架了。在店里,我是一个埋头业务的上进男人,从来不惹事生非。大家都忘了老四打架的名声,我自己也差不多都忘了。陆大明大约还知道一点,因为他是那种在社会上混的人,他应该知道我老四不是个善种。可是他大约叫人给打糊涂了,竟然胡搅蛮缠地追着我吵架,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别人越是在旁边劝,他越来劲。我越不理他,他越觉得我怕他。

    我就说:“好吧,陆大明,是我不好,下回你让人打死了,也不管我的事。”

    他的气焰更嚣张,说:“他娘的哪个断子绝孙的要人帮忙,你是什么东西呀,我一点都不稀罕。”

    我问他:“你说说清楚,谁断子绝孙?”

    陆大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刚刚止住。那天他是天生地找打,天生地欠揍。在一旁劝的人看我真来火了,连忙都上来拦我。看到有人拉架,陆大明更加肆无忌惮,竟然扬言准备和我对打,说是要单挑,说你要有胆子,就动手,别动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怒火上升,便悄悄地接近他,他根本没想到我会那么快就出手,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我一拳已经朝他鼻子上捶过去。这一拳结结实实,啪的一声,就好像打在一个什么脆的东西上面,声音立刻在大堂里回响。陆大明双手捂脸,低着头不吭声,我一个健步上前,连续一套组合拳,打得他全无招架之力。我这一辈子,打过无数次架,没想到这次会失手,会将陆大明打成重伤。这家伙根本不禁打,几拳下来,他一下子跌到在地上,顿时口吐血沫,再也爬不起来。我依然暴怒,认定他是装死,对他继续拳打脚踢。

    我当时也有些疯狂,在过去,我老四虽然凶狠,该住手也就住手了,偏偏这一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旁有人在喊“别打了,别打了”,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下手越来越重。我说你赶快给我起来,不是要单挑吗,爬起来打呀,你装什么孙子。大家赶快打电话喊警察,喊救护车,不一会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我被警察带走,陆大明被七手八脚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因为这件事,判了两年徒刑。陆大明因此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后悔已经来不及。说老实话,我后悔是因为自己从此丢了工作。那时候,只要一被判刑,工作和工龄就全没了。刑满释放,我从牢里放出来,回到家里,我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四,你以后怎么养活自己?”

    阿妍安慰在一旁说:“妈,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

    “有什么办法?有屁的办法!你倒是说的轻松。”

    我想回到原来的店里去,店领导说,我们当时将你开除了,既然是开除,就不能再让你回来。店领导又说,你没有工作,这怨不了我们,你年龄也不轻了,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控制情绪。

    于是我走上自己开店的这条路,开了一家小餐馆。当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刚开始有做生意当个体户这一说法。那时候,最初敢出来做生意当个体户的,都是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刚从牢里放出来,找不到工作,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有正式工作的人根本不屑干这些事,大家把铁饭碗看得很重,一个人没正式工作,在当时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说老实话,想想我老四这几拳打得真不值得,好端端的一个工作,自己刚刚混出人样,就轻而易举地全丢掉了。我仿佛从天堂被打到了地狱,从一名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一下子又落到了比当知青更惨的境地。

    一开始,对于如何开餐馆,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正好阿妍的一个姨妈有个街面房可以出租,我们就将它租了下来,租下来以后,为了慎重起见,我和阿妍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到处乱转,看到有小餐馆,便冒冒失失地上前向人打听,问人家应该怎么做生意,菜的价位怎么订才合适,万一做不下去怎么办。有一天,我们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餐馆,一位标致的老板娘把我们迎了进去,知道我们不是上馆,只是打听些事,立刻毫无保留地为我们作介绍。

    这是个热情洋溢的老板娘,什么话都肯说,什么话都不隐瞒。她老公在一旁嘿嘿地陪着傻笑,说什么都跟着胡乱点头。阿妍提出要参加一下厨房,老板娘便红光满面地领我们去。

    我记得那女人反复说的四个字就是:“多大的事!”

