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血色黄昏 3、鲁莽的巡抚

孙士毅倒霉透顶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从澳门偷渡到了广州,帝国顿时风起云涌。

罗马传信部一直希望打开中国教区,可是在雍正年间,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发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锦谋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将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过去了,乾隆皇帝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甚至允许懂医学的传教士,在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北京效力。罗马传信部错误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为大清帝国开了教禁,于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国传教。

罗马传信部在广州有个中国教务代理人,这位代理人也是罗马人,名字叫哆罗,从1781年开始,经皇帝批准在广州居住。哆罗的主要责任就是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罗住所“哆罗夷馆”就跟中国的驿站差不多,只是这个驿站是中国跟罗马之间的驿站。4名偷渡的罗马传教士到了广州就悄悄住进了哆罗夷馆。

传教士的恐怖在于他们的信息传递非常隐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广州没几天,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秦禄就到了广州,这两人是专门来请意大利人到陕西传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从广东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阳,由于路上为了躲避帝国军队的检查,他们是昼伏夜行。3个月后终于到了襄阳,就在这时,意大利传教士被军队巡逻发现,被当场抓获。

意大利人迅速被押到了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一看高鼻梁蓝眼睛的洋鬼子,心里暗吃一惊,这4个人怎么就一路毫无阻拦到了襄阳呢?特成额是原两广总督、大清名将策楞的儿子。将门虎子,这位特成额也是从部队里成长起来的一方大员,深知乾隆皇帝对传教士的忌惮。特成额马上挽起袖子提笔给乾隆皇帝写汇报奏章。特成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份情况汇报,在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惊天教会大案。

特成额的情况汇报其实非常简单平实:“盘获西洋四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马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着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特成额所说的罗马当家就是指哆罗夷馆。没想到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再也平常不过的奏章后勃然大怒,政府早已颁布禁教令,哆罗并未禀知督抚,辄遣人私至内地,送信传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刚刚上任广东巡抚的孙士毅压根儿就不知道特成额的情况汇报,更对4名意大利传教士毫不知情。乾隆皇帝却不管孙士毅怎么想,下令孙士毅一定严查。早在当年4月15日,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偷渡到广州的时候,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派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田五,深恨清政府杀害马明心,领导回民在甘肃固原州盐茶厅起义,攻破西安州营土堡。南巡途中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在一个星期后返回京城,迅速调集大军镇压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接到特成额的汇报,马上就联系到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甚至潜意识里怀疑意大利传教士就是去甘肃联络起义的回民。

乾隆皇帝对孙士毅不满到了极点。因为外国人进入大清帝国只有粤海关一个口岸,西洋人跟中国人相貌差别很大,哆罗居然能够秘密派4名意大利人如过无人之境到内地传教。难道孙士毅就一点没有觉察?一路上途经千里,就没有关卡盘查?乾隆皇帝不由得担心起帝国军备之松弛,纪律之涣散,这样的军队连几个洋人都看不住,如何维护天朝上国的绝对安全?

孙士毅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乾隆皇帝同时将旨意传遍全国,凡是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乾隆皇帝更想知道,哆罗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他们传教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

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全民抓教徒的运动。在湖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山西、山东、直隶、安徽、贵州等省,凡是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以及传授天主教的西洋人,统统抓起来送到北京受审。随着一份份情况汇报送到京城,乾隆皇帝震惊了。原来在帝国多个省份的角落,都有隐藏的西洋鬼子在传教,这远远超过自己当初的估计,现在看来绝不止4人,这些人可都是未经允许窜到内地的。愤怒的乾隆皇帝更加对广东官员失望,马上下令全国各地秘密严查。

全国行动起来了,一些怪异的教徒也浮出水面,乾隆皇帝的宠臣、陕甘总督福康安抓的嫌疑犯一下子增加到72人,这些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甘肃、凉州二府,有些中国居民信奉了天主教后,甚至将父母所起的名字都给改了,其中有一位非常崇拜传教士多明我,也就是那位想方设法把澳门变成葡萄牙人的多明我,这位中国教民改名刘多明我。汉奸当到这份儿上也算铁杆儿了,连祖宗都能够背弃,乾隆皇帝能不害怕吗?

