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我写《孽债Ⅱ》

    记得,我青年时代写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引起轰动的时候,不少读者问起我,小说里的几位主人翁,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那些曾经下过乡,后来几经坎坷终于回归到都市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对我说,我们回归的经历,我们初回到都市挣扎生存的经历,我们迟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写一写。那个年头,刚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自己创业,干个体户。一些没及时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干起了个体户,有的人甚至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对我说,你写啊,写写我们回到城市经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我没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接着写《蹉跎岁月》的续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岁月中的一代人,没有续下去的“题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回归都市以后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如同我们当年,初初下乡那几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却产生不了作品一样。

    可能是由于这种心理吧,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债》里的五个孩子,或者说这五个孩子代表的知识青年下一代,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间,又要表现他们长大了的生活,这样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的极力怂恿我尽快写出《孽债》的续集;有的根据读过和看过《孽债》的感受,还写出了续集应该表现的主题思想、人物脉络,故事该往哪里发展,要写几对恋爱;更有甚者,连续剧的故事梗概和电视剧每一集的大纲都拉出来了;当然,还有热心的企业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续集,我们立刻投资拍摄。等等。

    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我应邀和浙江大学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谈,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对我说:“叶老师,我就是孽债的产物。我的妈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亲是当地人。但是大返城时,妈妈没有离开农村回上海去。我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应该写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这个还很年轻,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女子,怀疑她在对我谈她构思的小说还是她的真实经历。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怀疑,于是又说下一次我把小孩带来。然后,她又给我讲她丈夫闯荡都市的经历……她讲的经历比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还要曲折和多变。那个下午,我只得出了一个印象,这些知青的孩子,融进了当代生活的进程,原来竟也如此艰难。

    于是乎《孽债Ⅱ》的轮廓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地有了一些雏型。

    既然是《孽债Ⅱ》,那就得扣紧五个孩子的命运来展开,那就要同“孽债”这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得准确地写出这一代孩子融进生活中经历的坎坷、困惑和碰撞。

    有一对知青夫妇,他们当年插队落户时,算是幸运的,先后被抽调到当地的中、小学任教。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中相知、相恋,结婚成家,他们为最初分到的一小间婚房欢喜雀跃。为了教好书,在生下女儿以后,就把女儿送到上海外婆家哺养。多少年过去了,他俩双双面临退休,于是决定回上海来同女儿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长大了的女儿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外婆已经辞世。外婆留给外孙女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用票证购买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岁月虽然过去了没多少年头,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已是恍若隔世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他们步入社会生活,融进五光十色的当代社会各个阶层时,面临着恋爱、婚姻、家庭、经商、事业、工作的种种现实,同样会受到财富的诱惑,同样会遭遇欺骗,同样会陷入情感的难以抉择,同样会感到委屈和困惑,同样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和苦闷,同样……

    《孽债Ⅱ》,要表现的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今天遭逢的这一切。理清了这一思路,一切对于我来说就显得清晰了。五个孩子的个性是我熟悉的,五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变迁是时时挫在我心上的,甚至五个孩子的未来,我都能看得到。于是乎,从去年秋冬开始,笔记本上的点滴收获逐渐汇拢,人物在我脑子里呼之欲出,一些细节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从元月一日起笔,经过九个月的写作,《孽债Ⅱ》成形了。

    关于写作本身,也许我还可以多说几句。从1977年早春时节,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至今,三十年来,我已经出版了五十几本书,如果算上各个出版社为我编选出版的《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小说散文自选集》(二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经典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那么,一本一本的书,出版将近有九十本了。看起来数量似乎很大,而实际上,对一个劳动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这是必然该有的收获。记得我初次访问日本时,名作家三好彻问我,出版了多少本书?那时在同行者中,我算是作品较多的,于是我便如实地说,我已出了二十八本书。三好彻说,啊,在中国作家中,你真写得不少。于是我问他,你一共出版了多少书。他说,算上编选的文集,有一百零三本吧。他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又补充说,在日本的著名作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数字。作家的一生,就是要在勤奋的笔耕中度过。

    可能是插队落户的岁月中,栖身在茅草屋里、土地庙改建的小房子里守着煤油灯写作的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养成了珍惜时间的习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愿意坐在书桌前沉思、书写,把稍纵即逝的思绪随时记录下来。有了一块一块的时间,我就愿意进入写作状态。几乎每一个夜晚,我都是临近十二点才入睡的;几乎每一个双休日,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们国家实行“黄金周”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我可以坦率地说,每个黄金周我都是在从早到晚的写作中度过的。写作当然需要有种种条件,具备种种素质,但是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

    《孽债Ⅱ》的写作也不例外,我利用了每一个双休日,除了推辞不掉的讲座,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特别是气温高达35℃以上的整个暑期,我一天也不敢浪费,天天躲在我市人大常委会406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从早写到晚。可能办公室的空调是从天花板上泻下冷气来的,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患上了“网球肘”,至今未愈。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志,除了不可请假的会议,他们免去了我的一切活动,使我得以能专心致志沉浸在《孽债Ⅱ》的世界之中。

    愿每一位关心我的读者,愿每一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同样能喜欢我的这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