    阿妍对她提了一大堆问题。

    “你管它呢,先做了再说,多大的事,”老板娘觉得这些都算不上问题,“什么事都先做起来再说,你怕什么,天又不会坍下来,再说就是坍下来,也未必就真砸到你。多大的事,不就是买点锅碗瓢盆。你说这能是多大的事。”

    从这家小馆子出来,阿妍还有点犹豫,我却觉得信心十足,仿佛已经看到了美好前景。阿妍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自己怎么也比那个老板强,像他那样的人,都有胆子开餐馆,我老四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阿妍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便告诉她,说只要到厨房里看上一眼,大厨师的基本水平就能看出来了,这肯定是非常一般化的厨师,肯定是个野路子的家伙。这种烂人都敢开馆子,科班出身的老四肯定比他强得多。

    这以后不久,我们的餐馆就正式开张了。刚开张的时候,连续一个多星期,没有一个客人上门。真是迎头一棒,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门庭冷落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可是竟然这么糟糕,自然是不会想到的。连续多少天,人们从我餐馆门前走过,只是好奇地往里看几眼,然后就掉头走了。

    那时候,要上馆子就是上国营的大馆子,要不然就是去小吃店吃馄饨吃面条。大家似乎不习惯到私人老板开的馆子里吃饭,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突然冒出来的小馆子是黑店,肯定要宰人的。刚开张那阵,我们连冰箱都没有来得及买,当时买这玩意要凭票,必须找熟人才行。是冯瑞帮我们弄到了一张冰箱票,那时候他还在商业局当秘书,冰箱票紧俏得不得了。真去付钱提货的时候,我和阿妍都有些犹豫了。说老实话,如果这生意真做不下去,还不如不花买冰箱的冤枉钱算了。那时候的人,买冰箱已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花这钱要横想竖想,根本不会想到以后家家都会有冰箱,根本不会想到冰箱会成为最普通的家用电器,结果还是冯瑞笑着开导我们:

    “买,买回家了,玩一阵,不想要了,你们把冰箱退给我,我保证你们不会损失一分钱,我原价退给你们。”

    我说:“冯瑞,这生意究竟能不能做下去,我是一点底都没有。”

    冯瑞脸一板,说:“到现在反正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了,老四,我不明白你怕什么,你老四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怕什么?”

    冯瑞说得对,都到了这一步,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阿妍说:“我们就买吧。”

    于是我们就咬咬牙买下了那台冰箱。现在说起来,真得好好地感谢这台冰箱,当然更得好好感谢冯瑞。这台冰箱的钱,当时还是跟我姐借的,买的时候就在担心,不知道这钱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如果不买冰箱,生意很可能就不做下去。刚开始的生意确实不好做,我们既然买了冰箱,已经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已经投资了,骑虎难下,这小餐馆想不开也得开下去。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没想到我们很快度过了难关,不仅将冰箱的钱还了,而且生意说红火,就立刻红火起来。生意不好的时候,门庭冷落,你傻坐那没事可做,等到生意真红火起来,人呼呼地都涌来了,你忙都忙不过来。

    唉,现在回想起来,平心而论,那真是做生意的好年头。那年头,只要你肯去做,只要你能咬咬牙,做什么生意都能发财。我们那条街上,越是盲流,越是下三滥,越是没什么身份地位,越是平时什么都不能干的人,发财发得越快。那时候许多人都一窝蜂地做盐水鸭生意,南京街头是地方就有卖盐水鸭的,要说这活根本谈不上什么技术,可是用不了几年,你肯定会成为万元户。真的只要你做,只要你肯做,只要你敢做,没人不发财。那时候发财太容易了,就好像路上有钱包等着你去捡,那时候的万元户差不多能和今天的百万富翁相比,那时候的家庭要是有个一万元存款,光是吃利息,就够活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