孙士毅接到乾隆皇帝旨意后,早已胆战心惊,意大利人就是从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出发的,可以说是帝国教案的风暴源头。孙士毅毫不手软,将哆罗以及接送过意大利人的相关中国传教士一干人马全部抓获。这一抓又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在广东竟有上百人信奉天主教,可是特成额情况汇报中的关键人物蔡伯多禄却神秘失踪了。

蔡伯多禄本来是福建人,真名叫住蔡鸣阜,信奉天主教后就改名了,这位爷一直在广东当江湖郎中,也属于崇洋媚外的汉奸,4名意大利传教士偷渡到广州,就是这位改掉父母所赐姓名的铁杆儿汉奸运作的。孙士毅的巡查部队先抄了蔡伯多禄的家,他只有逃到另外一位信徒家里。1784年9月26日晚上,孙士毅带着军队抄了蔡伯多禄躲藏的教徒家。这位汉奸跳窗逃走,连夜乘船逃到了澳门。

孙士毅的噩运来了。

乾隆皇帝怒气冲天,一定要将蔡伯多禄抓捕归案。孙士毅掌握了蔡伯多禄的情报后,便派了两名官员到澳门要人。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本不知道蔡伯多禄已经逃到澳门,对孙士毅派来的人说蔡伯多禄不在澳门。孙士毅不信邪,很快就找到了运送蔡伯多禄逃亡澳门的船夫,船夫称看到蔡伯多禄进了澳门方济各修道院。10月3日,孙士毅再派人到澳门索人,可是蔡伯多禄已经乔装打扮,藏到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孙士毅很快意识到,从正常的渠道要想抓住蔡伯多禄基本不可能,葡萄牙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要想让葡萄牙人乖乖就范,那就要断了葡萄牙人的生路。孙士毅非常清楚,澳门的食物都是依靠广州供应,只要封锁澳门,葡萄牙人就会乖乖地交出蔡伯多禄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徒。孙士毅立即又派官员到澳门,非常强硬地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不交出蔡伯多禄一干人马,广东就封锁澳门。

澳门的葡萄牙人之前一直搪塞孙士毅,主要是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华利亚到果阿出差去了。孙士毅的通牒下达后不久,华利亚就从果阿回到了澳门。华利亚对孙士毅的脾气秉性不了解,所以态度非常地强硬,就是坚决不交蔡伯多禄,甚至还提出一个侮辱大清帝国的理由:澳门当局不对中国逃亡者负责任,澳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

华利亚的强硬激怒了孙士毅,孙士毅立即下令封锁澳门。

封锁澳门后,1784年10月26日,孙士毅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乾隆皇帝拿到汇报后,一看也就是一份简单的搜捕汇报。这份汇报的末尾,孙士毅写道:窃思,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乃蔡伯多禄擅行出入招引,该商等置之不见不闻,一任改装越境,咎实难辞。

孙士毅为了推卸责任,将蔡伯多禄秘密帮助意大利传教士偷渡的责任,以及后来流窜到内地的责任,统统推到了行商身上,乾隆皇帝还没有老眼昏花,特地在蔡伯多禄的名字后面朱批:“此人何尚未获?”通览孙士毅写给乾隆皇帝的汇报,除了汇报材料末尾有乾隆皇帝朱批的三个字“知道了”之外,就是对蔡伯多禄的批示了,可以想象乾隆皇帝对传教士可能勾结起义回民是多么地警惕,抓住蔡伯多禄是乾隆皇帝的心愿。

封锁还在继续,澳门的食品很快就严重短缺。

华利亚这个时候依然拒不交出蔡伯多禄,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在整个澳门搜索蔡伯多禄的下落,目的是希望孙士毅能够解除对澳门的封锁。孙士毅看穿了华利亚的花招,下令继续封锁澳门。华利亚的强盗嘴脸一下子露出来了,为了解决粮食危及,公然下令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进行武装抢劫。

葡萄牙人的海盗习性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一艘正要离港的载有大米的中国船只成了他们的目标,葡萄牙军队迅速包围了船只,关押了船上的中国船员,明目张胆地将船上的大米运到了总督府的仓库。一艘船的大米无法满足危机,华利亚下令继续抢劫,凡是发现运载粮食的船只,只要经过澳门就无条件开火。

华利亚的海盗抢劫行径顿时将澳门周边海域推向了恐怖境地,往来广州黄埔港的欧美商人陷入了恐慌,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也陷入恐慌,葡萄牙军队甚至冲到老百姓家里抢劫。孙士毅毕竟是文人出身,之前也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本来蔡伯多禄逃跑已经让乾隆皇帝很生气,现在因为封锁澳门引发冲突,那样自己肯定掉脑袋。10月28日,孙士毅下令解除封锁。

孙士毅窝囊之极,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全国通缉蔡伯多禄,这让孙士毅如芒在背。万般无奈之下,孙士毅只有继续跟华利亚交涉,甚至将葡萄牙驻扎澳门的所有官员都召集到修道院开现场办公会议。孙士毅的代表脑子不好使,现场就要华利亚交出蔡伯多禄,甚至当着所有澳门官员的面交给华利亚一封强硬的谕令,如果澳门当局再不交出逃犯,帝国的军队已经枕戈待旦,朝发夕至,踏平澳门。

华利亚是澳门历史上有名的死硬分子,孙士毅来硬的,这位爷偏不信邪,就是不交蔡伯多禄。这个时候,澳门的商人坐不住了,一旦商人关门停业了,华利亚的税收什么的就收不了啦。华利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不想交出蔡伯多禄,华利亚秘密将蔡伯多禄送到一条葡萄牙船上。10月30日夜晚,蔡伯多禄等乾隆皇帝下令通缉的要犯,在澳门码头秘密登船,天还没有亮,葡萄牙人就急匆匆开船离港,直奔亚洲老巢果阿。

跑了朝廷钦犯,孙士毅只能抓住哆罗的担保人潘振承打板子。顺势给乾隆皇帝写信:臣钦奉谕旨,遵即传唤商人带领哆罗即罗马当家同至臣署,晓以天朝法令,复宣扬皇上恩德,该哆罗觳觫跪聆,叩头认罪,商人潘文岩等在旁目击,亦十分惶悚,自称防范不严,愿求一体议罪,以冀稍赎前愆。

孙士毅提出以银子认罪的法子,源于当时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提出的议罪银,只要犯罪分子交出银子,就可以免罪。潘振承这一次是出了大血,孙士毅再给乾隆皇帝汇报的时候,潘振承还不得不装孙子认罪:洋商潘文岩禀称,哆罗罗马当家住宿行中,失于防范,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致有揽送洋人越境之事,非寻常玩忽可比,情愿罚银十二万两,着照所请,准其认罚。

潘振承交了议罪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交纳两万到十四万两银子,什么罪过都可以免,当然造反是不行的。孙士毅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了潘振承身上,甚至包括蔡伯多禄的逃跑。当然潘振承也交纳了快接近议罪银上线的银子才得以平安。可是孙士毅却对华利亚耿耿于怀,秘密地集结部队,准备好好地教训一番葡萄牙人。

孙士毅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葡萄牙嚣张跋扈跟帝国唱反调的时候,英格兰人的大炮在黄埔港打死了中国居民。就算自己理解为那是误伤,可是乾隆皇帝绝对不会相信英格兰人的行为是无意的,洋鬼子炮击命案会不会是他们跟葡萄牙人勾结的一个阴谋,尤其是现在欧美鬼子们将武装力量集结到了黄埔港,这是不是葡萄牙人在背后的诡计,将帝国军队拖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然后瓦解帝国军队对澳门的攻击呢?